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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量是国家单边运用政策工具能够提供的国内收益的性质与程度。我们把这些称为政策工具的本国收益。如上面提到的，合作的成本包括放弃单边使用政策工具造成的损失。单边运用政策工具的净收益也应该包括因单边使用政策工具导致的别国对本国的报复。总之，领导人的效用必须要考虑下面两个因素的总和：（1）从单边运用政策工具所得到的收益（本国经济和利益集团的收益去掉报复的成本，假设存在报复）；（2）当外国政府使用这些政策工具时对本国政府造成的净外部成本。政治领导人对合作的需求是这些政治成本和收益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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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要关注政策工具的两方面影响：能够从单边运用政策工具中得到多少收益；如果其他国家单边运用这些政策，本国必须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政策工具没有太多国内收益（比如，因为该政策而导致的别国对本国的高成本的报复，或者该政策在国内缺乏有效性），而且别国运用这些工具的外部性很高，那么对领导人而言，合作就具有很高的效用（参见表2.1）。如果政策工具有显著的国内收益和较低的外部性，那么领导人合作的收益就比较小。而且，如果国内收益和外部性都比较低，领导人合作的兴趣仍然有限，因为合作努力本身要付出成本而运用政策工具则几乎没有成本。当政策工具的国内收益和外部性都较高时，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将在政策工具的国内价值及其外部成本间做出选择。合作的需求就处于本国收益低、外部性高以及本国收益高、外部性低两种情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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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际合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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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低 外部性高 国内收益高 没有/较少需求 某种程度的需求 国内收益低 很少需求 最为强烈的需求 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影响它从政策工具中获得的国内收益。首先，贸易和资本开放性的增加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有效性（Cooper 1986；299）。其次，外部报复的成本将会根据国家间经济开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报复成本越来越高，但是也越来越有效。在极端情况下，没有国际经济联系的国家没有能力采取经济报复，也不会被别国所报复。但是报复的可能性还依赖于政策领域的其他方面，并不仅是经济开放度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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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出关于经济开放性的影响以及在不同议题领域内经济开放对政治行为体效用造成外部性的模型。合作意味着放弃单边运用政策工具——包括货币供给M、财政政策G、贸易和产业政策T以及汇率政策E。货币合作可能意味着固定汇率制，这样E和M不再可变。对贸易政策而言，保护水平将会固定，所以T也不能变动。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合作的成本就是政策变动的丧失。2在什么时候这种成本会超过政策工具合作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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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体要赢得选举，他们的当选依靠经济状况的优劣——尤其是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3为了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偏好，给定他们的效用函数，我将运用修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MMF）。通过应用特定的假设，这个模型表明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模型受到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强烈挑战。但是克鲁格曼（Krugman 1993）强调尽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难看的和有限的，但是该模型仍然很重要。模型假设行为体在面对市场中的各种制约条件下，采取短期行动。这些不同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前提对研究政治经济学更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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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国家框架内运用这个模型，经济学家已经能够表明政策变化（以及外生的扰动）对本国和外国的影响（比如Mundell 1963，1968；Cooper 1985，1986；Mussa 1979；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利用几个假设，我们可以在前述四个议题领域建立有关政策变化对本国和外国影响的模型。因为失业率同经济增长率反向相关，经济增长率可以被用作政治家的就业目标的指标。总的来说，当实际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符合政治领导人期待的水平时，领导人就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他们的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达到预期水平。因为领导人往往着迷于连任，因而他们的兴趣在于经济的短期状况。因此运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短期内预期外的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会同失业率的降低（或者增长率的上升）相联系。对不同政治领导人，这些目标的理想水平各不相同。政党属性将起重要作用：左翼政党领导人会偏好于高增长、低失业，而接受较高通胀；而右翼政党领导人会不希望通胀，而接受较少增长和更多失业（Hibbs 1978；Alesina and Roubini 1992；Alesina and Rosenthal 1995）。政策选择可能会因政党而不同，后面会继续加以讨论。这里描述的效用函数适用于所有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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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领导人的目标就是实现特定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是零通胀，用π*表示；特定的产出增长率，用x*表示。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就是实际通胀率π和领导人希望的通胀率π*之间差异的函数，同时也是实际增长率x与领导人期待的增长率x*之间差距的函数。当这些值偏离其期待的增长率时，领导人的效用就会降低。实际增长率依赖于自然增长率加上部分预期外通胀导致的增长率，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反过来，通胀等同于国内和外国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p和p′）或者国内价格变化加上实际汇率E（比如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因此任何影响国内、外国价格或者实际汇率的政策都会影响短期产出。然而，由于市场的各种刚性，这些变化不会立即改变通胀率，至少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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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个模型关注的是货币政策，M是唯一允许政府控制的变量。本书中的视角更为广泛。假设政府能够控制的变量有四个（Mussa 1979），也就是政府能够控制货币供给（M）、财政政策（F）、贸易和产业政策（T）以及名义汇率（E）。这四种政策都同通胀率π相联系。即使存在国内黏性价格，这四种政策工具都能通过实际汇率影响增长率和通胀率，从而发挥作用。因此当经济开放时，每种政策都可能产生国内和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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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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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面使用的模型通常用来分析货币政策，所以我们的讨论也从货币政策开始（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Artus 1989；Blackburn and Christensen 1989；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Mussa 1979）。在封闭经济中，通胀率π是短期国内货币供给M的简单函数，也就是说，政府影响通胀的主要工具就是货币供给。如果假设经济是开放的，那么π也是外国政府货币供给M′的函数。这意味着本国政府实现货币目标的能力也要依赖于外国政府的政策行为——M′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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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的效用函数就变成了国内通胀是本国货币供给以及货币供给变化的正函数，是外国货币供给变动的负函数（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14）。本国领导人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依赖于外国政府及其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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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也就是国家间完全的资本流动，国家利率受制于世界利率，当政治领导人面对国内衰退和即将到来的选举时，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冒险采用货币政策来促进就业。4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将通过两个机制对国内增长和就业产生很强的（短期）影响。首先，导致国内利率的下降，相应导致资本外流和本国货币贬值，从而刺激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其次，通过初始利率降低来增加产出，从而增加进口，使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导致汇率贬值。然后，汇率贬值将促进出口而降低进口，从而改善经常账户和刺激增长。在短期内，领导人会改善国内状况。在这些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内收益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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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动汇率体系和高资本流动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使用将会给别国带来问题。在这些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变成零和博弈。本国政府通过增加M来实现自己目标的努力会对外国政府产生负面影响。本国汇率的贬值意味着外国货币的升值，这将造成外国出口的降低和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将降低其国内需求，从而在短期内降低其增长和就业。在这些情况下，货币政策成了“以邻为壑”的政策。本国政府自助的行动造成了外国政府实现自身目标的困难。因此当经济开放与汇率浮动时，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很高。设计一种方式来控制货币政策的单边运用就可能成为双方领导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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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提到的不管货币政策是刺激性的还是紧缩性的，上面的论断都成立。如果本国控制货币供给，那么其利率上升，外国资本流入，这样本国汇率升值。因为利率的增加会降低经常账户收入，从而放缓国内产出Y。尽管最初Y的减少也会降低对国外进口的需求，但是汇率升值可能会克服这一点，从而造成外国出口和外国产出YF的增加。但是这也可能对别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汇率升值造成了国外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提高工资的要求，造成外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将通胀出口到国外（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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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完全流动而汇率固定时，货币政策不再是独立的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必须运用货币供给来捍卫汇率，因此为了维持汇率，M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抵消性变化。蒙代尔（Mundell 1963）认为，在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丧失了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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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流动而汇率浮动时，报复的可能性有多大？国家运用针对别国的反制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货币政策是否只是被视为国内政策工具，其对外国造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否是无意的？如果一国将别国的货币政策看作对自己的直接攻击，报复的动机就比较高，就如同竞争性货币贬值那样。其次，货币政策对国内过于重要，以致不能进行报复。如果报复不可行，那么本国从自主货币政策中的收益可能会很高，但是外部性也可能很高，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只有有限的合作意愿。如果报复是可行的，合作的要求应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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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上述情况与封闭经济的情况，或者本国与世界间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相比较。浮动汇率制下，本国政府货币供给增加会造成与上述条件相同的国内影响，但是并不产生相同的外部影响。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利率是独立的，本国货币供给的变化并不影响别国。当资本不流动而汇率浮动时，就会有“完全的宏观经济独立”（Mussa 1979：166），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就消除了。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当经济封闭时，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大大降低，因为货币政策可以保证重要的国内收益而少有外部性。向一个有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转变应当会增加货币政策合作的需求。马斯（Mussa 1979：179）指出：“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流动促进了从一国经济向整个世界扩散的货币波动（或政策变化）。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放大了货币波动（或政策变化）对初始产生国家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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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经济中，货币合作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包括相互协调目标区域、可调固定汇率、固定汇率，甚至单一货币联盟等。固定汇率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再具有相同的对内影响。实际上，如上面提到的，因为需要维持固定汇率，领导人不能为了国内目标使用货币政策。货币供给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利率和汇率，为了让汇率维持固定水平，需要相反的、同等的货币供给变化。货币联盟必须要放弃更多的货币主权，要取消现有的国家货币，国家对货币供给将完全不再具有国内控制力（Gros and Thygesen 1992）。这些合作消除了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外部性，但是也取消了国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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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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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比较很有意思。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支出和税收G；这里我假设的是政府支出中的债务融资（debt-financed）的增长，而不是税收融资（tax-financed）的部分。在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在短期内因为两种相反的影响，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就业或者通货膨胀只有有限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Mussa 1979；Blackburn and Christensen 1989；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产生两个结果：国内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进口并且形成汇率贬值压力；同时也会暂时提高利率，导致外国资本流入、汇率升值以及随后国内需求的降低。货币升值会制约国内起初的经济增长。因此短期的增长和就业的净效果似乎要比封闭经济情况下小得多，甚至可能不存在。如果这两种效果相互抵消，那么财政政策对国内增长就没有效果。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in 1992：68）认为：“在浮动汇率以及初始债务为零的条件下，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将失去改变经济活动水平的能力；其全部影响可能被汇率（也就是贸易）的变化所吸收。”因此政治领导人会看到财政政策很少产生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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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的财政政策效用函数非常明显，它是本国和外国财政政策的正函数，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货币政策（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政策的外部性是什么？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国内财政支出的增加往往对外国政府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削减）将造成短期内国内需求的增加和本币的升值，也就相当于外币贬值。这些影响既扩张外国产出，也使其更多出口。财政刺激政策对外国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会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从而对外国造成紧缩性影响。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结果是外国的同步扩张（Frankel and Razin 1992；77—78）。［财政紧缩（政府支出的降低或者增加税收）将像放缓本国经济一样降低外国的增长。然而，也会导致资本从本国外流，从而有利于外国。根据外国的经济形势，这也可能会产生负外部性。］总之，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有更小的负外部性，财政政策的国内效果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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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同浮动汇率制相比较），财政政策的合作需求变得更为不显著。在这种条件下，财政政策是对国内高度有效的工具，要比浮动汇率制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国内收益。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n 1992：50）认为：“浮动汇率可以让外国经济几乎可以完全独立于本国的税收融资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促进IS曲线向右平移的财政扩张政策具有足够的能力增加产出水平，因为迫使货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存在。”财政刺激对本国具有上面提到的相同影响，只不过在出现资本流入和潜在的本币升值条件下，政府必须运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增加货币供给是降低国内利率所必需的，而且这也是第二种国内经济刺激方法，因此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收益如此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对合作更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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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下，本国财政扩张可能也会对外国产生积极影响。本国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外国造成两个影响：增加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提高世界利率，从而降低外国（和本国）需求。如果利率的影响不足，而且本国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外国商品，那么财政扩张对别国也会产生相同的作用（Frenkel and Razin 1992：63—65）。因此，国内财政政策不容易对别国造成负外部性，也就进一步降低了国家的合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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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对本国财政政策变化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不同因素。第一，财政政策的境外影响一般同其国内影响正向联系；国内的刺激方案也会导致外国的扩张，尽管可能其程度不如本国。所以在浮动或者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并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依据其他国家的目标来判断，财政政策不太容易导致报复。第二，如果把财政政策视为纯粹的国内政策工具，报复的可能性就更低，而且可能会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重要性而不会将其用作报复工具。第三，钉住财政政策的困难度也会降低报复的效用。在多数国家，财政政策是立法机构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不像货币政策通常由行政机构及中央银行掌控，财政政策要求多数行为体接受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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