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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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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需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外国贸易保护或者补贴的增加在短期内将如何影响本国和外国的产出？（注意本节考察的是这些工具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下节考察其对社会集团及其需求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将贸易和产业政策看作是一种政策形式，是因为它们对贸易平衡具有同样的作用。关税、配额和补贴会改变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在短期内（并且没有报复），这种政策会对国内增长和就业产生正面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关税将会提高进口价格，将需求转到国内产品，从而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内产出。5配额会限制进入本国的外国商品数量，也会将需求转到国内商品。（两者的一个差异在于关税收入流入政府，而配额租金则成了产业收益。）补贴降低了国内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外国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并且降低了对外国竞争性商品的国内需求。在效果上，它们都会促进国内出口和/或降低进口，促进国内经济而损害国外经济。面对国内衰退和即将举行选举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贸易或产业政策，从而在短期内推动就业。在开放经济中，保护和补贴的国内收益可能尤为显著。实际上，贸易越开放的经济，这种影响会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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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产业政策领域，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与货币政策的函数相近，是本国贸易政策的正函数，是外国贸易政策的负函数。宽泛的保护主义或者补贴政策的外部性可能会很显著。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一样，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以邻为壑的效果。因保护或者补贴而创造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外国出口的下降，从而导致其产出的下降。国内就业的增加是以外国就业的丧失为代价的。外国政策制定者会因别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而境况变差。这种情况下的外部性很高，而且是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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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几个因素。第一，外国政府是否将对方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看作是针对本国出口的？［战略贸易理论提醒我们，补贴也能对外国出口具有相同的针对效果（Krugman 1986；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当两国都可以预期这种状况并且直接观测到其影响时，报复就极有可能发生。第二，越难证明贸易政策只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报复就越可能发生。第三，如果报复能够使外国完全弥补因对方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报复也很有可能发生。当两国是贸易伙伴时，报复最可能发生。如果报复真的发生了，那么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之后）可能会相当低。给定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较高负外部性，这个领域合作的需求应该较为显著。经济体对贸易越开放，外部性越大，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愿望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在这些政策巨大的国内收益条件下，只有当报复抵消的可能性较高时，合作才会为政策制定者带来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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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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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政府采取冲销政策（sterilization policies）时，汇率才能被看作是独立的政策工具，否则汇率是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内生决定的（Dornbusch 1980；Mussa 1979；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Marston 1988）。下面的讨论假定采取了冲销政策。在开放经济中，在汇率领域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应当较高。当资本完全流动并且贸易对国家重要时，汇率会对本国和外国都有重要影响。汇率告诉我们关于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因为国内收入是开放经济中贸易平衡的函数，汇率变化也会对产出造成强烈影响。短期内的货币贬值（固定汇率制下的币值下调）的国内影响就是提高了进口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了这些进口。对于本国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数量的下降、出口数量的上升。在特定条件下，需求将转到国内商品，国内贸易平衡将会改善。6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贸易平衡和国内产出都会增加。因此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具有较高的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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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汇率政策，政治领导人的效用是汇率的正函数，也就是本国货币的贬值（或者说外国货币的升值）能够通过短期的、预期外的通胀增加来创造暂时的增长。因此汇率政策的外部成本是重要的并且是负面的。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贸易和产业政策一样，汇率政策也是“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促进了短期内国内产出和就业，然而是以外国产出和就业为代价的。本国货币贬值（币值下调）意味着外国货币的升值。这增加了外国出口的成本，降低了进口的成本，从而减少了外国的需求及产出。因此汇率变化的外部性是非常重要并且是负面的。经济越开放，这些负外部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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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汇率政策的国内收益可能很高，但是潜在的报复也各不相同。汇率政策越是以某国为针对目标，其对外影响就越直接和明显，也就越容易招致报复。另外，若不能将汇率政策说成是纯粹的对内政策，外国的报复政策可能会快速而且是对抗性的。因此汇率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后）可能相当低，由于汇率政策的高度负外部性，因而汇率领域的合作需求应当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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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开放经济中具有不同的国内和外部影响，因此导致对合作有不同程度的期待。当面对外国单边运用政策工具造成较高的负外部性时，国家会看到合作的巨大收益。但是这种收益会受到此种政策工具国内有效性程度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短期内改善经济程度的制约。如果政策工具在国内非常有效，领导人将不愿意放弃该政策工具来采取合作。然而，政策工具的内部效用也是外国政府因其采用该政策而进行报复的成本与可能性的函数。如果单边运用政策工具有效，但是会激起外国快速且对抗性的报复，那么实际效用就很有限。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其负外部性很大，那么合作的需求就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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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G）与货币政策（M）、贸易和产业政策（T）、汇率政策（E）存在一个重要的政治差异。促进本国经济的M、T、E的变动可能会对外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实现内部目标的方式导致对外国不利的价格变动，这些政策是侵犯性和“以邻为壑”的政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结果往往促进国家间的积极联系。根据其他国家目标，国内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外国产生正外部性。但是，合作的需求也依赖于报复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难以先验性地获知，所以不可能抽象地预测每个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财政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会弱于其他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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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的经济关系仅限于短期。假设政治行为体仅关注短期，基本上只是到下次选举。他们试图使自身短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中长期，每一个领域的扩张政策努力都将导致国内价格变动，从而抵消掉短期内的影响。如许多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那样，价格调整的越快，就越不能应用菲利浦斯曲线。相反，政策变化导致价格变化（通胀），从而抵消任何增长或者就业收益。如果在下次选举之前，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驱动领导人行为的力量，那么短期关系就最为合适。越是着眼于长期的政治家（以及越灵活的价格），上述的讨论就越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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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需求会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政党而不同么？左翼政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等）领导的政府是否同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保守党等）具有不同的合作偏好？上面所运用的效用函数普遍适用于所有政治领导人。政府的政党差异在于对控制通胀与促进增长和就业之间的权衡考虑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左翼政府对增长和就业的关注多于对通胀的关注（Hibbs 1978；Alesina and Roubini 1992），这意味着增长和就业比控制通胀更具优先性。相反，对于保守政府，控制通胀要比就业更重要。因此，效用函数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而是这两个竞争性目标的权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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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个政党执政，上面描述的函数关系都不会改变。影响合作需求的是经济现状与领导人目标之间的差距。领导人作出计算时的经济状况是关键的，如果通胀很高，尤其是高于预期水平（π－π*≫0），那么无论保守的还是左翼的政府领导人都会关注对通胀的控制，尽管保守政府更愿意在任何给定水平上采取行动控制通胀。如果就业和增长低于或者严重低于预期水平（x－x*≫0），那么所有党派的领导人都将关注就业，只不过左翼会更担忧。经济学家持同样观点，认为经济所面临的冲击的本质是重要的。他们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完全就业均衡，然后遭到外部或者内部的经济冲击。冲击的本质决定了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比如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通胀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使得领导人的行动不同，而无论其政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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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以下不同因素而不同。第一，国家经济越开放，外部性越重要，领导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总体收益就越大。而且国家越开放，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越低，从而合作的成本也越低（Cooper 1986：299）。第二，合作的收益会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在那些政策工具的国内净收益高的领域，合作将会遇到抵制。随着政策工具负外部性的增加，协调性政策的收益上升。外国对抗政策变化的报复的可能性越高，国家寻求合作结果的可能性也越高，因为报复会降低国内收益。因此不同的议题领域会造成政治领导人合作需求的不同程度。第三，政府的政党取向会影响不同目标的权重。第四，经济状况也是重要因素。当过于偏离通胀和增长的预期点时，政治领导人将更有寻求政策变动的激励；但是这既可能涉及国际合作，也可能不涉及。他们的选择依赖于议题领域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总的来说，领导人的合作收益将会因议题领域和国家经济开放程度而不同。面对高的负外部性以及政策工具的较低国内收益，开放经济的政治领导人会更易于提出合作性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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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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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集中于理解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以及他们的政策偏好因对经济状况的不同关注而产生的差异。如上面所提到的，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也依赖于利益集团的偏好。政策的分配性结果推动了利益集团；他们寻求收益最大化，政策影响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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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集团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两个作用。第一，作为压力集团，通过捐助竞选资金和动员选票的能力，直接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偏好，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偏好常常对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有显著影响。第二，他们也扮演一个相对间接的作用，向政治行为体尤其是议员提供信息。议员具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对政策的细节并没有完全的信息。利益集团的这个作用并不直接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但是扮演着发出信号的作用，让政治行为体对不同政策——这里就是国际合作的政策——的后果有所警觉。“理论与经验的证据表明，通过对单个候选人的游说，从而进行策略性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有关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国会政策的观点”（Austen-Smith 19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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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原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依赖于相关政策领域的利益集团的偏好。尤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也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尤为重要。因此本节将研究利益集团的偏好是怎样被塑造的，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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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体国际合作的偏好是选举计算的函数，社会集团的偏好则依赖于国际协定的分配性结果。合作性协定对社会行为体收入的影响是他们支持或者反对这些协定的主要决定因素。源于合作性协定的政策变化的分配性结果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偏好。他们将青睐于能够促进自身收入而不是降低收入的政策，最偏好于能够最大化其收入的政策。因此这些集团的偏好依赖于问题领域。比如相比于贸易政策自由化，货币政策协调造成的后果不同。像政治行为体一样，利益集团的偏好也因议题领域和国际协定提出的特定政策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因此，尽管利益集团极少是合作性谈判的正式发起者，但是他们也会极大地影响合作。埃文斯、雅各布森和帕特南（Evans，Jacobson and Putnam 1993：403）在双层博弈的研究中表明，“毫无疑问，议程设定通常会影响领导人的偏好。直接回应选民压力的国际倡议极为罕见”。然而，社会集团通过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和信息来源间接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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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的论点认为，源于社会集团的偏好和政治压力是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合作的关键决定因素（Gourevitch 1986；Milner 1988；Rogowski 1989；Frieden 1991）。在这个观点的背后存在两个不同的逻辑：首先，强调利益集团对政策的非正式批准；其次，关注丧失“商业信心”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逻辑，政治领导人可能要了解社会集团的偏好，因为他们知道在制定政策之后，这些政策要接受选举检验。政治家期望保持职位，因此需要赢得改选。这样他们会预期社会集团的反应，避免会让自己陷入选举麻烦的政策。失掉竞选支持将结束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近来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丑闻表明，商人和政治家间是一种紧密相互依赖的关系：政治人物需要竞选捐款，而利益集团则希望收入最大化，并建立一个对自己友好的管制环境。拉姆齐和罗森布卢特（Ramseyer and Rosenbluth 1993：27—28）对日本的研究表明，“政治家的个人投票选举战略明显成本很高……自民党从哪里得到资金？自民党怎样才能够募集到这么多的钱？公司捐助者愿意资助自民党，因为他们相应也能有所得：以牺牲中间选民为代价制定出偏向于公司的政策。厂商资助自民党以换取有利的预算、税收和管制待遇……这种体系中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他们极大地增加了自身政治生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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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为理解哪些集团支持合作、哪些集团反对合作提供了框架。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国内分配决定了合作的可行性。社会集团对提出的合作性政策的反应是政治行为体的主要关注。他们将预估这些反应——或者在国际合作的谈判过程中了解——并在这些反应基础上选择政策。从这种意义上看，所有政策必须得到国内“批准”，包括合作的决策。“国际经济议题关涉到了众多投票人的钱夹，因此国际协定无论从抽象原则上看多么的吸引人，都必须在国内政治领域赢得‘批准’——非正式的，如果不是正式的话”（Putnam and Bayne 1987：276）。在一些国家，只有同主要社会集团的政策偏好一致时，合作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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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影响背后的第二个逻辑同林德布洛姆（Lindblom 1977）连在一起，他认为政治领导人将尤为迎合商业利益。资本家实际上在政体内处于“特权地位”。如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关注商业集团的偏好，而忽视其他集团。因为政治领导人的选举前景依赖于经济状况，他们必须关心那些能够直接影响经济的集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控制了多数私人投资和就业增长，这两者都是选举成功的关键。因此，政治领导人必须避免损害“商业信心”或者更严重地引起资本外逃的政策。他们需要预估商业集团对其政策的反应，追求那些能够赢得商业集团“支持”或者输掉选举的风险较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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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和利恩（Bates and Lien 1985）发展了赫希曼（Hirschman 1970）的观点，认为在开放经济中，相对于政府，可以离开本土的资本家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为了阻止资本流出（或者不进入），政府必须要考量商业集团的偏好。商业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对政治施加结构性限制，而且可能随着经济开放的增加，这种制约就越强大。国际合作要适应那些能够得到商业集团支持的政策。一些人认为这是对欧洲大陆单一市场计划（Sandholtz and Zysman 1989）及其货币协调努力（Frieden 1991）的一种关键解释。像第一种论点一样，这个观点也依赖于预期反应。利益集团通过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也常常是不透明的作用，进而影响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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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塑造了利益集团对国际合作的偏好？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些利益集团是谁的问题。这也就是问对什么政策哪些集团是重要的。对利益集团而言，国际合作意味着具有分配性后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或者促进其收入，或者损害其收入。我同意贝茨（Bates 1981）对“收入”概念的宽泛运用，他认为社会集团关注三个因素：收入、消费产品的成本，以及用作自己产品部件的商品的成本。他们的净收入就是从前者减掉后两者。能够促进集团收入、降低中间商品和消费产品成本的政策将得到这些社会集团的支持。损害集团收入并增加消费商品和中间品价格的政策将遭到这些集团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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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集团不受政策变化的影响，它就不太会卷入这样的议题领域。受合作性协定影响严重的集团将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比如，组织全世界造船业的谈判一定会使造船工业成为主要行为体，因为这样的国际协定会对这些厂商产生重要的分配性影响。因此，卷入不同合作性谈判的集团应当不太一样。比如贸易自由化可能要比货币政策协调激起更多的不同集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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