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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的效用函数就变成了国内通胀是本国货币供给以及货币供给变化的正函数，是外国货币供给变动的负函数（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14）。本国领导人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依赖于外国政府及其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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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也就是国家间完全的资本流动，国家利率受制于世界利率，当政治领导人面对国内衰退和即将到来的选举时，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冒险采用货币政策来促进就业。4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将通过两个机制对国内增长和就业产生很强的（短期）影响。首先，导致国内利率的下降，相应导致资本外流和本国货币贬值，从而刺激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其次，通过初始利率降低来增加产出，从而增加进口，使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导致汇率贬值。然后，汇率贬值将促进出口而降低进口，从而改善经常账户和刺激增长。在短期内，领导人会改善国内状况。在这些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内收益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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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动汇率体系和高资本流动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使用将会给别国带来问题。在这些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变成零和博弈。本国政府通过增加M来实现自己目标的努力会对外国政府产生负面影响。本国汇率的贬值意味着外国货币的升值，这将造成外国出口的降低和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将降低其国内需求，从而在短期内降低其增长和就业。在这些情况下，货币政策成了“以邻为壑”的政策。本国政府自助的行动造成了外国政府实现自身目标的困难。因此当经济开放与汇率浮动时，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很高。设计一种方式来控制货币政策的单边运用就可能成为双方领导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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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提到的不管货币政策是刺激性的还是紧缩性的，上面的论断都成立。如果本国控制货币供给，那么其利率上升，外国资本流入，这样本国汇率升值。因为利率的增加会降低经常账户收入，从而放缓国内产出Y。尽管最初Y的减少也会降低对国外进口的需求，但是汇率升值可能会克服这一点，从而造成外国出口和外国产出YF的增加。但是这也可能对别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汇率升值造成了国外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提高工资的要求，造成外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将通胀出口到国外（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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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完全流动而汇率固定时，货币政策不再是独立的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必须运用货币供给来捍卫汇率，因此为了维持汇率，M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抵消性变化。蒙代尔（Mundell 1963）认为，在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丧失了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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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流动而汇率浮动时，报复的可能性有多大？国家运用针对别国的反制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货币政策是否只是被视为国内政策工具，其对外国造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否是无意的？如果一国将别国的货币政策看作对自己的直接攻击，报复的动机就比较高，就如同竞争性货币贬值那样。其次，货币政策对国内过于重要，以致不能进行报复。如果报复不可行，那么本国从自主货币政策中的收益可能会很高，但是外部性也可能很高，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只有有限的合作意愿。如果报复是可行的，合作的要求应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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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上述情况与封闭经济的情况，或者本国与世界间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相比较。浮动汇率制下，本国政府货币供给增加会造成与上述条件相同的国内影响，但是并不产生相同的外部影响。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利率是独立的，本国货币供给的变化并不影响别国。当资本不流动而汇率浮动时，就会有“完全的宏观经济独立”（Mussa 1979：166），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就消除了。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当经济封闭时，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大大降低，因为货币政策可以保证重要的国内收益而少有外部性。向一个有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转变应当会增加货币政策合作的需求。马斯（Mussa 1979：179）指出：“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流动促进了从一国经济向整个世界扩散的货币波动（或政策变化）。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放大了货币波动（或政策变化）对初始产生国家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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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经济中，货币合作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包括相互协调目标区域、可调固定汇率、固定汇率，甚至单一货币联盟等。固定汇率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再具有相同的对内影响。实际上，如上面提到的，因为需要维持固定汇率，领导人不能为了国内目标使用货币政策。货币供给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利率和汇率，为了让汇率维持固定水平，需要相反的、同等的货币供给变化。货币联盟必须要放弃更多的货币主权，要取消现有的国家货币，国家对货币供给将完全不再具有国内控制力（Gros and Thygesen 1992）。这些合作消除了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外部性，但是也取消了国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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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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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比较很有意思。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支出和税收G；这里我假设的是政府支出中的债务融资（debt-financed）的增长，而不是税收融资（tax-financed）的部分。在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在短期内因为两种相反的影响，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就业或者通货膨胀只有有限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Mussa 1979；Blackburn and Christensen 1989；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产生两个结果：国内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进口并且形成汇率贬值压力；同时也会暂时提高利率，导致外国资本流入、汇率升值以及随后国内需求的降低。货币升值会制约国内起初的经济增长。因此短期的增长和就业的净效果似乎要比封闭经济情况下小得多，甚至可能不存在。如果这两种效果相互抵消，那么财政政策对国内增长就没有效果。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in 1992：68）认为：“在浮动汇率以及初始债务为零的条件下，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将失去改变经济活动水平的能力；其全部影响可能被汇率（也就是贸易）的变化所吸收。”因此政治领导人会看到财政政策很少产生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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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的财政政策效用函数非常明显，它是本国和外国财政政策的正函数，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货币政策（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Frenkel and Razin 1992）。财政政策的外部性是什么？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国内财政支出的增加往往对外国政府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削减）将造成短期内国内需求的增加和本币的升值，也就相当于外币贬值。这些影响既扩张外国产出，也使其更多出口。财政刺激政策对外国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会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从而对外国造成紧缩性影响。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结果是外国的同步扩张（Frankel and Razin 1992；77—78）。［财政紧缩（政府支出的降低或者增加税收）将像放缓本国经济一样降低外国的增长。然而，也会导致资本从本国外流，从而有利于外国。根据外国的经济形势，这也可能会产生负外部性。］总之，在浮动汇率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有更小的负外部性，财政政策的国内效果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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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同浮动汇率制相比较），财政政策的合作需求变得更为不显著。在这种条件下，财政政策是对国内高度有效的工具，要比浮动汇率制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国内收益。弗伦克尔和拉赞（Frenkel and Razn 1992：50）认为：“浮动汇率可以让外国经济几乎可以完全独立于本国的税收融资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促进IS曲线向右平移的财政扩张政策具有足够的能力增加产出水平，因为迫使货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存在。”财政刺激对本国具有上面提到的相同影响，只不过在出现资本流入和潜在的本币升值条件下，政府必须运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增加货币供给是降低国内利率所必需的，而且这也是第二种国内经济刺激方法，因此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收益如此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对合作更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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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下，本国财政扩张可能也会对外国产生积极影响。本国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外国造成两个影响：增加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提高世界利率，从而降低外国（和本国）需求。如果利率的影响不足，而且本国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外国商品，那么财政扩张对别国也会产生相同的作用（Frenkel and Razin 1992：63—65）。因此，国内财政政策不容易对别国造成负外部性，也就进一步降低了国家的合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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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对本国财政政策变化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不同因素。第一，财政政策的境外影响一般同其国内影响正向联系；国内的刺激方案也会导致外国的扩张，尽管可能其程度不如本国。所以在浮动或者固定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并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依据其他国家的目标来判断，财政政策不太容易导致报复。第二，如果把财政政策视为纯粹的国内政策工具，报复的可能性就更低，而且可能会因为财政政策的国内重要性而不会将其用作报复工具。第三，钉住财政政策的困难度也会降低报复的效用。在多数国家，财政政策是立法机构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不像货币政策通常由行政机构及中央银行掌控，财政政策要求多数行为体接受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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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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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需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外国贸易保护或者补贴的增加在短期内将如何影响本国和外国的产出？（注意本节考察的是这些工具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下节考察其对社会集团及其需求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将贸易和产业政策看作是一种政策形式，是因为它们对贸易平衡具有同样的作用。关税、配额和补贴会改变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在短期内（并且没有报复），这种政策会对国内增长和就业产生正面影响（Dornbusch 1980；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关税将会提高进口价格，将需求转到国内产品，从而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内产出。5配额会限制进入本国的外国商品数量，也会将需求转到国内商品。（两者的一个差异在于关税收入流入政府，而配额租金则成了产业收益。）补贴降低了国内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外国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并且降低了对外国竞争性商品的国内需求。在效果上，它们都会促进国内出口和/或降低进口，促进国内经济而损害国外经济。面对国内衰退和即将举行选举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贸易或产业政策，从而在短期内推动就业。在开放经济中，保护和补贴的国内收益可能尤为显著。实际上，贸易越开放的经济，这种影响会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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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产业政策领域，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与货币政策的函数相近，是本国贸易政策的正函数，是外国贸易政策的负函数。宽泛的保护主义或者补贴政策的外部性可能会很显著。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一样，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以邻为壑的效果。因保护或者补贴而创造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外国出口的下降，从而导致其产出的下降。国内就业的增加是以外国就业的丧失为代价的。外国政策制定者会因别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而境况变差。这种情况下的外部性很高，而且是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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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的可能性依赖于几个因素。第一，外国政府是否将对方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看作是针对本国出口的？［战略贸易理论提醒我们，补贴也能对外国出口具有相同的针对效果（Krugman 1986；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当两国都可以预期这种状况并且直接观测到其影响时，报复就极有可能发生。第二，越难证明贸易政策只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报复就越可能发生。第三，如果报复能够使外国完全弥补因对方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报复也很有可能发生。当两国是贸易伙伴时，报复最可能发生。如果报复真的发生了，那么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之后）可能会相当低。给定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较高负外部性，这个领域合作的需求应该较为显著。经济体对贸易越开放，外部性越大，政治领导人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合作的愿望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在这些政策巨大的国内收益条件下，只有当报复抵消的可能性较高时，合作才会为政策制定者带来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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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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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政府采取冲销政策（sterilization policies）时，汇率才能被看作是独立的政策工具，否则汇率是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内生决定的（Dornbusch 1980；Mussa 1979；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Marston 1988）。下面的讨论假定采取了冲销政策。在开放经济中，在汇率领域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应当较高。当资本完全流动并且贸易对国家重要时，汇率会对本国和外国都有重要影响。汇率告诉我们关于国内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因为国内收入是开放经济中贸易平衡的函数，汇率变化也会对产出造成强烈影响。短期内的货币贬值（固定汇率制下的币值下调）的国内影响就是提高了进口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了这些进口。对于本国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数量的下降、出口数量的上升。在特定条件下，需求将转到国内商品，国内贸易平衡将会改善。6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贸易平衡和国内产出都会增加。因此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具有较高的国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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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汇率政策，政治领导人的效用是汇率的正函数，也就是本国货币的贬值（或者说外国货币的升值）能够通过短期的、预期外的通胀增加来创造暂时的增长。因此汇率政策的外部成本是重要的并且是负面的。像开放经济中的货币、贸易和产业政策一样，汇率政策也是“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促进了短期内国内产出和就业，然而是以外国产出和就业为代价的。本国货币贬值（币值下调）意味着外国货币的升值。这增加了外国出口的成本，降低了进口的成本，从而减少了外国的需求及产出。因此汇率变化的外部性是非常重要并且是负面的。经济越开放，这些负外部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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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汇率政策的国内收益可能很高，但是潜在的报复也各不相同。汇率政策越是以某国为针对目标，其对外影响就越直接和明显，也就越容易招致报复。另外，若不能将汇率政策说成是纯粹的对内政策，外国的报复政策可能会快速而且是对抗性的。因此汇率政策的国内净收益（报复后）可能相当低，由于汇率政策的高度负外部性，因而汇率领域的合作需求应当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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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开放经济中具有不同的国内和外部影响，因此导致对合作有不同程度的期待。当面对外国单边运用政策工具造成较高的负外部性时，国家会看到合作的巨大收益。但是这种收益会受到此种政策工具国内有效性程度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短期内改善经济程度的制约。如果政策工具在国内非常有效，领导人将不愿意放弃该政策工具来采取合作。然而，政策工具的内部效用也是外国政府因其采用该政策而进行报复的成本与可能性的函数。如果单边运用政策工具有效，但是会激起外国快速且对抗性的报复，那么实际效用就很有限。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其负外部性很大，那么合作的需求就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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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G）与货币政策（M）、贸易和产业政策（T）、汇率政策（E）存在一个重要的政治差异。促进本国经济的M、T、E的变动可能会对外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实现内部目标的方式导致对外国不利的价格变动，这些政策是侵犯性和“以邻为壑”的政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结果往往促进国家间的积极联系。根据其他国家目标，国内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外国产生正外部性。但是，合作的需求也依赖于报复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难以先验性地获知，所以不可能抽象地预测每个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财政政策领域的合作需求会弱于其他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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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的经济关系仅限于短期。假设政治行为体仅关注短期，基本上只是到下次选举。他们试图使自身短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中长期，每一个领域的扩张政策努力都将导致国内价格变动，从而抵消掉短期内的影响。如许多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那样，价格调整的越快，就越不能应用菲利浦斯曲线。相反，政策变化导致价格变化（通胀），从而抵消任何增长或者就业收益。如果在下次选举之前，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驱动领导人行为的力量，那么短期关系就最为合适。越是着眼于长期的政治家（以及越灵活的价格），上述的讨论就越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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