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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需求会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政党而不同么？左翼政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等）领导的政府是否同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保守党等）具有不同的合作偏好？上面所运用的效用函数普遍适用于所有政治领导人。政府的政党差异在于对控制通胀与促进增长和就业之间的权衡考虑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左翼政府对增长和就业的关注多于对通胀的关注（Hibbs 1978；Alesina and Roubini 1992），这意味着增长和就业比控制通胀更具优先性。相反，对于保守政府，控制通胀要比就业更重要。因此，效用函数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而是这两个竞争性目标的权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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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个政党执政，上面描述的函数关系都不会改变。影响合作需求的是经济现状与领导人目标之间的差距。领导人作出计算时的经济状况是关键的，如果通胀很高，尤其是高于预期水平（π－π*≫0），那么无论保守的还是左翼的政府领导人都会关注对通胀的控制，尽管保守政府更愿意在任何给定水平上采取行动控制通胀。如果就业和增长低于或者严重低于预期水平（x－x*≫0），那么所有党派的领导人都将关注就业，只不过左翼会更担忧。经济学家持同样观点，认为经济所面临的冲击的本质是重要的。他们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完全就业均衡，然后遭到外部或者内部的经济冲击。冲击的本质决定了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比如Canzoneri and Henderson 1991）。通胀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使得领导人的行动不同，而无论其政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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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领导人的合作需求因以下不同因素而不同。第一，国家经济越开放，外部性越重要，领导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总体收益就越大。而且国家越开放，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越低，从而合作的成本也越低（Cooper 1986：299）。第二，合作的收益会因议题领域而有所差异。在那些政策工具的国内净收益高的领域，合作将会遇到抵制。随着政策工具负外部性的增加，协调性政策的收益上升。外国对抗政策变化的报复的可能性越高，国家寻求合作结果的可能性也越高，因为报复会降低国内收益。因此不同的议题领域会造成政治领导人合作需求的不同程度。第三，政府的政党取向会影响不同目标的权重。第四，经济状况也是重要因素。当过于偏离通胀和增长的预期点时，政治领导人将更有寻求政策变动的激励；但是这既可能涉及国际合作，也可能不涉及。他们的选择依赖于议题领域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总的来说，领导人的合作收益将会因议题领域和国家经济开放程度而不同。面对高的负外部性以及政策工具的较低国内收益，开放经济的政治领导人会更易于提出合作性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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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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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集中于理解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以及他们的政策偏好因对经济状况的不同关注而产生的差异。如上面所提到的，政治领导人的效用函数也依赖于利益集团的偏好。政策的分配性结果推动了利益集团；他们寻求收益最大化，政策影响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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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集团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两个作用。第一，作为压力集团，通过捐助竞选资金和动员选票的能力，直接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偏好，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偏好常常对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有显著影响。第二，他们也扮演一个相对间接的作用，向政治行为体尤其是议员提供信息。议员具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对政策的细节并没有完全的信息。利益集团的这个作用并不直接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但是扮演着发出信号的作用，让政治行为体对不同政策——这里就是国际合作的政策——的后果有所警觉。“理论与经验的证据表明，通过对单个候选人的游说，从而进行策略性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有关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国会政策的观点”（Austen-Smith 19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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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原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依赖于相关政策领域的利益集团的偏好。尤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也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尤为重要。因此本节将研究利益集团的偏好是怎样被塑造的，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影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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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体国际合作的偏好是选举计算的函数，社会集团的偏好则依赖于国际协定的分配性结果。合作性协定对社会行为体收入的影响是他们支持或者反对这些协定的主要决定因素。源于合作性协定的政策变化的分配性结果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偏好。他们将青睐于能够促进自身收入而不是降低收入的政策，最偏好于能够最大化其收入的政策。因此这些集团的偏好依赖于问题领域。比如相比于贸易政策自由化，货币政策协调造成的后果不同。像政治行为体一样，利益集团的偏好也因议题领域和国际协定提出的特定政策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因此，尽管利益集团极少是合作性谈判的正式发起者，但是他们也会极大地影响合作。埃文斯、雅各布森和帕特南（Evans，Jacobson and Putnam 1993：403）在双层博弈的研究中表明，“毫无疑问，议程设定通常会影响领导人的偏好。直接回应选民压力的国际倡议极为罕见”。然而，社会集团通过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和信息来源间接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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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的论点认为，源于社会集团的偏好和政治压力是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合作的关键决定因素（Gourevitch 1986；Milner 1988；Rogowski 1989；Frieden 1991）。在这个观点的背后存在两个不同的逻辑：首先，强调利益集团对政策的非正式批准；其次，关注丧失“商业信心”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逻辑，政治领导人可能要了解社会集团的偏好，因为他们知道在制定政策之后，这些政策要接受选举检验。政治家期望保持职位，因此需要赢得改选。这样他们会预期社会集团的反应，避免会让自己陷入选举麻烦的政策。失掉竞选支持将结束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近来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丑闻表明，商人和政治家间是一种紧密相互依赖的关系：政治人物需要竞选捐款，而利益集团则希望收入最大化，并建立一个对自己友好的管制环境。拉姆齐和罗森布卢特（Ramseyer and Rosenbluth 1993：27—28）对日本的研究表明，“政治家的个人投票选举战略明显成本很高……自民党从哪里得到资金？自民党怎样才能够募集到这么多的钱？公司捐助者愿意资助自民党，因为他们相应也能有所得：以牺牲中间选民为代价制定出偏向于公司的政策。厂商资助自民党以换取有利的预算、税收和管制待遇……这种体系中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他们极大地增加了自身政治生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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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为理解哪些集团支持合作、哪些集团反对合作提供了框架。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国内分配决定了合作的可行性。社会集团对提出的合作性政策的反应是政治行为体的主要关注。他们将预估这些反应——或者在国际合作的谈判过程中了解——并在这些反应基础上选择政策。从这种意义上看，所有政策必须得到国内“批准”，包括合作的决策。“国际经济议题关涉到了众多投票人的钱夹，因此国际协定无论从抽象原则上看多么的吸引人，都必须在国内政治领域赢得‘批准’——非正式的，如果不是正式的话”（Putnam and Bayne 1987：276）。在一些国家，只有同主要社会集团的政策偏好一致时，合作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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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影响背后的第二个逻辑同林德布洛姆（Lindblom 1977）连在一起，他认为政治领导人将尤为迎合商业利益。资本家实际上在政体内处于“特权地位”。如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关注商业集团的偏好，而忽视其他集团。因为政治领导人的选举前景依赖于经济状况，他们必须关心那些能够直接影响经济的集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控制了多数私人投资和就业增长，这两者都是选举成功的关键。因此，政治领导人必须避免损害“商业信心”或者更严重地引起资本外逃的政策。他们需要预估商业集团对其政策的反应，追求那些能够赢得商业集团“支持”或者输掉选举的风险较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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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和利恩（Bates and Lien 1985）发展了赫希曼（Hirschman 1970）的观点，认为在开放经济中，相对于政府，可以离开本土的资本家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为了阻止资本流出（或者不进入），政府必须要考量商业集团的偏好。商业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对政治施加结构性限制，而且可能随着经济开放的增加，这种制约就越强大。国际合作要适应那些能够得到商业集团支持的政策。一些人认为这是对欧洲大陆单一市场计划（Sandholtz and Zysman 1989）及其货币协调努力（Frieden 1991）的一种关键解释。像第一种论点一样，这个观点也依赖于预期反应。利益集团通过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也常常是不透明的作用，进而影响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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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塑造了利益集团对国际合作的偏好？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些利益集团是谁的问题。这也就是问对什么政策哪些集团是重要的。对利益集团而言，国际合作意味着具有分配性后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或者促进其收入，或者损害其收入。我同意贝茨（Bates 1981）对“收入”概念的宽泛运用，他认为社会集团关注三个因素：收入、消费产品的成本，以及用作自己产品部件的商品的成本。他们的净收入就是从前者减掉后两者。能够促进集团收入、降低中间商品和消费产品成本的政策将得到这些社会集团的支持。损害集团收入并增加消费商品和中间品价格的政策将遭到这些集团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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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集团不受政策变化的影响，它就不太会卷入这样的议题领域。受合作性协定影响严重的集团将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比如，组织全世界造船业的谈判一定会使造船工业成为主要行为体，因为这样的国际协定会对这些厂商产生重要的分配性影响。因此，卷入不同合作性谈判的集团应当不太一样。比如贸易自由化可能要比货币政策协调激起更多的不同集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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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应该研究哪些相应集团的观点不同。在最宽泛的层次上，一些学者主张生产要素是主要的利益体；另一些学者则分析特定经济部门，比如工业、农业、劳动力以及金融；还有一些学者则观察特定产业或企业（Milner 1988；Rogowski 1989；Frieden 1991；Magee，Brock，and Young 1989；Smith and Wanke 1993）。本书的方法是通过分别考察每个议题领域来避免这个问题。议题领域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如何界定利益集团。根据协定的分配性结果，生产要素可能是更好的特征；而在其他情况下，研究企业和产业可能更为合适。在任何国际谈判中，那些将从政策中获益或者受损的集团将会成为政治上的参与者。那些将要受损害者会抵制或者努力改变国际协定，而受益者将支持协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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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利益集团的理论说明及其在每个议题领域的偏好仍然需要继续研究，但是两个领域中对社会集团的偏好已经发展出了很好的模型：贸易和汇率政策。对于贸易，存在大量“内生”贸易理论文献（比如Caves 1976；Lavergne 1983；Milner 1988；Schonhardt-Bailey 1991；Mckeown 1983；Magee，Brock，and Young 1989；Trefler 1993；批评意见参见Nelson 1988）。这些论点将贸易政策的产业偏好同以下两个因素联系起来：产业结构及其国际联系程度。后一变量在本书中最为重要。进行国际出口并且多国运作的产业（或者企业）要比相似的但是面向国内的产业更为开放，这个观点常常被提到并且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前者支持贸易自由化，而后者会寻求保护。这种国际导向和国内导向的产业区分可能在贸易政策的国际谈判中也出现。当这些谈判的议题是贸易自由化对保护主义时，这两个集团会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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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领域，弗里登（Frieden 1991）对政策制定和国际协调中社会集团的作用提出了最全面和最系统的分析。运用经济理论，他根据汇率的两个不同方面，推导出了不同经济部门的偏好：汇率的灵活性（固定汇率对浮动汇率）和本国货币的外部价值（高水平汇率还是低水平汇率）。弗里登的观点“系统预计了私人部门对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态度。他认为金融部门的企业、主要的出口商以及在欧共体进行投资或拥有客户的多样化的跨国公司将最支持汇率机制，而且能表明他们对汇率机制的热情”（Frieden 1991：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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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弗里登（Frieden 1991：450）将这些偏好同合作决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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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协调的不同分配性影响是重要的……那些经济活动对外国金融和汇率市场情况较为敏感的行为体将愿意牺牲国家政策自主性，而进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者、贸易商以及相似的行为体倾向于得到好处，而非贸易部门的行为体——他们的商业活动可能因为牺牲自主性而受损，而且从协调中也几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倾向于反对……不同利益集团成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况依案例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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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不同意弗里登对部门利益的推导。也有人强调金融部门不期待固定汇率，相反是偏好浮动汇率，因为能够从汇率波动中获得利益（Destler and Henning 1989：132—134；Funabashi 1989：122，126）。海宁（Henning 1994：22—35）认为银行—产业的关系决定了银行的汇率偏好。另一些人则反对利益集团能够对汇率感兴趣或者能够理解他们的汇率偏好的观点（Giovannini 1993；McNamar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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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货币政策争论的共同点就是国内部门和国际部门的偏好会截然不同。主要从国内市场获得收入的集团通常是国际合作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从国际市场（出口、跨国生产或服务、国际金融）获得收入的集团则倾向于支持国际合作。所以，社会集团间主要的区分依赖于他们对国际经济的开放程度。这再一次表明国家经济开放程度是关键要素。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反映了经济中国际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内部门）。开放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框定了政策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体的收入，也制造了利益集团想获得或避免的由外国政策所带来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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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行为体一样，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也因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的来说，经济开放程度越高，集团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就越紧密，他们的偏好也就越温和。因此，经济开放性应该产生更为温和的政治领导人和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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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偏好的这些论点为预测国内对国际协定的支持和反对提供了基点。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依赖于政策的不同分配性影响；相应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依赖于政策对总体经济以及选举上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偏好的影响。这些集团的偏好界定了国内偏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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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以偏好为基础的方法在预测集团偏好上比预测国家政策选择上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本书尝试超越这些早期研究：加入政治行为体以及他们与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将政治行为体偏好与社会集团偏好相结合，该模型承认这些不同行为体在政策制定中的相互依赖。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构成了模型的基础，但是这些国内行为体间博弈的本质是框定国际结果。理解政策偏好是关键的第一步，但也仅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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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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