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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抓住国内政治的本质，现在讨论的模型采用了议程设定者、接受或拒绝（take-it-or-leave-it，TILI）的谈判模型（Romer and Rosenthal 1978，1979；Rosenthal 1989；Banks 1990，1991，1993）。下面我们会修正该模型，因为存在两个议程设定者：本国政府的行政机构P和外国政府F。在多数国家，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分享政策制定权力。行政机构有权提出针对别国的政策，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设定对外事务的议程。但是，为了同外国谈判协定以及为了执行外交政策，行政机构常需要立法机构的信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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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采用对批准（ratification）的宽泛界定。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宪法要求行政机构的政治领导人——无论是总理、总统，还是首相——就国际协定得到立法机构的支持。因此行政领导人必须要谈出国会多数可接受的协定，这个多数可以是简单多数或者某种特别多数（三分之二或者五分之三）。比如在丹麦，国会必须要有简单多数来通过不涉及权力国际转移的协定，但是当协定将权力转移出去时，就必须有六分之五的多数（Gjortler 1993：357）。再比如在美国，总统谈判的任何协定必须要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支持。在这些正式的批准例子中，行政机构要关心获得国会的支持，这也就会影响行政机构如何进行谈判。达成一个不被批准的协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可能要付出代价。行政机构因此要预期国会对自己达成的国际协定的反应，以确保协定能被国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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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也可能不这么正式。如果因为合作性协定，政治领导人需要改变国内法律、规则或者实践，那么即使协定不需要正式的表决，国内变化本身就成了对协定的表决。如果协定需要任何预算变化，也是同样情况。比如在英国，这是一个标准的运作方法。英国议会不需要对首相谈判的任何国际协定做出表决，但是协定所带来的任何法律或者预算变化都必须得到批准。因为多数协定一定涉及既有法律或者国家预算的改变，国会实际上还是对国际协定具有批准权。琼斯（Jones 1991：25）认为，英国“政府的维持依赖于得到下院的信任……尤其是普通议员的支持”。但是，坎贝尔（Campbell）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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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反对党都必须关注普通议员的反抗，或被迫从关键政策立场后退，或更为严重的是在投票中遭遇难堪的失败。比如，1980年5月19日，当保守党党鞭发现有100名本党的普通议员准备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时，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ret Thatcher）政府撤回了对伊朗制裁的追溯性提议。美国官员大声质问究竟什么样的英国政府不支持关键的国际协定。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直接给美国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一本关于英国政治的小册子：英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依赖于国会的支持。（Compbell 198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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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行政机构为了执行国际协定需要得到一个国内集团的帮助或者默许的话，那么它必须得到这个集团对协定的支持，从而“批准”变得必不可少。比如，管制钢铁生产的国际协定需要钢铁产业的合作，那么只有当钢铁产业接受协定时，协定才会被执行。在非民主国家这种情况更易出现，像军队、大企业或者工会组织等对国际协定能够行使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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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很多政治体系中，如果领导人谈出的国际协定会有损于国家的大部分或者重要群体的利益，那么国内对协定的不满将导致国会要求某种更为正式或者严格的批准形式。这可能是政党竞争的结果。在国内存在争论的协定常会被政府多数之外的政党用作选举的工具。这些反对党会要求就批准进行表决，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竞争优势。掌握多数的政党可能也会尝试这样的批准表决，以避免或者转移对该协定的批评。比如在德国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过程中，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协定的担心正在上升，反对党社民党能够迫使政府将条约提交国会并需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这样就迫使政府要赢得联邦参议院中各州代表和联邦议院中社民党的支持。总的来看，协定的国内争论越激烈，政府越要面对更为正式或严格的批准表决。国内批准将框定政治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的行为，预期反应将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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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批准博弈是本章模型的核心要素。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共享权力，行政机构提出的国际协定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行政机构和外国在事先都知道这个事实，并意识到达成的任何协定在其被执行之前必须经过国内的检验。国会没有修正达成的协定的权力，任何这样做的努力只是对协定的否决，从而必须重新与外国展开谈判。因此，行政机构要设想立法机构的预期反应，然后加以处理。下一章笔者将考察制度结构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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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掌握的信息数量也是重要的。本章首先假设所有行为体都具有完全信息，然后放松这个假设，引入不对称信息，以比较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假设中间议员对外国政府最偏好的结果并没有掌握完全信息，因此对谈判协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确定。在不对称信息下，模型引入了新的要素——国内“背书人”（endorsers）的存在。因为中间议员缺少信息，对谈判政策具有更多信息的国内集团就充当了信息提供者。因此再分别考虑在存在背书人和不存在背书人的情况下不对称信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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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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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博弈中，行动的次序反映了国际与国内博弈的互动。在第一阶段，国内行政机构P同外国政府F就政策选择——比如贸易壁垒的削减比例——展开谈判并达成协定，我们将协定称作a。在第二阶段，立法机构C或是批准或是否决达成的协定。如果协定被国会否决，现状q就是结果，意味着结果是没有合作。在完全信息环境下，博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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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附录以及米尔纳和罗森多夫（Milner and Rosendorff 1996）的文章包含了这个模型的具体情况和证明。本章用各个现状点上可能的均衡结果通过简单的图示来表明博弈分析的结论。存在三个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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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头政治国家的假设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当我们假设国内集团共享政策制定权时，它是怎样影响合作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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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治政府的加剧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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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的国内分布是怎样影响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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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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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内政治的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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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表明在没有任何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双人国际博弈的结果，其中P是代表本国谈判的行政机构（总统或总理），F是外国政府。这里假设国际博弈具有完全和充分对称的信息。P和F的理想点（分别用p和f表示）是双方的共同知识。横轴是现状的各种可能值q。纵轴代表单一议题上连续的政策结果。它既表示行为体的理想点，也表示谈判的结果（a）。粗线表示在给定现状值下的均衡政策结果，现状值在图中由横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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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模型中NBS的各个均衡是什么？注意在图3.1中，当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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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国际博弈：没有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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