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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谈判中，美国在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数目上受制于国会，它因为国内金融利益而被迫采取更为保守的金融立场。作为战后最大的国际债权国，美国银行及其政治盟友要求一个正统的货币体系；他们讨厌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某些部分。英国的左翼和右翼都反对重返“正统”（比如固定汇率），这迫使英国政府寻求美国的重要让步，包括稀缺货币条款；没有让步，英国政府不能获得通过协定所需的多数。谈判中，政治领导人严重受制于国内政治与对所达成协定的批准可能的担心。双方都修正立场以纳入国内反对意见，最终协定反映了这些内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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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案例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和英国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而没能通过ITO。在两个案例中，国内批准是主要的议题。政府必须总要将国内考虑记在心中来展开谈判。在贸易例子中，政府没能充分预期各自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反应。是什么因素导致贸易案例的不同？第一，国内偏好结构造成了这种不同的结果。在货币案例中，1945年当民主党控制国会多数时，美国批准协定。20世纪40年代末贸易辩论时，政府并没有分治。当共和党掌握多数后，ITO就没有机会获得批准。正如模型所预示，分治政府是阻碍国际协定达成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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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涉及利益集团的作用和他们对立法机构立场的影响。第三章的模型表明，如果一个协定没能得到任何一个信息完备集团通过向立法机构提供信息的背书，该协定总是不能被批准。如果它得到一个集团的背书，它可能被批准。如果两个集团背书，协定一定被批准。就ITO而言，美国政府没能谈判达成至少获得一个产业集团支持的协定内容。实际上，国内导向的产业和国际导向的集团都没有为协定做背书。但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则得到了金融集团的背书。利益集团，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对批准以及国际协定内容都发挥了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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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旁支付和对金融利益偏好的预期，罗斯福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对布雷顿森林协定的背书。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则失掉了国际企业对贸易协定的背书，这是关键性的损失。正如许多分析家所同意的，“那些代表了各产业的组织特别支持自由贸易和对外贸易扩张，但强烈反对宪章，这对政府使（ITO）宪章获得批准的工作是灾难性的”（Kock 1969：59）。加德纳也认为，“如果美国商业共同体的关键成员不放弃ITO，则ITO仍可能通过，因为正是商业集团的合作使得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对英贷款协定的通过成为可能”（Gardner 1980：375）。在哈瓦那为确保其他国家同意而做出的妥协极大地改变了ITO方案，使得国际导向的美国企业对ITO失去了兴趣。这些集团（和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影响了国会，破坏了参议院对条约的支持。因为国际导向的企业总是民主党政府的关键支持集团，该集团的反对也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机构。甚至在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时候，杜鲁门是否会冒疏远选举联盟成员的风险而推动协定仍然是个问题。没有国际导向的企业做背书，ITO处于困境之中；加上分治政府因素，ITO获批的希望更为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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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双层博弈关注的变量有助于解释这两个案例。两个议题领域的相似之处导致了合作的发起。合作对双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都是明显的。在这两个领域中分别维持单边保护政策和浮动汇率所获得的国内收益都超过了这些政策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合作能帮助降低这些外部性。在RTAA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出口的经济重要性和单边贸易政策的困难——无论它是保护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英国政府理解自身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脆弱性及其金融集团对稳定货币体系的偏好。但是英国不能同意为了国际平衡而放弃国内货币自主性。最后，分治政府的存在和重要利益集团没有对贸易协定的背书都使贸易协定案例区别于货币协定案例。总的来看，国内政治变量有助于解释国际协定的内容，也有助于解释在一个案例中批准成为可能，而在另一个案例中不可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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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GATT变得更像布雷顿森林协定，包括了一系列行动的规则和规范。矛盾的是，GATT体系延续至今，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要素已经不见。而且，最近GATT的乌拉圭回合同意一个更多责任与更正式的世界贸易组织，更像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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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六章 英美石油协定和国际民用航空协定，1943—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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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之间就管理世界石油市场和国际民航体系的谈判对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谈判主要在1943年至1947年间进行。谈判结果为战后这些产业确立了惯例和规范。制定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国际民用航空协定》（也称芝加哥公约，Chicago Convention）和百慕大原则（Bermuda Principles）今天仍然管理着国际民用航空，当时制定的指导世界石油市场的安排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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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谈判值得比较，因为一个失败而另一个成功。英美石油协定在40年代末失败了，这是美国“无意识背叛”（involuntary defection）的结果。该协定从未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结果就是主要的国际石油企业组织了自己的控制石油的体系。相比之下，民用航空的谈判为战后体系确定了主要内容。1944年的第一次谈判达成了芝加哥公约，为国际民航体系奠定了基本框架。但是这次会议没能解决有关体系的许多具体问题。后来在1946年美国和英国在百慕大的双边谈判上才解决了很多这些议题，并成了此后双边安排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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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两个谈判具有如此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同样的国家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不能在石油议题上达成协定，而能够在航空议题上达成协定？合作能力的不同通常归因于主导的国际条件的不同。但是这两组谈判的国际环境是相同的。它们几乎同时发生，涉及相同的国家，并且通常是相同的决策者，受到同样全球均势变化的影响。这两个案例中，美国正在取代英国霸权，占据着支配地位。因此美国“霸权”似乎并不是解释它设计同别国合作协定能力的关键变量。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更为困惑，因为两国在航空领域间的冲突要比石油领域的冲突更大。这两个案例中，主要议题围绕着对每个产业的国际管制的程度。英国和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相近程度，在石油领域要大于航空领域，但是石油领域的合作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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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国内政治。两国的国内政治都极大地影响了政府谈判国际协定的能力以及成功获得批准的能力。两个国内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重要国内集团的背书以及批准过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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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石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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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偏好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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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边政府间的协定来控制世界石油市场的想法最初由英国政府在1943年提出。大西洋两岸的主要行为体对这样的合作具有相似偏好。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两国的国际石油公司都希望能够制定管制国际石油价格和供给的协定。只是在美国存在强烈的反对力量。美国国内石油生产商反对这个想法，并得到其在国会中代表的支持。在这段时期，两国都是单一政府，但是英国行为体的偏好比美国要更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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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提案部分是对美国政策的间接反应。在1943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石油资源公司（Petroleum Resources Corporation，PRC）计划，它将成为国家控制的石油公司，以促进对外国，主要是中东油田的“有序”开采。PRC效仿英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英国—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AIOC），通过并购一些美国企业从而与中东石油具有直接利益。这种单边国内政策选择创造了英美石油谈判的初始条件。像贸易政策的RTAA一样，PRC预示着行政机构政策偏好的变化，使得国际谈判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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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谈判之前的国内政策方案在两个方面是重要的。第一，它激起了英国对双边合作协定的兴趣，这是降低PRC作用的一种方式，因为PRC被英国看作是对其中东地位的打击。实际上，PRC的创立者、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甚至曾称，“PRC计划的真正目的就是与英国进行谈判”（Anderson 1981：102）。第二，美国国内石油产业和拒绝卷入涉及政府计划的协定的国际企业强烈反对该政策，包括双边合作。那些置身事外的国际企业开始寻求其他方法，考虑如何应对中东石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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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C计划的结果就是国际石油企业和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对双边政府间安排的偏好是趋于一致的。四个集团——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大亨”以及双方政府——对某种形式的卡特尔具有共同利益，以便管制供给并“有序”促进中东石油在世界的市场化。管理中东石油生产吸引着双方，因为美国政府担心未来的石油短缺，英国则担心石油过剩。除此之外，它们的利益是相分歧的。美国希望改变现存在英国霸权期间英国制定的“产权规则”，而英国则希望制衡美国影响力的上升，维持自身在中东的地位。AIOC是处于英国政府一边的，而美国石油公司只有在获得反垄断豁免和提高自身在中东地位的条件下，才会设想与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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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产业主要行为体的偏好和两国政府的偏好都是重要的。美国石油产业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由五个大的国际企业（大亨）组成，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了广泛的海外生意（Anderson 1981：14）。另一个集团是国内生产者（独立厂商），它们规模小、数量众多，政治影响大。同大企业不同，这些独立厂商是从国内生产中获利，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不能控制石油生产和价格。在20世纪30年代当更多国内石油勘测出来后，独立厂商因担心石油过剩而依赖于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来管制石油生产，以便维持国内高价（Sampson 1975：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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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的偏好同国际大企业的偏好截然相反。前者反对便宜的外国石油的大量进口，因为这将使油价下降，使国内厂商破产。独立厂商及其在国会的代表担心国际管制将打乱自己的国内管制计划。而国际大企业则通过国际层次的管制，可取得设定美国石油价格的权力。根据第三章的模型界定，国内独立厂商及其在国会的支持者是强硬派。另一方面，国际企业从外国石油的低成本生产中获得巨额利润，尽管不想破坏高油价，但它们领导了使用外国石油而“储存”本国石油的运动（Blair 1976：156—165；Anderson 1981：10—13）。这两个集团的偏好混杂在一起，为保持高油价进行合作是必须的，但是对谁的石油——外国的还是国内的——应当销售多少的争论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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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政府意识到石油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原油的控制成了“国家生存的工具”（Miller 1980：62）。而且，对掌握外国原油——尤其是中东的大量资源的兴趣高涨起来。尽管美国生产也急剧增长，但是对原油短缺的担心成了多数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首要事情。因此，促进外国原油生产，尤其是中东原油生产，就成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核心目标。国务院、内政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战时石油局（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for War）都认为需要开发中东石油，“储存”美国的国内石油（Miller 1980：63—64；Painter 1986：47）。这些目标同原油大亨的利益相似，同小的独立石油企业的利益相冲突。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方法的选择有可能与国际石油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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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设想了三种方法来确保“有序”开发中东石油市场：政府直接控制产业、国际合作，以及私人全球卡特尔。第一种是政府直接参与石油产业，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内政部长和战时石油局哈罗德·伊克斯的支持。这是模仿英国政府的方式，英国政府在英国—伊朗石油公司中掌握多数地位。伊克斯和海军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通过直接控制所有权来保护自己的海外石油利益，应当具有“选择性的工具”来实现目标。他们相信通过政府所有的企业，英国将不能限制或者迫使美国在中东的石油上让步。因此伊克斯在1943年提出了政府出资的PRC计划（Miller 1980：73—78，96；Anderson 1981：50—55，80—82；Painter 1986：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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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PRC这种国家运营石油公司的想法遭到普遍的反对。尽管伊克斯能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但是他也遇到来自国内独立石油生产者、一些大石油企业、国会、英国政府和AIOC，以及国务院的反对。国内独立石油厂商感到最坏的情况就是PRC受政府干预。他们不仅不希望联邦干预，因为这可能挑战他们的管制体系——也就是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和国家设定石油价格的其他努力，而且他们认为干预有利于石油大亨。在他们看来，PRC将用便宜的进口石油充斥市场，这些石油由美国政府生产或补贴。增加便宜的中东石油生产进行储备不符合他们的金融利益（Miller 1980：97—98）。很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部分集团——也反对PRC。一些议员只是一般性反对政府干预，其他议员则反对任何扩大行政机构特权的努力（反新政），还有一些议员是回应国内石油厂商关于PRC将损害国家利益的抱怨。对此，国会设立了委员会来调查PRC。因此即使国会和总统都由同一政党控制，但是两个机构间偏好的不同已经为行政机构设置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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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厂商也不喜欢PRC，而偏好双边国际合作。不能直接从PRC中获益的企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ONJ）和纽约标准—韦可姆石油公司（Socony-Vacuum）——也反对PRC，认为它给加州标准石油公司（SOCAL）和得克萨斯公司（Texaco）不公平的优惠，它们同国内独立厂商站在一起。但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不想它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被美国政府获得，它们与伊克斯就协定展开了长期艰苦的谈判，从而使得PRC的反对者有时间来动员。因此，当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不情愿地同意将股权出售给PRC时，伊克斯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而不得不结束谈判（Anderson 1981：63—63）。这样1943年末PRC计划失败，PRC是政府通过联邦直接干预实现自身目标的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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