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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破坏批准的国内因素是法国军方的作用。如果军方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那么它很可能被批准。有了军方的支持，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损害法国军队独立的担心将减轻。这些担心的缓解可能会劝说更多中右政党的议员投票支持条约，因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欧洲防务共同体超国家方面对法国军队的影响。不幸的是，英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拒绝也对法国产生了重要的国内影响，为法国条约反对派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他们指出英国也将条约的超国家主义视为对英国军队自主性的威胁，因此法国也应合理地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Fursdon 1959：127—128）。军方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支持能够说服激进派和独立派坚定支持条约，因为他们已经支持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防务共同体很可能被通过（Lerner and Aron 1957：162；Fursdon 1979：295—297）。但是这并非事实。法国军方采取了各种方式来抵制欧洲防务共同体，尤其是在1954年当投票时刻似乎到来之际。在1954年4月，当拉涅尔政府考虑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提交国会时，法国著名将军马歇尔·朱安（法国驻北约将军）激烈批评欧洲防务共同体，并且因此被迫辞职。这又为反政府示威添加了能量，在国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审议的任何计划都被搁置起来（Rioux 1987：204；Fursdon 197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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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的反对也导致了国民议会中研究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国防委员会投票激烈反对该条约。法国第四共和国的委员会十分强势，国民议会委员会的拒绝背书向国会其他成员传递了负面信号（Williams 1966：ch．18）。1954年6月的这次投票为后来国民议会审议条约定了调。最后，1954年8月，当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决定提交条约进行表决时，他的三个重要部长在柯尼（Koenig）将军的领导下辞职抗议（Rioux 1987：229；Lerner and Aron 1957：18）。法国军方的这些信号破坏了国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支持。法国军方和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拒绝为条约提供背书，这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批准是灾难性的。正如第三章的模型所示，缺少来自所有关键行为体的背书将导致立法机构对所提协定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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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议题也影响条约的批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都增加了冷战结束的希望，也延缓了条约的审议（Lerner and Aron 1957：8）。而且，法国的印支战争也推迟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投票。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导致了拉涅尔政府的垮台，直至战争结束才使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审议成为可能。结束战争的困难让法国政府对军方的观点十分敏感。他们需要军方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背书以帮助其得到批准，但是军方拒绝。当孟戴斯—弗朗斯的新政府在7月终于签署了停火协定并转向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时，他过于受制于执政联盟，其中包括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戴高乐派。为了使他们满意，孟戴斯—弗朗斯提出了一组新条件，减少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特征并给法国特殊对待。其他欧洲国家拒绝了他的修改建议，孟戴斯—弗朗斯被迫将条约提交国会，在1954年8月在程序性投票中，条约以319对264票被否决（Rioux 198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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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分治程度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支持防务共同体的多数在政府中慢慢消失，条约被批准的机会下降。军方的反对以及缺少国会主管军事问题的委员会的背书也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负面因素。由于没有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的支持，从而不能在国会中建立起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政府分治的增加以及缺少背书阻碍了这个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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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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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评估了书中所提出的模型对理解这两个案例有哪些贡献。我们如何解释这两个合作性协定的内容？而且，为什么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不同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欧在煤钢上的合作是可能的，而在军事上却不能？可以界定两个因素来解释不同结果：政府分治程度和重要国内行为体背书的存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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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破坏了欧洲防务共同体。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上缺少国内关键行为体的背书，而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上则存在这样的背书。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案例上，法国存在为条约提供背书的重要国内行为体集团——国有化企业和钢铁消费者，这是重要的。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例子中，法国军方的反对和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的否决投票加剧了批准的困难程度。无法获得至少一个对议题具有很好了解的关键国内行为体的背书将导致立法批准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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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策略也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煤钢共同体得到背书，而欧洲防务共同体则没有。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例子中，法国总理——和德国总理——都成功地采用了旁支付。他们以欧洲煤钢共同体涉及的关键国内行为体作为目标，并向他们提供资助。这有助于平息批评，并使得立法机构更愿意批准协定。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上，法国并没有显著的内部旁支付。政府似乎从没有努力赢得军方的支持。如果成功地使军方转而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国民议会可能会亦步亦趋，从而同意防务共同体。技巧地运用旁支付能够让军方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从而增进国会批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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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政府在那两年内增加的分歧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主要问题。法国政府的组成在1951年到1954年间以不利于条约的方式在变化。很多人强调欧洲防务共同体在1952年甚至可能在1953年是可以被批准的。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同样的国会多数也会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但是在1953年和1954年的背景下，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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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和1951年，法国国民议会由第三力量的政党控制着，包括社会主义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中间党派，他们强烈支持舒曼以及他的欧洲政策。第三力量联盟控制了国会中过半数的投票；因此中间议员可能来自像激进派或独立派这样的中间政党，他们期待欧洲合作。因此这个联盟能够通过欧洲煤钢共同体。相比之下，在1953年到1954年，一个更为分歧的政府上台了。依赖于戴高乐派以维持多数意味着联合政府不再能够在国会中建立起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因此在1954年，国会多数的偏好已经从欧洲解决方案上转移了。国会中间议员的偏好现在更为接近军方的立场而不是政府的立场。因此政府增加的分歧破坏了国会中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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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英国没有加入这两个协定。作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经济、军事和人口强国，英国在1950年是欧洲的地区霸权。(1)但是它既没有发起任何协定，也拒绝为欧洲合作做出努力。基本而言，英国出于两个原因反对欧洲合作。首先，欧洲合作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国内目标和计划。煤炭和钢铁产业的国有化是为了帮助确保完全就业而做出的主要政策决定，但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中英国政府将失去对产业的控制，因而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George 1991：35—39）。政府不再能控制这些部门；高级公署将做出对英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戴尔（Dell）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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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视角是不同的。英国将煤炭产业国有化。它也通过立法对钢铁产业进行国有化，尽管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在当时七个可能加入舒曼计划的国家中，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二分之一，钢铁产量占三分之一。煤炭和钢铁被认为是英国经济的制高点。英国会将这些产业的公共权力让渡给一个其决策具有约束力，并且其自身会成为欧洲联邦补给站的超国家权威么……但是当某个计划通过建立一个约束政府的权威来取代国家经济主权时，什么样的收益能够让英国参加这样的计划？（Dell 199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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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情况不同，欧洲煤钢共同体在英国并不被认为具有经济的或者选举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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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国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因为它并不符合英国的国内或者外交政策计划。防务共同体不涉及美国，因此可能被看作是美国离开欧洲的借口，而这是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讽刺的是，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并对英国拒绝加入极为不满，这又造成英国对该条约更没有兴趣（Dell 1995：106—109）。］此外，同意该协定就意味着英国军队要长期卷入欧洲大陆，并支付因此导致的全部支出。因此，欧洲合作并不符合英国政治领导人的国内目标，所以尽管英国是地区霸权，也对这样的合作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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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F的统计表明在1950年，英国的GNP是371.84亿美元，法国是281.51亿美元，联邦德国是231.43亿美元，或者相当于英国GNP的60%（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3，No．12，December 1960，pp．126—132，2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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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八章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欧洲货币联盟，198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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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见证了两个重要合作协定的达成。1992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3年，提议12个“欧共体”成员组成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下简称“马约”）也开始生效。1这两个协定代表了重大的合作措施。在这两个案例中，参加国都同意放弃不同的政策工具，并协调它们的经济政策，因此也就放弃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自主性和国家主权。核心问题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选择了合作，为什么在这两个案例中，他们都能够达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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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两个协定所涉及的影响深远的经济变化的给定成本下，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发起这些谈判？北美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欧共体成员国间的货币联盟在此前都曾尝试过，但都失败了。1911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遭到加拿大公投的反对。1980年，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被国内否决。1970年由欧共体成员签署的呼吁货币联盟的维纳报告（Werner Report），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中胎死腹中。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不同的领导人掌权，但是这些事件仍会警示他们相关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成本。其次，在冷战结束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这两个因素被某些学者认为破坏了国际合作的利益，为什么国家间的协定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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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章讨论什么因素使得国内批准成为可能。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政治领导人都必须获得或是立法机构或是选民的支持。在这两个案例中，批准都面临着挑战。NAFTA协定面临着美国国会的艰难辩论，而且加拿大的新总理几乎否决了协定。“马约”用了两年时间才获得批准：丹麦第一次没能通过对“马约”的批准；英国和丹麦是在协定做了重要修改后才获得通过的；法国是在全民公投中勉强通过；而最后批准协定的德国也是在宪法法院的判决下才获得通过。本章模型指出可能导致这些问题的三个因素：严重的分治政府状态、缺少利益集团的背书以及批准程序的变化。这些条件都出现在这两个案例中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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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章中的成对案例不同，本章的这两个案例都代表了成功的合作协定。两个协定中，国际的和国内的谈判尽管经常处于煎熬之中，但还都是富有成效的。“马约”中欧洲货币联盟条款是否得到了完全执行并不是本章的重点，本章关注的是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条约并开始执行的前两个阶段。选择这两个案例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当下国际合作的努力。在前面的案例中，美国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以及苏联的威胁等都是作为背景因素。在本章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已经消失。国际环境中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合作的进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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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前面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能否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什么合作成为可能。就发起谈判而言，对国内经济和选举的担心是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主要议题么？国际协定的条款是由国内约束条件所框定的么，也就是，国际谈判者是否会为了他们的国际谈判而关注于获得国内的支持？笔者预期偏好结构和复原点影响了协定内容。最后，为什么在这两个案例中批准是（相对）成功的？解释前面案例的三个关键变量能解释本章中的案例么？在前面的案例中，分治政府的程度、关键国内集团对协定的背书以及批准程序的变化都在决定国际合作努力的命运中发挥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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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案例一样，我们将看到，这两个案例也证实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合作的决定首要的是同国内政治相联系。首先，政策单边改变是协定的必要先决条件。国内批准过程漫长而困难，一定比国际谈判更耗时，而且可能更困难。1990年9月，在墨西哥的要求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区展开了谈判，这个协定在几年之内将三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全部取消。1992年8月，经过14个月的谈判，三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条约》，之后各国都需要批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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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加拿大的批准都是困难的。墨西哥政府需要其参议院的简单多数投票。控制政府的革命制度党（PRI）同时也控制着参议院64个席位中的61席，因此批准是容易的。在美国，全国大选牵涉其中。1992年11月，比尔·克林顿的当选迫使就条约的部分内容重新谈判，但是也意味着美国分治政府将结束一段时间。经过1993年一整年的漫长争论，克林顿在年底确保了协定的最后通过。对加拿大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同样困难。艰难的经济状况和缺少支持使得在1993年春保守党政府注定垮台。加拿大选举出了由自由党控制的新政府。在威胁否决协定之后，政府最终批准了该协定。在1994年1月，经过了至少16个月的批准条约的国内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终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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