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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以几个月前宣布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模式设计欧洲防务共同体。它“是舒曼计划的孪生兄弟……它将煤钢领域所采用的相同原则应用于军备问题”（Rioux 1987：144）。欧洲防务共同体呼吁将各国的军队统一形成国际军队，由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指挥。这些国家要成立共同的国防基金，并协调它们的军工产业。动用武力、预算和军工生产的政策都要由超国家的军事委员会来制定，并设想如欧洲煤钢共同体那样成立三个监督机构：部长会议、欧洲议会以及法院（Fursdon 1979：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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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提出“普利文计划”具有几个目的。第一，从国内而言，该计划将有助于解决政府同军方的困难关系。多国军队将赋予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更多控制。第二，法国希望避免独立的德国军队的重建。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来看，1950年7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德国的重新武装更为迫切。之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总统杜鲁门都要求德国尽快至少武装10个师（Willis 1968：130—131）。面对这种情况，法国相应提出了欧洲军队，作为避免独立德国军队重建的方法。他们希望利用欧洲统一的流行观念来制约德国，同时又能满足美国对德国参与欧洲防务的要求。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将舒曼计划的方法运用于解决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的尝试，这个问题是因美国的要求而出现的。欧洲的观念（在法国）是流行的。它的流行明显使得德国重新军事化不受欢迎”（Lerner and Aron 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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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目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也改变了德国在北约框架内重新武装的观念。同时，普利文计划的理念也被重新设计，从1951年的1月到6月盟国在彼得斯堡会议上就德国重新武装以及其同北约的关系展开谈判。因为法国拒绝以任何德国可接受的形式允许德国的重新武装，也就是不歧视德国的方式，所以这些后来的谈判都失败了。因为这些谈判的失败，英国和美国被说服，接受法国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是唯一可接受的选择，因此法国得到了它们的强力支持（Fursdon 1979：105—111，114—120）。“到了1951年中期，多数西方盟国对在北约框架内重建德国军队的希望被彼得斯堡会议的失败所重创。逐步接受了‘北约解决方案’（已经）死亡”（Fursdon 1979：120）。因为北约选项的失败，从1951年9月展开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严肃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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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欧洲煤钢共同体案例相似，尽管其他四个西欧国家也参与其中，并且美国和英国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谈判的主要行为体是法国和德国。法国几乎所有集团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三分之一的公众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没有观点，另有三分之一期待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三分之一反对（Lerner and Aron 1957：83—87）。但是尽管欧洲防务共同体导致了公众争论，然而该计划并没有受到太多公众舆论的影响。公众“并没有在（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国会投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具有欧洲观念的三分之一……被其他不喜欢该计划的三分之一所中和，还有同样数目的人尚未决定。国家这几个部分如此平均分布，以致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成功地影响（批准过程）”（Tint 1972：58）。法国唯一的共同偏好就是“防止德国军队和参谋总部的重建”（Rioux 198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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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集团是法国军方。如同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防务共同体也将对法国生活重要部分的控制从国家层次转移给超国家机构。欧洲防务共同体意味着将国家军队融合组成完全一体化的欧洲军队。法国军方和老兵激烈反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法国军队的终结、对军队政治控制的增加以及国家荣誉主要象征的衰败。政府内外的高级官员都反对对军队的超国家控制。谁将控制法国军队就成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主要议题，军方带头反对超国家的欧洲防务共同体（Lerner and Aron 1957：24—25；Fursdon 1979：131；Gillingham 1991：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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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也引发了法国政党间和政党内部的巨大分裂。共产党出于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同样理由而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这个计划既要反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也要建立对抗苏联的西方联盟，共产党认为自己从中无所收获。政治谱系上另一端的戴高乐派也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对他们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丧失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他们强烈反对该计划的超国家内容，以致他们甚至可以接受德国的重新武装（Lerner and Aron 1957：7，131）。因此，共产党和戴高乐派结成了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奇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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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内部一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党就是舒曼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对他们来说，促进欧洲统一、在国内对军队更多地控制以及在欧洲框架内制约德国军事力量是普利文计划的主要好处。其他政党对普利文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社会主义者通常支持欧洲统一，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德国重新武装，因为这将固化欧洲大陆的分裂。解除武装的德国要比欧洲防务共同体更为吸引人。对于其他中右政党来说，这些议题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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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派和激进派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参与，法国不足以控制德国，而且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意味着法国军队的终结。这些集团担心欧洲防务共同体一方面重新武装德国，而同时它又将解散独立的法国军队（Lerner and Aron 1957：10—11）。这些政党中的支持者则反驳说，欧洲防务共同体将促进欧洲的统一和法德的和解，而且总要好于独立的德国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及其重新武装德国的实质后果分裂了这些政党，就像它们分裂公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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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党偏好不同于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偏好，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硬。在煤钢共同体的案例中，基督教民主党能够从社会主义者和中右政党那里得到坚定的支持。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上，基督教民主党没有了这样的联盟，而且还必须面对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的联合反对。不仅整个“第三力量”联盟不太偏好欧洲防务共同体，而且1952年之后这些政党不再像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过程那样控制政府。在1951年和1952年之间，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派失掉了在国会的一些席位。到1952年3月，社会主义派已不在政府中，右翼政党占有优势。1953年1月，戴高乐派进入政府，迫使舒曼退出。到1954年中期，当孟戴斯-弗朗斯（Mendes-France）政府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提交批准时，提出该计划的、支持欧洲统一的基督教民主党已经不在政府中，成了反对党（Willis 1968：145—180；Rioux 1987：chs．7，8）。正如一项研究所表明的，在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争论的四年中，法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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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提议来自第三力量政府，由普利文主导，并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其中基督教民主党的160个议员发挥了领导作用。最终的决策则由完全不同的议会作出，政府由孟戴斯-弗朗斯所领导，并得到了（戴高乐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派的支持。在（欧洲防务共同体）项目的早期阶段，所谓的“欧洲党”在掌权（比如基督教民主党），而在最后阶段则相反。（Lerner and Aron 1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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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四年中，法国政府的组成以不利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方式在变化。政府分治的加重使得协定的批准更加困难，而且实际上使任何国内政策的批准都更加困难（Williams 1966）。很多人都认为欧洲防务共同体本可以在1952年被批准，甚至在1953年也可能。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相同多数也会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在那个时候（1951年末或者1952年初），基督教民主党仍在政府中，社会主义者也更为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而且戴高乐派还在联合政府之外。在1953年和1954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已经消逝（Lerner and Aron 1957：134—135，145—148；Rioux 1987：202—203；Willis 1968：145，161—184；Tint 1972：55）。因此国内政治的变化改变了政府多数，变成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反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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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政府本身的偏好也在这四年内发生了变化。在1951年和1952年，政府由普利文、舒曼领导，基督教民主党在内阁中有很强影响。普利文和舒曼在“密室阴谋”中秘密提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想法，并将此作为设定谈判议程的既成事实（Gillingham 1991：263）。正如舒曼计划的那样，他们能够发起提议，并且避免为满足国内反对者而削弱计划。但是他们不能看着条约获得通过。到1954年，这两人都离开了政府，并处于对立立场。更坏的是，新的内阁包括了敌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成员。在1952年3月之后，没有一位法国总理强力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一切似乎都是相矛盾的，很多人认为孟戴斯-弗朗斯可能实际上反对该计划（Rioux 1987：224—230；Willis 1968：163—184；Lerner and Aron 1957：19）。而且，他的政府包括了四位戴高乐派的部长，包括国防部长科尼将军（General Koenig），他激烈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在1952年和1954年间，不仅议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偏好有了变化，而且法国政府的偏好也变化了。政府更加分裂，它变得依赖于更广泛的政党联合，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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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关于重新武装的偏好不是那么复杂。总的来看，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偏好在北约框架内重新军备。之所以青睐北约是因为它同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参与密不可分（Fursdon 1979：96—97）。但一旦法国明确拒绝接受北约方案，阿登纳及其政府也愿同意欧洲军队，因为它也意味着占领控制的结束和德国主权的完全恢复。对于德国政府，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补偿就是德国重新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Willis 1968：134—135，154）。德国军方也接受了这个方案。不像法国，德国军方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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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反对有两个来源。社民党反对，因为他们将德国任何形式的重新武装看作对重新统一可能性的破坏以及激化冷战。而且，多数德国公众因为战争的记忆而反对重新武装（Willis 1968：145—154）。尽管这些集团规模很大，但是不像在法国，德国在整个批准过程中政府的实质多数一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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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领导人发起了欧洲防务共同体，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并不是因为受现今霸权国美国的压力，也不是受地区霸权国英国的压力，才提出这些计划的。实际上，欧洲防务共同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被英国和美国所青睐，但是它们还是最终推动该计划。苏联的威胁和朝鲜战争是从整体上引发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德国重新武装的重要因素。法国计划代表了处理德国问题的一种新方式。该计划也有利于国内目标，有助于法国政府更好地控制军方。因此政府间合作成了一种改善国内目标的方式。从法国的观点来看，德国单边重新武装是最坏的结果；政府认为继续单边控制自己军队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因德国单边行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法国政治领导人将欧洲防务共同体作为解决国内和外部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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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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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利文计划的国际谈判从1951年2月持续到了1952年5月。谈判的关键议题与条约内容的关联性要小于附加性问题。参与欧洲防务共同体谈判的所有国家，除了法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欧洲军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它们都希望在北约内容纳德国，而不是建立超国家的欧洲防务共同体（Fursdon 1979：96—97）。实际上，英国因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性而拒绝参与；英国也偏好北约。其他国家愿意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因为新加入的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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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欧洲防务共同体与占领控制议题连在一起。它提出了一系列结束盟国对德国事务干预的条约性协定。法国对这些协定的接受是以德国同意欧洲防务共同体为交换条件的。在1952年5月，盟国签署了协定，但是按照法国的要求，协定只有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得到批准后才会执行（Fursdon 1979：125；Willis 1968：135—137）。其他相关小国也和法国不同政党一样，认为没有将美国和英国同欧洲防务共同体联系起来，所以拒绝签署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困扰着这些国家，既是因为这个共同体太强势也是因为它过于弱势，它过于强势以致有损主权，而它又如此弱势以致无法控制德国。为了促成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和美国也同意向这些国家提供保证（Willis 1968：137—138；Fursdon 1979：chs．5，6）。当1952年5月这些协定达成后，六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并带回国内进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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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谈判是困难的。少有国家喜欢由超国家机构指挥自己军队的想法。如同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超国家控制的规范并没有很好地被接受。在这两个谈判中，很多妥协都是关于弱化法国本来提出的超国家机构。但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最后文本要比欧洲煤钢共同体更接近法国的偏好。尽管法国内部存在分歧，但仍能很好地影响结果，这是因为复原点更有利于法国。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法国能够或是单边或是通过北约，威胁否决德国重新武装。法国的力量依赖于欧洲防务共同体最可能的替代方法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多数国家相信法国的合作对任何形式的重新武装都是必要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谈判确实达成了几乎各方都满意的协定，而且国际协定的达成要比国内批准更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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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合作与国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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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法国在获得国内批准上面临的困难最大。不像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防务共同体在法国无法积聚足够的国内支持以得到国会批准。尽管国际事件影响了批准进程，但是原因仍主要在于国内政治：法国政府分歧增加以及无法获得法国军方对条约的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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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5月，法国政府开始尝试让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获得批准。尽管在1952年2月，政府得到了国民议会多数投票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原则，但是到5月，法国国内政治开始有了变化。因为国内问题，政府联盟开始快速崩溃，继任政府的核心转移到了右翼。政府联盟变得更加广泛，它必须要纳入更多的右翼政党才能维持国会多数。这样，政府就变得更加依赖于右翼政党和戴高乐派，而后两者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为了获得它们对组成政府的支持，发起的政党必须同意节制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支持，而且/或者附加它可以接受的条件。没有附加这些条件，就试图将条约提交批准将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而这是所有总理都试图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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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1952年3月起，每一届法国政府都必须要求其国际伙伴同意对欧洲防务共同体附加的新条件。随着各届政府的日益分裂，而且更依赖于戴高乐派来得到多数，附加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多。到1954年，法国的盟国接受了所有这些新的条件。但是当孟戴斯-弗朗斯在1954年8月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实际对整个条约的修正后，其他国家断然拒绝（Willis 1968：161—184；Lerner and Aron 1957：15—19，151—162；Fursdon 1979：207—209）。拖延不再是选择，孟戴斯-弗朗斯被迫将条约送交国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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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54年，法国政府的组成以及国会多数变得越来越不愿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当因为国内政治原因，社会主义者放弃参与多数时，当右派、戴高乐派、中间派进入政府多数并开始运用选票和影响时，（欧洲防务共同体）开始破灭”（Lerner and Aron 1957：163—164）。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如此长时间推迟批准。原因主要是国内的。到了1952年下半年，甚至舒曼也因为担心无法获得信任投票，而犹豫是否要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提交国会。“僵局的形成是因为政府依赖于背叛的法国人民联盟党（戴高乐派）代表的选票，尽管是该党的投票才使政府得以组阁，但是该党在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敌意上仍保持对戴高乐的忠诚”（Rioux 198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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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到5月，对于梅耶（Mayer）政府来说，问题相当严重。“梅耶一直是欧洲防务共同体原则的支持者，但是其条件是戴高乐派（法国人民联盟党）必须支持他的代表，该官员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谈判新的条约，从而确保法国军事力量的完整和统一”（Fursdon 1979：207）。后来，在1953年夏天，“在国民议会中，欧洲防务共同体无望得到同意的多数，新的拉涅尔（Laniel）政府也不希望因为推动该计划而招致倒阁。（因此）有关条约批准还处在这样的阶段：重复任何批准投票都必须以三个先决条件的完全实现为前提”（Fursdon 1959：221—222）。但是，还不清楚这组条件能否满足戴高乐派并使其同意批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附件条款是历任法国政府推迟将该议题提交国会投票的方法，对这个议题的投票是负面的，将意味着政府的倒台（Rioux 1987：2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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