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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阁长短、政府法案被国会拒绝的比例、发起法案的比例以及修正法案的比例，对行政—立法关系加以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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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七个案例中行政—立法关系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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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在给定的宪法体系类型下，根据立法机构的权力，对书中案例加以分类。立法机构的强弱是由以下几个变量测定的：内阁持续的时间（Lijphart 1984）、政府提案被议会拒绝的比例（Copeland and Patterson 1994）、议会提出议案的比例（Copeland and Patterson 1994），以及议会修正提案的比例（Copeland and Patterson 1994）。较短的内阁任期、更多的议会否决、更多的议会提案以及议会修正都表明立法机构的强大。这些标准提供了一个对7个案例中行政和立法关系的粗略估计。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表现为具有最强力的行政机构，法国第五共和国和德国紧随其后。美国和法国第四共和国似乎具有最具影响的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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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考虑两大集团的偏好，这种分类几乎无法告诉我们有关政策结果的信息。如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美国的中间议员通常相比于行政机构更为温和，那么这些国家可能更容易合作。但是当立法机构更为强硬时，这些国家达成国际协定就会面临困难。相反，在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若立法机构更为强硬，合作可能更容易实现，因为鸽派的行政机构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是这些例子中，鹰派的行政机构对合作而言就是灾难。书中案例支持了这个论点。当政府分治，而且中间议员比行政机构更为强硬，那么美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合作上存在巨大困难。国际贸易组织、英美石油协定以及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当行政机构主导，但是行政机构是鹰派，比如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和之后的马约谈判中英国就是这样，在这样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另一方面，当行政机构为鸽派，比如加拿大、英国（20世纪40年代）和墨西哥，那么这些国家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合作，第四章到第八章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试图解释政策结果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偏好和制度。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权力的制度平衡是重要的，但是政策结果也依赖于国内偏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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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和社会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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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早期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要么集中于政治行为体要么关注社会行为体。对外交政策的社会基础的解释倾向于将政治行为体排除在考虑之外，比如立法机构、官僚机构以及行政机构（比如Milner 1988；Rogowski 1989；Frieden 1991）。与之相对，国家主义的观点倾向于低估社会行为体的作用（比如Krasner 1978；Zysman 1983；Johnson 1982；Wade 1990）。而且，有人会将国际关系研究区分成两类：研究安全政策的强调国家行为体，而研究政治经济的更集中于社会行为体。尽管并非完全准确，存在大量例外，但是这种分类还有几分正确。这种两分法具有两个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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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难否认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都卷入了政策制定，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里。政治行为体——比如总理或总统、议员或官僚——更为明显地控制着政策制定所必需的正式的立法权。但是社会行为体具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大量方法（通过竞选捐助、贿赂、资本外逃、罢工等等），而且在某些案例中是直接涉入，比如在统合主义体系（corporatist systems）中，劳工和企业的代表框定了经济政策。政治领导人很少在可以忽视所有社会行为体要求和偏好的真空地带出现。同样，社会行为体在政策制定中具有应对国家行为体的方法。这两大集团通常是相互依赖的，尽管依赖程度会因体系和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忽视任何一个集团都会导致对政策制定过程的错误理解。如果这些集团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应该被模型化，拉姆齐和罗森布卢特（Ramseyer and Rosenbluth 1993）就做了这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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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其中的一个集团还会给我们带来第二个问题。如果只分析一个集团，两者之间策略互动关系的影响同样被忽略。但是国家和社会行为体为了实现各自的偏好，而同对方展开了策略博弈。每个行为体的行动影响对方行为体的行动，也是对其行动的反应；实际上，每个行为体的最好选择总是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可能的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在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模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货币政策影响中，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和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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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策略层面。本文的主要观点就是私人企业和集中的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间是相互依赖的，尤其是集中的政策制定要在由成熟和具有远见的私人行为体参与的环境下来执行，这些私人行为体会努力预估可能采用的经济政策（而且政策制定者也知道这一点）。植根于此的政策制定的策略观点，自然地会转向博弈论的阐释，博弈中的行为体是政策制定者和私人经济行为体。（Blackburn and Christensen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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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型的极端情况就是，如果社会行为体能够准确预估政策制定者的行为，那么政策制定者可能就对经济结果毫无影响。这一结果同只考虑政策制定者单独制定货币政策明显不同。两大集团间的策略互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政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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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模型就试图把握这种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策略博弈的一种形式。这表明政治行为体如何依赖于社会行为体的背书信号。行政机构要设计能确保获得社会行为体背书的政策，这样倾听这种背书的立法机构才会批准这些政策。将政治和社会行为体间的关系界定为策略博弈有助于理解这两个集团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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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政治延续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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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国家内部的行为体作为国际合作过程的中心，尤其关注行政机构，将其视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国内其他行为体，比如立法机构或利益集团，可能希望也可能不希望合作出现，它们的政策偏好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行政机构不希望合作，在其掌握议程设定权的条件下，合作是不可能的。第二章分析了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领导人可能偏好合作而不是单边的政策制定。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只有当国际合作能够促进政治行政机构选举希望的时候，国际合作才成为可能，在很多例子中都意味着合作必须要对国内经济带来积极影响，至少也应该是短期的。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表明合作的经济收益可能相对有限，但是经济的小幅短期改善都会有助于赢得选举（Oudiz and Sachs 1984）。案例研究表明合作通常是伴随着事先的国内政策变化，这些变化是政治领导人为了改善经济和他们的选举态势而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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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作政策的期待通常来自之前行政机构偏好的改变，反映为单边的国内政策变化。如果合作协定能够达成，内部政策的成功更为可能。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领导人希望在大萧条时期为美国工业打开出口市场，于是通过了互惠贸易法案，该法案赋予总统寻求贸易壁垒互惠削减的权力。这种国内政策变化提高了战后美国对国际贸易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兴趣。之前的单边国内政策变化可能是之后国际合作性协定利益的必要条件。在石油的案例中，石油资源公司增加了政府在石油行业的涉入程度，这种政策变化刺激了美国对美英政府间组织的兴趣，以图控制全球石油供给。同样，旨在使法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的莫奈计划也可被视为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前提。使法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成了欧洲煤炭和钢铁一体化的催化剂。以同样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墨西哥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措施。最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决定，为它们在之后的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利益提供了关键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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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单边国内政策变化反映了行政机构偏好的改变。一旦出现变化，这些行政机构就对国际合作产生了兴趣，有时候需要通过合作以提高国内政策获得成功的机会。政策制定者为了促进他们努力争取的国内政策获得成功，而寻求达成国际协议，寻求国际合作的原因是这些国内政策的成功常常依赖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改变。国际合作被用来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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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领域可能是政治领导人改善其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当合作能够促进这些国内目标时，他们会选择合作，如果不能，他们就会避开。仿照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1832），我们可以说，国际合作是国内政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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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压力集团还是信息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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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强调至少可以从两种不同视角观察国内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很少直接参与国际合作的发起。但它们会在国内批准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或是压力集团或是信息提供者。这两种作用既重要又独特。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多文献都关注于前者（Olson 1982；Frieden 1991；Milner 1988；Rogowski 1989）。但是最近一些研究美国政治的文献开始讨论利益集团可能发挥的第二种作用（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Epstein and O’Hallor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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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压力集团，这些行为体利用其所处的位置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比如，国会议员就会将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考虑进来，从而决定自身的偏好政策。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不这样做的选举后果。对利益集团偏好的忽视意味着会丧失支持者的选票、竞选经费或者一般的支持。作为压力集团，这些行为体通过塑造国会愿意批准的协定来影响国际谈判。其偏好的变化意味着国会偏好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国际协定被批准的可能性的变化。这种压力集团的存在产生了分配结果——国内和国际的——因为它们既影响达成的协定的内容，也影响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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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可以发挥另外的作用。除了塑造议员的偏好外，议员也可将其作为信息来源。如果立法机构对国际协定的确切含义不确定，他们就会转向各种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听取其意见。了解了利益集团的偏好以及听取它们对协定的观点之后，议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协定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何种选举利益。这种信息作用也是关键的。它在不必花费大量时间或努力的条件下，提供了限制行政机构行为的方法。正如对英国政治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加强了议会，利用选择的委员会来输入它们对政策和政府的观点。它们为议员持续提供信息和论点，这加强了国会而不是首相和政府”（Jones 19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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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用可以解释为什么议员常常想要利益集团加入国际谈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全民公投上，政府仍要寻求获得利益集团对国际协定的支持。比如，工会领导人对马约的支持可能向选举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条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投票。将利益集团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观点是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种新形式。利益集团很可能同时发挥多种政治功能。在政治领域，它们可能既扮演压力集团，也是“报警器”。我们应当接受利益集团在双层博弈中可能发挥的多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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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价值：预期反应及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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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基础上。理性选择理论的效用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学者（以及其他学者）都发现其严重的缺点以及效用的有限（比如Green and Shapiro 1994）。即使理性选择的支持者也承认其存在的严重问题（Elster 1979；Kreps 1990）。理性选择理论应该被看作是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而不是万灵药。对理论的检验应该视其能否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以及有助于产生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可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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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模型一样（无论是不是理性选择模型），本书的模型也并非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它是用来提出有关双层博弈如何运转的抽象假设。它也不是双层博弈模型的最终定案。仍然可以建立多种不同的模型，我希望将会出现这些模型。本书的模型只是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