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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作政策的期待通常来自之前行政机构偏好的改变，反映为单边的国内政策变化。如果合作协定能够达成，内部政策的成功更为可能。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领导人希望在大萧条时期为美国工业打开出口市场，于是通过了互惠贸易法案，该法案赋予总统寻求贸易壁垒互惠削减的权力。这种国内政策变化提高了战后美国对国际贸易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兴趣。之前的单边国内政策变化可能是之后国际合作性协定利益的必要条件。在石油的案例中，石油资源公司增加了政府在石油行业的涉入程度，这种政策变化刺激了美国对美英政府间组织的兴趣，以图控制全球石油供给。同样，旨在使法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的莫奈计划也可被视为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前提。使法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成了欧洲煤炭和钢铁一体化的催化剂。以同样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墨西哥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措施。最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决定，为它们在之后的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利益提供了关键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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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单边国内政策变化反映了行政机构偏好的改变。一旦出现变化，这些行政机构就对国际合作产生了兴趣，有时候需要通过合作以提高国内政策获得成功的机会。政策制定者为了促进他们努力争取的国内政策获得成功，而寻求达成国际协议，寻求国际合作的原因是这些国内政策的成功常常依赖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改变。国际合作被用来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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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领域可能是政治领导人改善其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当合作能够促进这些国内目标时，他们会选择合作，如果不能，他们就会避开。仿照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1832），我们可以说，国际合作是国内政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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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压力集团还是信息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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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强调至少可以从两种不同视角观察国内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很少直接参与国际合作的发起。但它们会在国内批准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或是压力集团或是信息提供者。这两种作用既重要又独特。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多文献都关注于前者（Olson 1982；Frieden 1991；Milner 1988；Rogowski 1989）。但是最近一些研究美国政治的文献开始讨论利益集团可能发挥的第二种作用（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Epstein and O’Hallor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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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压力集团，这些行为体利用其所处的位置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比如，国会议员就会将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考虑进来，从而决定自身的偏好政策。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不这样做的选举后果。对利益集团偏好的忽视意味着会丧失支持者的选票、竞选经费或者一般的支持。作为压力集团，这些行为体通过塑造国会愿意批准的协定来影响国际谈判。其偏好的变化意味着国会偏好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国际协定被批准的可能性的变化。这种压力集团的存在产生了分配结果——国内和国际的——因为它们既影响达成的协定的内容，也影响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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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可以发挥另外的作用。除了塑造议员的偏好外，议员也可将其作为信息来源。如果立法机构对国际协定的确切含义不确定，他们就会转向各种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听取其意见。了解了利益集团的偏好以及听取它们对协定的观点之后，议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协定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何种选举利益。这种信息作用也是关键的。它在不必花费大量时间或努力的条件下，提供了限制行政机构行为的方法。正如对英国政治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加强了议会，利用选择的委员会来输入它们对政策和政府的观点。它们为议员持续提供信息和论点，这加强了国会而不是首相和政府”（Jones 19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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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用可以解释为什么议员常常想要利益集团加入国际谈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全民公投上，政府仍要寻求获得利益集团对国际协定的支持。比如，工会领导人对马约的支持可能向选举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条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投票。将利益集团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观点是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种新形式。利益集团很可能同时发挥多种政治功能。在政治领域，它们可能既扮演压力集团，也是“报警器”。我们应当接受利益集团在双层博弈中可能发挥的多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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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价值：预期反应及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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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基础上。理性选择理论的效用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学者（以及其他学者）都发现其严重的缺点以及效用的有限（比如Green and Shapiro 1994）。即使理性选择的支持者也承认其存在的严重问题（Elster 1979；Kreps 1990）。理性选择理论应该被看作是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而不是万灵药。对理论的检验应该视其能否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以及有助于产生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可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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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模型一样（无论是不是理性选择模型），本书的模型也并非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它是用来提出有关双层博弈如何运转的抽象假设。它也不是双层博弈模型的最终定案。仍然可以建立多种不同的模型，我希望将会出现这些模型。本书的模型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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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尽管要在头脑中对其不足有所认识，但理性选择仍具有下列益处。第一，其使用的假设可以清楚、明白地阐释。从这些假设中，结论可以自然得出。因此，改变这些假设就可以改变结果，有时理性选择要比其他方法更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假设的改变和结果的比较能够带来该领域积累性进步。正如克雷普斯（Kreps 1990：88—89）在讨论博弈论时特别指出：“（通过改变假设，）它增强了……将制度置于一个略微复杂的背景下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检验特定观点逻辑一致性的方法……而且改善了逻辑思考的方式，假设的微小变动能够带来结论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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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个方面是其在经济学中的主要优势。研究不同假设能够打开知识的新领域。凯恩斯对供给与需求关系假设的变动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新视野，经济行为体理性假设的改变创造了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新分支，完全竞争假设的改变导致了新的贸易政策模型，也就是战略贸易理论。这些新的起点——不管我们是否认为它们是进步的——都是缘于学者对此前模型假设的理解以及通过改变假设观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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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改变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核心假设，也就是国家是单一的。1相反，我们假定国家是多头政治的——至少由两个分享决策权的行为体组成。改变这一假定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影响。本书也对行为体面临的条件作出了其他假设。这些或多或少也都需要检验。希望其他学者能够改变这些假设，并检验这些结果。本书认为理性选择模型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控制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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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其促进研究的方式，即使有时它不能准确预测。实际上，理性选择预测的失灵可以是也一直是扩展我们理解的促进剂。比如，博弈论中的谈判研究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早期谈判模型使用完全信息假设，其核心结论是行为体应该达成直接协定，并抓住所有能够提供共同利益的合作机会。在谈判中也就应该没有拖延与协定的失败。这种明显的错误引发人们建立运用不完全信息和信号的新模型，并且产生了有趣的结果（Keenan and Wils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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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模型中，我们期待政治领导人会预期本国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对自身达成协定的反应。完全信息条件意味着领导人决不会让协定被国内否决。如果知道协定将被否决，所以他们就不会达成协定，也不会遭受被否决的代价。他们可以预料否决，从而不启动国际谈判。正如案例所示，这种预期是不正确的。政治领导人确实会招致对其协定的否决。如果一个人相信完全信息假设的合理性，那么案例就会产生模型的反常现象。行政机构常常无法正确预期它们的国内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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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们相信完全信息假设只是比较分析的有用起点，那么模型就必须纳入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入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本书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假设立法机构对外国的偏好不确定，因此也就对国际协定的具体内容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即使行政机构了解立法机构的偏好，国际协定仍然可能被拒绝。在这样的例子中，模型表明即使能预期反应也无法防止对国际协定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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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利用理性选择模型和作出明确的假设，我们能够产生清楚的预测，并可在假设改变时，观察会发生什么。这涉及上面所提及的两点。完全信息的例子不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国际协定被国内否决。通过加入不对称信息，改变假设，会产生新的预测并为理解这一事实提供新方法。因此理性选择模型提醒我们注意，信息的国内分布可能会影响国内和国际博弈的进行。这个多少有些惊人的结论让我们注意到了以往被忽视的变量。注意到了这一点的理论，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理论，倾向于关注国际层次上国家间的信息分布，明显体现在对错误知觉和机制理论的研究中（比如Jervis 1976；Keohan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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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国内分布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在双层博弈的主要研究（Evans，Jacobson，and Putnam，1993）中，因经验案例而提出了这个议题，但是仍然缺少对这个因素的系统研究。然而，对国内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国际影响的关注成了最近一些研究的主题（Fearon 1994；Downs and Rockes，1995）。因此，完全信息假设可能会产生同经验事实明显不同的结果。改变这一假设不仅能够产生更好的解释，也能够产生有趣的新发现。因此，即使存在诸多问题，但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价值或许就在于不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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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期国家何时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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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国际合作的观点是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相信国家对欺骗和相对收益的关注是合作的根本障碍，但本书模型表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政治。行为体对合作的国内分配性影响的担心使得合作更为不可能。相较于两个单一国家之间的无政府博弈，本书模型表明多头政治假设并未使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国内政治的加入对国际合作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当合作不可实现时，我们不能简单地问国家间存在什么问题，还应该问每个行政机构面临着什么样的国内政治问题以及为何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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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的哪些因素使得国家间合作如此困难？第一，内部分裂是合作的负面因素。只要控制政策制定的行为体具有不同偏好，合作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些偏好差异越大，合作的可能性越低。分治政府，也就是中间议员和行政机构的偏好是不同的，仅是其中一例。如模型和案例所示，政府越是分治，它越难以合作，而且在它所能接受的条款上，越受到国内压力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最不可能的合作行为是在少数的议会制政府和分治的总统制政府。因此，可以预期在1986—1988年和1993—1995年，法国政府处于分治时期，法国应该在任何议题上的合作都比1989—1993年更为困难。1994年日本的羽田孜少数政府要比之前和之后的多数政府更难合作。因为选举，政党对国会和行政机构控制的改变可能对国际合作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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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领导人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如果选民选出具有鹰派偏好的总理或总统，那么合作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因为合作必须由这些政治领导人发起，所以他们的偏好是重要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典型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期，撒切尔对几乎所有欧洲合作的强烈反对给欧盟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如果法国选举一个勒庞（Le Pen）或塞甘（Séguin）这样的人，或是英国选举一个保守的欧洲怀疑主义者，都将对欧洲未来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若选举了更为孤立主义的政治家也将为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制造麻烦。即使立法机构和多数民众期待合作，但是具有鹰派偏好的领导人的当选也会使得合作更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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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对国际经济开放的增加会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么？增加的开放性应该使得领导人对合作更感兴趣，也会使更多国内行为体期待合作，甚至可能如同罗戈斯基（Rogowski 1987）所认为的，促使国家以更为偏好合作性行为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总的来说，这使我们预期其他条件相同，开放与合作性行为间存在的线性关系。这里“其他条件相同”是最重要的。其他变量的改变，比如政治领导人偏好或分治政府的变化，都会抵消这个趋势。而且，某一议题领域国内偏好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框定国内批准博弈。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一国国际经济的开放程度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当其他所有因素维持恒定的条件下，增加的开放性会促进政治领导人的合作兴趣。但是其他因素——包括本书所界定的——很少保持恒定，因此本书模型并不期待这种更多合作的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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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并不预期会看到一组国家间能实现全面的合作。合作会因议题领域而不同。对某些国家，它们会在某些议题上乐于合作，而在其他议题上则不是。尽管国际层次的理论，如霸权稳定论和均势等，不能预测当霸权存在或均势发生时在哪些领域会出现合作，但我的论点可估测国内偏好的不同结构和权力共享安排会使不同的议题领域具有不同的合作可能。反过来，我们也不会预期国家间合作会在所有问题领域上同时出现破裂。如果本书的论点正确，合作性结果的前景因议题不同的差异要大于因国家产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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