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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忽视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将会误导决策，而不是促进决策。启示之二：了解其他政府的国内情况。尤其是，关键行为体的偏好、它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信息分布应当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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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启示是国内信号是重要的。一国向别国传递信号的重要性一直得到承认（Schelling 1960；Jervis 1970；Baldwin 1985）。但是了解其他国家内部的集团间发出的信号对政治制定者的价值只是到最近才得到更多承认（Fearon 1994）。如果内部集团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国内情势，它们之间会传递信号以表明自己的偏好、承诺的程度等等。外交政策制定者能从理解这些内部信号的努力中获益。启示之三：学会了解其他国家内部行为体间传递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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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不仅是来自一国的物质资源。国家间的均势不仅源于它们之间的相对资源，也是源于它们相互关系的历史。行为体偏好政策与复原点的接近——没有政策相互妥协时发生的情况——也是影响的源泉，也就是说，谁的偏好最接近复原点，这个行为体通常最有权势，因为这个行为体能够拒绝任何结果，而仍然保持最好结果（Lax and Sebenius 1986：46—51）。当复原点指的是此前的现状时，这意味着历史也极为重要。国家间之前的互动将决定任何时点上的现状。当复原点不同于之前的现状时，那么国家改变复原点的能力就成了关键的利益。改变没有合作情况下的事态是使其他国家偏好合作的有力工具。启示四：谨记那些对协定具有最好替代方案的行为体可能是最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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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模型与国际关系的其他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相比，产生了对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完全不同的启示。实际上，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这些启示。对他们来说，国内政治应该忽视，因为国内政治妨碍了对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原则的追求。对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内政治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比如Morgenthau 1985；Carr 1946）。例如，摩根索清楚地建议政治家必须不受公共舆论影响，某些时候出于国家最好的利益而忽视公共舆论：“对行政机构具有压倒性吸引力的是，通过迎合公共舆论的偏好获得选举优势，而不管外交政策。”（Morgenthau 1985：165—166）卡尔也将政治领导人允许公共舆论影响外交政策的期望或者愿望视为他所抨击的可怕的乌托邦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认为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Carr 1946：31—36）。因此对于一些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内政治应当忽视，因为它不应干预到政治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但是这显然是乌托邦的迷梦。当思考外交政策选择时——国内或国外——没有政治领导人能够忽视国内政治。国家内部的互动不能被忽视，因为这塑造了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所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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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本书并未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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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类似，借助这一假设的学者也假定我们能够计算一国的绝对收益，并能同其他国家的相比较，以计算它们的相对收益（Grieco 1990）。这同单一行为体假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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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假设战争的发动需要双方的决策，这同多数民主和平论的假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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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170290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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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附录（同彼得·罗森多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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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中有四个行为体：在这里只是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外国F，加上本国的三个国内行为体。国内行为体包括行政机构P（总统、总理或者提案人）、立法机构C（选择者）以及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国内集团E（背书人）。这里我们关注两国间（或者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国际贸易谈判，但是这个模型也能够推及任何其他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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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F对所有进入本国的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率定为τ*，τ*处于［0，1］之间。同样，处于［0，1］间的τ是本国征收的税率。因此Q=。F、P和C的理想关税水平都是要最大化自身的选举回报：（τi，。背书人E的偏好关税率则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协定空间维度简化为实线上的区间。任何协定（τ，τ*）都能够被表示为关税差。设定，因此t∈T=［-1，1］，理想点分别为；现状点是。每个行为体都试图将关税差尽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点，如果执行的政策偏离自己的理想点，效用相应线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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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的策略是从可能的理想点空间T（类型空间）到可能方案集合T的函数，也就是π：T→T。同样，F的战略是φ：T→T，其中φ（t）是t类型F所提出的方案。将F和P选择、确定并提交批准的任何协定记为a∈T。在均衡状态，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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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层次：纳什谈判解（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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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和P启动谈判，不考虑国内或者信息的制约。一旦协定达成，谈判也就结束。考虑集合。s*是紧致集合，包括无法达成协定点d=，而且当，则。对于有限（或者紧致）集合D，用Δ（D）表示D概率分布的集合。S*是凸集合，因此也就造成了谈判问题（Rubinstein and Osborne 1990：17）。因此谈判问题的纳什解（S*，d）为a*，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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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定理A1.1：a*=aT，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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