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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本身呢？任何大群体的自我意识都取决于其实践和信仰如何将其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身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在本书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以及民族认同的概念。现代世界中的个人身份深受国家文化的影响，尽管并不是完全被它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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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制度是制定规则以规范日常生活和维持秩序的管理机构。虽然它们在不同层次上运转，但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威。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制度，任何社会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当然，在文字出现之前的社会里，习惯做法和规范取代了书面规则和正式的管理机构。25不过，我在本书中关注的是更现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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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转向关于人性的关键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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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限度与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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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进行推理或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与其他所有动物区别开来，并使他们能够统治这个星球。这种能力还使他们能够建立一系列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论体系。然而，我们的推理能力存在重大限度，这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限度是，我们无法就什么构成美好生活达成一致，这个限度有时会导致个人和社会群体仇恨并试图伤害他者，从而导致他者担心他们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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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我们的偏好和实现这些偏好的最佳策略是有必要的。这种差异反映在以下两个问题之中。首先，我们的偏好是否合理，这些目标能否增进我们的生存或产生其他方面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采取战略性行动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两种理性有时分别被称作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我主要关注的是实质理性，这对理解政治更为重要。然而，工具理性在我的论述中也很重要，因为它与政府有效实施社会工程的能力直接相关。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没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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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的偏好而言，关键问题是：理性可以告诉我们何谓美好生活吗？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和安排我们的生活，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及应该用什么规则来管理其成员的行为，理性是怎么说的？关于我们所有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基本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我们的批判能力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何区分是非？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第一原理：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根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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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具体的术语来提出这些问题：关于哪种宗教（如果有的话）提供给我们应该如何过日常生活的真正指导，理性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能否推理出走向理想政治体系的路径？我们的批判能力能否解决关于堕胎、平权行动或死刑的争论？它们能否解决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与另一个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区别对待自己所处社会中的外来者，或者何时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是被允许的，理性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些只是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及成员应该如何行事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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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是具有很强社会性的物种，我们无法避免要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找出彼此生活的方式，并且就共同利益产生共同认识，即使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导致持久的共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略显夸张地写道：“所有政治行动本身都指向对善的认识：美好的生活或美好的社会。”26有时人们很少有机会就关键问题发表意见，有时他们会尽量避开这些问题。但每个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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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一套道德原则来指导个人行为的问题为例。如果没有就什么构成道德行为达成广泛共识，任何社会群体都无法有效运行。任何社会中促进合作的规则都植根于它的道德准则。甚至是世界顶尖法学家之一、并不主张根据道德原则作出法律判决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也承认，道德“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是许多法律原则的背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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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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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确定一套客观的第一原理。28换句话说，理性使人类有能力大致说明何谓美好生活。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难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与其他人一起澄清我们的想法。这背后的假定是，理性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同样的真理，因为它注重事实和逻辑，并且很少受到可能干扰系统思维的文化或社会力量的影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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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的信仰在启蒙运动期间特别明显，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时代大约是从1650年到1800年，有时也被称作理性时代。30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新教改革所引发的长期宗教战争感到震惊，他们希望相信宗教是一种逐渐衰落的力量，而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会为人们提供认识美好生活的基本真理的工具。理性的力量将战胜信仰，解决当时宗教无法回答的许多重大问题。关于美好生活的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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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尼古拉斯·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在1794年出版的《人类心灵的历史图景》一书中描绘了这一乐观图景，他的目标是“通过推理和事实表明，人类能力的提升没有限度；人的完美绝对是无限的；这种完美性的进步……除了大自然给我们生活的世界施加的存续时间之外没有其他限制”31。1793年，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甚至更进一步说，“人是完美的”，我们对正义的理解最终会如此发达，以至于不再需要政府。32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主张都比较温和，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人类理性能够显著改善人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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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人们对自身批判能力的力量所抱有的信心已经减弱。33尽管科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提出一个连贯且被普遍接受的何谓美好生活的理解方面几乎没有进展。个体仍然抱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最佳社会的不同观念，而这些相互冲突的理念通常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在第一原理上达成共识取得的进展甚微：“当代道德话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大部分用于表达分歧；而表达这些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无休止性。我并不只是想说这样的争论会不断继续下去——尽管的确如此——而且这些争论显然没有尽头。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获得道德共识的理性路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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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人在受到压力时仍然坚持普世原则，他们知道什么是普世原则。如果某个人被指责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一个认为生活的重大问题没有对错答案的人，这种关于客观真理的信仰的力量经常会浮现出来。大多数人会强烈否认普世原则：相对主义者有时被指责为虚无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愿意容忍几乎任何形式的行为，虚无主义的邪恶是少数几乎达成普遍共识的道德标准之一。然而，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相同的问题，没有机制对他们的回答进行选择。通常问题越具体，分歧越难以弥合。我们无法确定哪个人的答案是正确的；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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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相对主义指控的明智的让步立场是，坚持有一套客观的第一原理，而且我知道它们是什么，但我不能说服其他人承认它们。那些不认同我的人完全错了，只是他们拒绝承认。许多人或明确或隐含地奉行这种论点，让他们得以摆脱相对主义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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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利用理性达成对美好生活的普遍（或者是广泛接受）的理解的集体能力，这种观点持什么态度？它告诉我们，那些相信自己的批判能力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道德真理的人只不过是在迷惑自己。仅凭理性无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理性并不能统治世界，它在帮助大量个体就其核心偏好达成共识方面的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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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共识多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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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理性的局限性，考虑一下它在宗教问题上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宗教深刻地关注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的批判能力无法确定世界上众多宗教中哪一个提供了指导个人行为的最佳行为准则，或者无神论是否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例如，我们没有客观的理由选择天主教而不是新教，反之亦然。35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期间大量谋杀对方。其他宗教也表现出同样的多样性。想一想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分歧，或者保守派、正统派、改革派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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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有强烈的碎片化倾向。某些成员越来越不满关于原始智慧的现有解释，并且与之脱离。例如，在基督教中，第一次大分裂发生在1054年，当时基督教世界分为两部分：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第二次重大分裂发生在1517年的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发表了他的“95条论纲”，批评天主教会的做法。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而且存在于新教世界中的众多教会中：圣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加尔文主义者、福音派教徒、路德教徒、卫理公会教徒、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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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关于宗教改革及其后果的重要研究中，历史学家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解释说，改革者的最初目的是修复他们所认为的天主教教义的重大缺陷。他们的本意是批判性地思考第一原理。相反，格雷戈里写道，他们“无意之中引入了许多不必要的分歧”，发现“教义之争实在是无穷无尽”。这不仅导致了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的扩散，而且导致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宗教私有化，这反过来有助于促进世俗化。因此，我们今天面临“世俗和宗教真理主张与构成当代多元主义的相关实践一道扩散”36。简而言之，宗教史几乎没有为我们的批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达成关于核心原则的广泛共识这一主张提供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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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认为，美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理性和审慎会引起对是非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许多美国人肯定认为，正义最终建立在一个定义明确且完善的道德原则清单之上。这与事实相差甚远。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理论的许多主要部分都拒绝接受法律是或应该是基于普遍道德原则的观念，包括批判法律研究、法律与经济学、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现实主义和自由法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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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律现实主义者关注法官如何裁决案件，特别是那些现有法律难以确定的案件。他们认为，法官在裁定这些所谓的疑难案件时有相当大的余地，他们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公平判断或商业规范的考虑”37。换言之，法官是务实的：他们会特别注意他们的决定会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出来。这并不是否认法官自己的道德准则会影响她的决定，但这与她将决定建立在普遍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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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经济学建立在相似的逻辑之上。38这种路径的支持者认为，法官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效率，而不是广泛认可的道德原则来裁决疑难案件。这是一种实用的法律方法，强调为尽可能多的人做最好的事情。当然，并非所有考虑同一案件的法官都会就某个单一的结果达成一致。与法律现实主义一样，谁是终极决策者在法律和经济学叙事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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