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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法学学者会认为，法官应该遵循普遍的道德原则。自然法理论家属于这一类。这种态度最著名的支持者可能是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他断言“裁决的特征是原则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尽管他也承认这是少数人的观点。“英美律师，”他写道，“总体上对任何真正的疑难案件找到‘正确答案’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充分理由持怀疑态度：律师和法官很少就第一原理或者在疑难案件中如何应用它们达成共识。对于德沃金来说，法院决定应该依据的“根本原则”就是“政府必须平等对待人民”，这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资源去竞争来积极努力促进平等，即使这意味着限制自由。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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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几乎不可能在法律领域中提出被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的道德准则。当他写到“任何法官对于最佳解释的看法可能是其他法官并不认可的信念的结果”时，德沃金也承认了这一点。40法官可能认为他找到了道德真理，但他不太可能找到很多同意其看法的同事。大多数人会支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主张，“绝对真理是海市蜃楼”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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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对是非的不同意见解释了为什么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最高法院的任命中会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分野的双方都明白，法院经常会审理法律不明确而法官意见十分关键的重要案件。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主导法院，所以他们努力阻止对方的候选人。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2005年发表的声明中解释了他投票反对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担任首席大法官一事，反映了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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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临的问题是……遵守法律先例以及法定或宪法规则能够处理提交法院审理的95%的案件……对于最高法院而言，重要的是那真正困难的5%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坚持先例和解释规则只能让你跑完马拉松的25英里。最后一英里只能根据一个人最深刻的价值观、一个人的核心关切、一个人对世界运作方式的更广泛视角，以及一个人的同理心的深度和广度来确定。在这5%的疑难案例中，宪法文本不是直接切中要害的。法规的语言不会是十分清楚的。仅靠法律程序无法让你作出决定……在那些疑难案件中，关键因素是由法官的内心提供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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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美好生活持什么态度？大多数经济学家假定个人能够利用他们的批判能力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但这一假定涉及工具理性而非实质理性。关于后者，正是我们所关心的，经济学家很少声称理性可以被用来选择偏好或效用。相反，他们假定个人偏好是给定的，专注于寻找最佳策略以实现摆在桌面上的任何偏好。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曾经说过的，经济学“有许多有用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但是它确实不能说明一个良好社会的更大特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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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一下列奥·施特劳斯如何看待我们预言美好生活的能力，他认为这是政治哲学的主要目的。施特劳斯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一般观点是，任何社会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能够发现一整套连贯的自然法和权利。这些被选中的少数人会运用他们的卓越智慧去发现永恒真理，这有助于他们明智地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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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准确阐述。也许，他并不曾这样想过的最好证据是，在他大量的作品中，他从未阐明那些所谓的道德真理是什么。这个缺失促使C.布拉德利·汤普森（C.Brad-ley Thompson）和亚龙·布鲁克（Yaron Brook）“挑战施特劳斯的学生们解释和捍卫一个系统、世俗、理性论证的道德准则以使之客观真实的做法”44。他们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回应。然而，绝对真理的缺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施特劳斯自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什么是本质上好的或正确的真正的知识。”45对施特劳斯来说，政治哲学是关于追求真理的，而没有承诺任何人会发现真理。他写道：“哲学本质上不是拥有真理，而是追求真理。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在最重要问题上对我们的无知的洞察促使他竭尽全力发掘知识……也许，对于这些问题的可能答案，正反两方面总是或多或少地保持平衡，因此哲学永远不会超越讨论或争论的阶段，也永远不会达到决定的阶段。”46对于我们的批判能力能做什么，这很难说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即使拥有充足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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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施特劳斯的著作，可以发现他认为理性的长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质疑已有道德准则和其他被广泛持有的信仰。他曾评论道：“我们越是培养理性，就越是培养虚无主义：我们就越不能成为社会的忠诚成员。”47这种对理性的解构能力的信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而言是危险的，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政治哲学发展到尼采已经走到了尽头。48换言之，尽管政治哲学深深关切对美好生活的崇高追求，但它最终是一项自我毁灭的事业，因为它过于重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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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真理如此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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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这个容易被放大的证据来看，对于理性能够告诉我们何谓美好生活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为何如此？为什么人们很难就第一原理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的批判能力不能单独为我们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提供普遍答案；第二，除理性之外，塑造我们偏好的因素往往是抗拒理性的，甚至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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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化。从出生开始，我们的父母和更广泛的社会就用关于是非的信息轰炸我们。我们学到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文化规范。但是，因为所有的社会都在不同的环境中进化，所以它们有着独特的文化。家庭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思考明显不同，取决于他们的成长环境。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总结道：“不知何故，孩子们最终会具有为他们的文化或群体所独有的道德观。”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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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们道德思维的第二个因素是出生时我们每个人都固有的天生情感。我们天生就有一种独立的态度或激情，受情感所驱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在我们有生之年为我们编制的软件包。我们并非天生就是一块白板。换言之，所有人类对生活的重大问题都有着不同的倾向，即使是在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开始塑造他们的思考方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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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生俱来的情感很难测量：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然而，我们从周围所有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证据，他们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并以类似方式进行社交，但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对何谓美好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化的力量，但如果它是唯一的驱动力，那么在家庭和社会中就会有更多的思想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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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影响个人核心原则的最终因素。它涉及的心理过程不同于情感和社会化，这两者都依赖于直觉。凭借直觉，个人在处理手头事务时会无意识地作出决定。有人认为，她本能地知道要采取的正确立场。有时，这种立场很快就会出现，这是对所见或所听情况的内在反应；有时，它来自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缓慢认知，也许需要反复思考之后才能获得。通常，这种认识伴随着始终以这种方式进行感知的意识，但现在才有意识地承认它。不过，无论快慢，情绪和社会化自然会让个人相信他们有能力提供有关一系列问题的见解。然而，理性的运作则有着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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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是人类集中精力抛开直觉、运用事实和逻辑来分析问题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一个人在运用理性时试图以系统的、训练有素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他的偏见或情绪干扰思考过程。推理是一种耗时的心理活动，因为它拒绝自发的反应，而是需要仔细构建和评估论断。50当然，一个人可以进行商议，与其他人一道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来分析疑难问题。理性是一种比直觉更训练有素的推理形式，经常会提供一种比情感或社会化更透明的方式来回答问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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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情感的努力往往并不成功。正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明确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将你的批判能力与你的偏见和情感完全分开，他认为，后者实际上可以帮助个人作出合理决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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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排序在前，但在我们确定偏好的三种方式中，理性是最不重要的。它肯定不如社会化重要。社会化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有着较长的童年时期，他们受到家庭和周围社会的保护和培育，同时也受到强烈的社会化。与此同时，他们才刚刚开始发展自己的批判能力，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当个人的推理能力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时，他的家庭和社会已经给他做了大量灌输。而且，个人天生具有固有的情感，这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在制定道德准则方面的选择有限，因为他们对正确与错误的思考大多来自天生的态度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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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理性与个人对美好生活观点的形成关系不大。他们声称，理性至多是为主要由我们的直觉所形成的观点提供理由。53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最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主张“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对他而言，“理性是且仅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于它们，理性永远无法扮演其他角色”54。在休谟的叙事中，推理也有一席之地，但它位于道德准则建立之后，主要功能是找到巧妙的方法为其提供证明。这就是工具理性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休谟的论述中，显然没有多少实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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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有些夸大其词。理性有其局限性，但它不仅仅帮助我们理顺根深蒂固的信仰。例如，它告诉我们生存是首要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能追求其他目标。即使它在确定其他目标方面效用有限，它仍然是有用的。当不同的直觉发生冲突时，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决。当第一原理导致愚蠢或破坏性行为时，它也可以帮助个人加以调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为一个人的环境偶尔会发生变化，她会发现思考环境的习惯方式不再有意义。最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体，他们致力于用冷静的分析方法来检验自己最深刻的信念。理性可以引导这些人找到思考世界的新方法，其他人以后可以效仿。我们的确有能动性。我们不仅仅是情感和社会化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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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致力于严格的自我反省。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不受约束的理性会导致对何谓美好生活的普遍共识。纯粹的理性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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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教育（不仅为了社会精英，而且为了每个公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就是20世纪早期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普通人将会达到无法想象的社会和政治智慧的高度”55。杜威深知各个社会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充满相互冲突的观点，但他认为民主加教育可以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主张”。他写道：“民主的方法——就它作为有组织的智慧而言——是将这些冲突公之于众，可以看到和评估特殊主张，可以加以讨论和评判……各自主张越多地……被公开和科学地权衡，公共利益被披露并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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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育将使公众就公共利益达成共识这一信念在直觉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在仔细审视之后就瓦解了。因为人类是群居生物，他们倾向于与同一群人形成牢固的联系。他们的忠诚使他们难以挑战占主导的群体智慧。群体思维的力量——强大但不是绝对的——意味着，大多数人没有意愿走出自己的社会群体并采取自主行动。即使他们试图表现得像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也倾向于从根据多年来的社会化所形成的假设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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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认为，为公民提供更多教育会有助于他们在应该共同管理其生活的原则上达成广泛共识。事实上，相反的可能性更大。某些形式的教育明确地指导学生特定的道德观。今天由宗教极端分子管理的宗教学校、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或者20世纪之前在欧洲和美国大学提供的以宗教为基础的高等教育，都是为官方的道德生活观点背书。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仅仅代表灌输。这些形式的教育只会加强社会之间已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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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使人们接触到各种观点时，它通常会促使学生宽容（如果不是尊重）相反的观点。杜威所建议的教育类型会扩大而非缩小人的视野。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大学中，多数教育工作者都避免告诉学生如何思考价值负载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从事传教事业的。57从本质上讲，人们获得的教育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就更难以相信——更不用说发现——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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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杜威的教育理想总是包括教会学生批判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批判能力。（至少是好的）教育家教他们的学生提出难题和挑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传统智慧。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并非偶然，它自称是“持续存在的最古老的科学院”，其座右铭是：“不相信任何人的话。”58其结果是，高质量的教育使学生特别擅长批评所谓的真理，但却没有给予他们去发现除了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之外的事实的训练。教育磨炼了我们的理性能力，但最终使得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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