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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排序在前，但在我们确定偏好的三种方式中，理性是最不重要的。它肯定不如社会化重要。社会化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有着较长的童年时期，他们受到家庭和周围社会的保护和培育，同时也受到强烈的社会化。与此同时，他们才刚刚开始发展自己的批判能力，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当个人的推理能力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时，他的家庭和社会已经给他做了大量灌输。而且，个人天生具有固有的情感，这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在制定道德准则方面的选择有限，因为他们对正确与错误的思考大多来自天生的态度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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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理性与个人对美好生活观点的形成关系不大。他们声称，理性至多是为主要由我们的直觉所形成的观点提供理由。53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最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主张“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对他而言，“理性是且仅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于它们，理性永远无法扮演其他角色”54。在休谟的叙事中，推理也有一席之地，但它位于道德准则建立之后，主要功能是找到巧妙的方法为其提供证明。这就是工具理性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休谟的论述中，显然没有多少实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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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有些夸大其词。理性有其局限性，但它不仅仅帮助我们理顺根深蒂固的信仰。例如，它告诉我们生存是首要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能追求其他目标。即使它在确定其他目标方面效用有限，它仍然是有用的。当不同的直觉发生冲突时，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决。当第一原理导致愚蠢或破坏性行为时，它也可以帮助个人加以调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为一个人的环境偶尔会发生变化，她会发现思考环境的习惯方式不再有意义。最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体，他们致力于用冷静的分析方法来检验自己最深刻的信念。理性可以引导这些人找到思考世界的新方法，其他人以后可以效仿。我们的确有能动性。我们不仅仅是情感和社会化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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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致力于严格的自我反省。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不受约束的理性会导致对何谓美好生活的普遍共识。纯粹的理性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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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教育（不仅为了社会精英，而且为了每个公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就是20世纪早期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普通人将会达到无法想象的社会和政治智慧的高度”55。杜威深知各个社会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充满相互冲突的观点，但他认为民主加教育可以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主张”。他写道：“民主的方法——就它作为有组织的智慧而言——是将这些冲突公之于众，可以看到和评估特殊主张，可以加以讨论和评判……各自主张越多地……被公开和科学地权衡，公共利益被披露并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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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育将使公众就公共利益达成共识这一信念在直觉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在仔细审视之后就瓦解了。因为人类是群居生物，他们倾向于与同一群人形成牢固的联系。他们的忠诚使他们难以挑战占主导的群体智慧。群体思维的力量——强大但不是绝对的——意味着，大多数人没有意愿走出自己的社会群体并采取自主行动。即使他们试图表现得像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也倾向于从根据多年来的社会化所形成的假设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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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认为，为公民提供更多教育会有助于他们在应该共同管理其生活的原则上达成广泛共识。事实上，相反的可能性更大。某些形式的教育明确地指导学生特定的道德观。今天由宗教极端分子管理的宗教学校、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或者20世纪之前在欧洲和美国大学提供的以宗教为基础的高等教育，都是为官方的道德生活观点背书。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仅仅代表灌输。这些形式的教育只会加强社会之间已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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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使人们接触到各种观点时，它通常会促使学生宽容（如果不是尊重）相反的观点。杜威所建议的教育类型会扩大而非缩小人的视野。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大学中，多数教育工作者都避免告诉学生如何思考价值负载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从事传教事业的。57从本质上讲，人们获得的教育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就更难以相信——更不用说发现——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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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杜威的教育理想总是包括教会学生批判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批判能力。（至少是好的）教育家教他们的学生提出难题和挑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传统智慧。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并非偶然，它自称是“持续存在的最古老的科学院”，其座右铭是：“不相信任何人的话。”58其结果是，高质量的教育使学生特别擅长批评所谓的真理，但却没有给予他们去发现除了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之外的事实的训练。教育磨炼了我们的理性能力，但最终使得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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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卢梭（Rousseau）早就说过：“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一个共同利益，以便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永远以共同福祉为宗旨的国家里。”59当然，他所希望的情形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任何一群人都无法在基本问题上达成那种程度的共识。无论好坏，我们的批判能力都无法引导我们走向普遍真理或绝对法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相对主义是一个生活现实，即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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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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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种通常与自由主义一致的方式是，赋予个人以特权，主张个人先于社会，后者实际上是一种由一群人自愿创造的人造结构。这种主张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是自由的施动者，主要靠自己形成身份。他们选择组建社会和政府以实现互利，但他们形成的社会群体基本上是个体的集合，并没有有意义地塑造其成员的身份。他们等于是出于便利目的而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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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人性的错误看法。个体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那种认为任何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以与社会隔绝的个体开始生活，并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60我们都是从无助的婴儿开始生活的，至少在生命的头十年，高度依赖别人，在此期间，我们周围的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思考和对待世界的方式。没有其他途径。我们的个人主义与我们的理性能力密不可分，它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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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撤退到一个荒岛上，我们也无法逃避这样的事实：他人已经以深刻的方式把我们社会化了。想想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他遭遇海难，被困在绝望之岛上独自生活28年。他在那个岛上的思想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英格兰约克郡长大后学到的一切所塑造的。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后来反思这本书时说道：“人是一种为社会而形成的生物，因此不仅可以说独处对他不好，而且他真的不可能独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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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笛福所暗示的，我们似乎也很清楚自己喜欢和别人交流。有证据表明，人类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人类天生就希望频繁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包括其直系亲属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搬到偏远地区，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连臭名昭著的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也继续与美国社会互动，尽管方式有限而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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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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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人类自然而然地在比家庭单位更大的群体之中活动的首要原因。62首先，个人需要性伴侣，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也有助于更广泛地创造和维持家庭和物种。63繁殖的需要是所有物种共有的，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这需要寻找超出其直系亲属的性伴侣。当然，有了孩子意味着家庭不仅规模扩大，而且与其他家庭也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群体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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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食物和生活的其他必需品方面，群体也比个人或单身家庭更有效率。构成任何规模庞大的群体的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各种技能和才能，这将使他们能够创造分工。这种专业化和合作使其更容易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促进了更大的繁荣。此外，如果一个家庭独自经历严重困难，比如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那么孩子们就没有人可以求助。但是，如果他们嵌入社会群体，他们就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网络，可以介入他们的生活并提供帮助。最后，随着数量的增长，归属于一个群体可以使一个人免受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伤害。然而，大的规模并不能确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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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群体是一种生存工具。通过相互合作，成员们最大化地维持生存和追求利益的前景，包括他们在繁殖上的利益。当然，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但他们在一个群体中的机会通常比单独行动时要高得多。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人有强烈的动机去回避合作、采取自私的行动，但合作的必要性往往胜过利用群体中其他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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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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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和信仰。两个社会可能讲不同的语言，崇拜不同的神，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习俗和历史叙事。“社会，”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道，“不仅仅是个人的加总。相反，由他们联合而形成的系统代表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具体现实。”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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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多样性——阻碍了全球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地球是巨大的，人们在无数地区面临的情况差异很大，因而世界各地的群体发展出独特的惯例和思维方式。但多样性也因为人们利用他们的批判能力对何谓美好生活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存在。不仅仅是环境塑造文化，个人也有能动性。这个简单的生活现实使得在社会群体中建立共识变得困难，尽管不是不可能。虽然有时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就其实践和信仰达成实质性共识，但几乎总是存在足够的重要差异，使这些社会作为独立实体运作。无法让各个社会变得相同，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已经并且将永远由众多具有独特文化的社会群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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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塑造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上非常重要。一个人出生所在的社会群体永远是他身份的一部分。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们在我们身上刻上“无穷无尽的烙印，而没有留下一份清单”65。我们对我们赖以成长并与我们的身份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别无选择。社会在那些个人极其重要的成长时期，为其提供的文化软件（cultural software）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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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试图改变它或者加入一个不同的社会，以此来拒绝她生在其中的文化。66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非常困难——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注定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即使一个成功的人也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她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试图改变的文化所塑造的，甚至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文化的囚徒。同样地，离开旧生活的人会带着文化上的成见去开始他的新生活，这些成见将继续以重要方式塑造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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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无论他多么热切地接受美国文化，抵制旧国的价值观和传统，他的身份总会受到他年轻时所受文化的深重影响。比如，20世纪30年代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列奥·施特劳斯作为年轻人离开欧洲来到美国，在这里发展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主要代表。然而，他们对世界的思考仍然深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在欧洲作为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学者时曾经读过这些人的著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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