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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无论他多么热切地接受美国文化，抵制旧国的价值观和传统，他的身份总会受到他年轻时所受文化的深重影响。比如，20世纪30年代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列奥·施特劳斯作为年轻人离开欧洲来到美国，在这里发展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主要代表。然而，他们对世界的思考仍然深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在欧洲作为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学者时曾经读过这些人的著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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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黏合剂。人类可能是社会动物，但是组成社会的人们既是社群成员，也是个体。尽管他们经历了各种社会化，他们还是能够为自己着想，并且经常如此。有时，他们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不会与他人合作，而是以自私和有害的方式行事。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社会群体中的人都很难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不同强度的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着作用，有时它强大到足以使社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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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阻止这些离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社会群体中关于第一原理通常有相当程度的（尽管从来不是完全的）共识，因为成员有着相似的日常生活和共同的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出生起就被高度社会化以尊重他们的文化——会有一种意识，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认为他们所在的社会“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那些活着的人、那些死去的人以及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68。群体成员倾向于彼此尊重并且发展高度的群体忠诚感，这使得他们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也能共同相处。成员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人们在其中为了集体利益而共同努力。大多数成员强烈地将群体的生存等同于自己的生存，这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强大动力，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放弃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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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用来维系一个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一个单一的问题暴露出如此深刻的分歧，以至于它存在着让社会分裂的危险（试想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问题）。有时极端的新情况会破坏一个社会的主要实践和信仰，在成员们试图重新形成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时，暴露出他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试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之后的德国）。有时，意想不到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社会失去了凝聚力（试想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侵略后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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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由此拒绝其文化的重要内容或者采取自私行动，除非那些不满的人得到安抚或被迫离开，否则共同体很难存续。简言之，个人自然而然在社会群体中活动，但他们对集体的承诺水平可能千差万别。依附显然有助于群体团结，但当幻灭广泛蔓延时，会导致群体的消亡以及新生的群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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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作用，而且偶尔会导致其瓦解，这说明只靠文化不足以将社会团结起来。保持社会完整还有其他三种路径。一种是创造一个可怕的外部敌人，足以激励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以抵御威胁。另一种是通过在社会内部定义一个背信弃义的“他者”来统一大多数人。但是，防止社会瓦解的最重要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政治制度，这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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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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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政治制度，以便与其他群体打交道，并帮助其成员和平而又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在群体内部，个人之间不断互动，有时在资源和金钱等方面展开竞争。他们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它们而激烈争论。因此，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形成的派系和社会群体——需要确立规则来定义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规定如何解决争端。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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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也需要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他们需要某种方法来裁决争端和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防止或停止成员之间的暴力。他们需要一些人或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日常生活，以确保没有成员危及其他成员的生存。简言之，他们需要权威。社会群体具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和建立等级制的强大动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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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所以需要政治制度，另一个原因是，帮助抵御可能有动机攻击和摧毁它们的其他社会群体的伤害。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的目的不是要超越无政府状态，而是确定在一个没有更高权威可以求助的世界里如何保证群体最好地生存。这样的群体需要某种军事力量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可能最大化。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当控制暴力手段，不仅要在国内执行规则，而且要抵御外部敌人。这些制度也必须在更加寻常的事务上与外界打交道，因为生存虽然至关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群体唯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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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把政治制度描绘成基本上中立的工具，不偏袒任何个人或派别，这表明在我的叙事中不涉及政治。事实上，政治制度并不是不偏不倚的机构。管理社会团体的规则反映了某种对美好生活的看法，而且总是偏向于某些个人或派系的利益。因此，谁来制定、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就至关重要，因为无论谁做这些事，都能够以反映其兴趣和对美好生活看法的方式塑造日常生活。为了确定政治制度由谁来控制，几乎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发生激烈竞争。政治是任何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从最深层次讲，政治是围绕第一原理的冲突，而不是否认其更寻常的一面。政治竞争围绕着社会应该如何组织或者社会内部的个人和派别应该如何相互影响的冲突性看法。这种竞争通常是激烈的，有时涉及欺骗、强制和暴力。正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经说过的，政治是一种“接触式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尽管他们的立场不能保证是永久性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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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任何社会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对治理机构的控制。在此，基于金钱、社会资本和媒体访问等资源的权力至关重要。一个人或派别权力越大，它在政治舞台上就越有可能占上风，这样就使它能够以增强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方式塑造社会的政治制度。72换句话说，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著名论断，有权势者确定“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73。虽然每个人获益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赢家不会被阻止去追求那些几乎使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受益的政策。管理任何社会的机构不仅仅是公正的仲裁者或守夜人：它们在本质上是政治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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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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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也是政治性的。尽管实力对比在群体间关系以及群体内部关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在一个社会中，谁来制定和解释规则非常重要。但是，在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中，规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实施它们。社会群体在无政府状态下活动。74更重要的是，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监督群体间的行为，以确保一个群体不对另一个群体的生存构成威胁。这并不是说生存在一个社会内部是有保障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但在一个群体内部，存在具有实质性强制力的政治制度可以保护该群体的成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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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无政府状态中的重要性不在于决定由谁来制定规则，因为规则在群体间关系中并不重要，而在于它是社会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另一个社会的暴力威胁的最佳手段。它们需要充足的物质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以便在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确保生存的可能性得到最大化。在没有更高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恐惧是强大的驱动力。社会群体也想获得权力，因为权力让它们得以追求其他目标。它们理解修昔底德的箴言：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下，“强者尽其所能，弱者受其所迫”76。任何社会相对其竞争对手再强大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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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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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强烈倾向于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来换取发展。不是每个社会都有能力扩张，但这种动机始终存在。扩张的动机可能有多种，其中之一是意识形态。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宗教或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且想将其输出到其他社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让人类为之受益。不过，更可能的动力是经济的。一个群体可能想要夺取另一个群体的土地或原材料，或者仅仅是想吞并另一个群体的经济，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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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寻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生存。由于各个群体在核心原则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和深刻的分歧，总是存在着某个群体威胁另一群体生存的可能性。这种威胁可能有不同形式。一个群体可能会试图杀死对手群体中的所有人。或者，它可能使目标社会保持完整，但剥夺其自主权。侵略者控制被征服群体的资源，深刻影响其政治，甚至奴役它。最后，目标社会可能直接被获胜的社会所吸纳。所有这些结果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对它们的担心导致社会彼此恐惧，为生存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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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改善其生存前景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变得更强大。最佳保障就是变得比其他社会强大得多。强者并不总是能打败弱者，但他们往往能打败弱者。因此，为了实现安全最大化，社会群体具有吞并、支配甚至消灭其他群体的强烈动机。这样做不仅让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从上述讨论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很难区分经济动机和生存动机，因为财富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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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强调了以枪炮告终的扩张。但是，群体的扩张还有另一种方式：它可以与志同道合的群体达成社会契约。两个社会可能自愿联合起来（尽管可能性极小），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文化，在核心价值观上基本一致，而且几乎没有利益冲突。联合可能会给两个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是这种联合的案例。但不足为奇的是，这个新国家仅仅在三年后就解体了。另一种可能是（尽管极不可能），两个社会群体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美好生活，但一个群体能够说服另一个接受自己的思维方式，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最有可能让两个社会合并的原因是，共同威胁使得联合组成更强大的实体似乎是改善它们的生存前景的更好选择。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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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愿的联合很难设计。社会群体很少放弃独立而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扩张几乎总是一个社会强迫或征服另一个社会的结果。各个社会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一般都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使得任何群体都难以说服另一个群体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一套新的实践和信仰。任何想要拓展疆域的社会可能都必须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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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武力所能实现的是有限的。强迫和征服有时很有效，但绝非任何时候都如此。一个扩张主义群体面临的问题是，目标群体很可能狂热地抵制其扩张。即使运用进攻力量打败了对手，受害者仍然可能找到微妙而复杂的方式来抵制整合。78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扩展，其瓦解的可能性也会上升，仅仅是因为人口越多导致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显著差异越大。合并的文化差异性越大，这些价值分歧就可能越尖锐。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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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一个社会征服并吸收了许多其他群体，它在进一步拓展上仍然面临显著制约。一个问题是，这个星球上有很多群体，剩下的群体很少会不战而降。而且，由于这些群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任何想要支配所有其他群体的群体都会发现，距离使得权力的投射愈发困难——大洋、山川和沙漠也加剧了这个问题。80任何社会的扩张都会受制于报酬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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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面临的各种阻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为什么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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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人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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