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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底线简单明了。我们的批判能力无法提供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的明确答案，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总是会有严重分歧，这对个人和社会都非常重要。这些分歧有时会导致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一方或双方都会采取进攻性行动。事实上，许多人相信普遍真理的存在，他们发现这样只会令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从绝对的角度考虑使得人们很难妥协和容忍。如果几乎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那么就会培育出一种和平共存的时代精神，让世界更加和平。但人们并非如此，那些不赞同你的人可能倾向于杀了你，这意味着个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彼此互相恐惧，为生存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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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人类的各个社会群体就是为了解决恐惧和生存这对孪生问题而存在的。任何社会中盛行的文化都包含一整套习俗和信仰，社会成员在年轻时就会逐渐了解，在余生中也会不断聆听。大多数原则在大多数时候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会发挥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无法消除）的作用。文化就像黏合剂，对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而言不可或缺，但只有它是不够的。社会还建立了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政治制度，培育一定程度的包容，有助于防止成员在重要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互相残杀。但是，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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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具备可观但又有限的批判能力的社会人组成的世界之中，这一事实是人类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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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说，我并不认为个人天生就是坏的或邪恶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主张，每一种政治理论最终都围绕人类本质上善或本质上恶这一假定展开，而一些著名思想家确实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来建立理论的。81例如，卢梭认为人类在自然条件下本质上是好的，但被社会所腐化。82另一方面，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这意味着他们在余生中会以各种方式犯错误。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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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的观点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善与恶都是模糊的概念，含义难以确定。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这两个概念，每个人肯定会体现出这两种特征。无论如何，如果某人真的这样划分，如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天生善或恶呢？把它归因于原罪或某些类似的东西并不能提供一种我们可以用证据加以鉴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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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认为人类像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天生具有攻击性，也不认为他们拥有一种像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权力欲。84当然，有些人符合这种模式，但也有许多人不符合。人类是一个杂色的群体，我们并非都是A型人格。此外，有人认为自然选择导致个人首先是合作，而非进攻。个人有强烈的动机与他人合作，特别是与群体成员合作，以使他们的生存前景最大化。当然，人类有时会表现出攻击性，攻击性的倾向在不同的人之间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在我的叙事中，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第一原理存在根本性分歧，而不是因为攻击性是对任何给定情况的一种确定的第一反应。他们也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因为所处的环境激励他们去这样做。例如，他们可能是在无政府体系中活动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致力于通过扩张来让自己的生存机会最大化。在一个等级体系中，相同的个体可能不太具有进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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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伟大的主义不是在数学抽象状态下发挥作用：它们以自身的方式运作，因为人类就是这样行事。当我们转向对自由主义的考察时（将在下一章讨论），我会立足于在此阐述的关于人性和政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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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三章 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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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考察政治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它们对人性有着共同的看法，强调个人主义，以及我们的批判能力在发现关于美好生活的集体真理方面是有局限性的。二者都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不能被剥夺或自愿放弃）、宽容和国家维持公共秩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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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两个重要区别：他们对个人权利的内涵和国家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权宜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利都是关于个人在没有政府干涉条件下的行动自由。新闻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就是两个例子。进步自由主义者也珍视个人自由，但他们认为这些权利需要政府帮助公民来实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的权利，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社会工程来确保这项权利得以实现。权宜自由主义者不承认这项权利，他们普遍怀疑社会工程的好处。他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应该最低限度地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而进步自由主义者支持更加积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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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对我们的批判能力决定第一原理的程度存在根本分歧。进步派倾向于强调理性有助于自由社会的极度宽容，甚至有助于我们在道德问题上达成普遍共识。权宜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这些主张，而是强调理性的局限性。虽然他们认识到宽容的重要性，但他们比进步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看到宽容的局限性。然而，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两种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进步自由主义者在理性可以告诉我们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无法支持他们乐观的主张，他们最终听上去像是权宜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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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推理能力，进步自由主义者和权宜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工程的效用有不同看法，社会工程意味着一个人出于工具目的来运用批判能力，而不是确定最终目标。进步自由主义者比权宜自由主义者更相信工具理性。因此，进步主义的根基并不是服务于确定第一原理或促进宽容的理性，而是对个人权利的广泛看法，以及对国家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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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自由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步自由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这并不是否认自由民主国家有大量权宜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在智力上更优越。但是，进步自由主义在现实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占据上风。当代自由社会无法按照权宜自由主义所规定的路线进行组织，因为冲击现代国家的结构性力量需要采取以进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干预主义政策。政治领导人所处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用权宜自由主义的放任路径加以治理。由于当前没有替代干预主义国家的办法，政治自由主义如今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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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治自由主义的最佳出发点是界定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这是自由主义的硬核。接下来，我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变体，强调它们的差异，然后解释为何进步自由主义如今是主导形式。最后，我将简要分析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这对理论，它们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但它们其实不是（即使其中一个的名称中有“自由”一词），因为它们不接受政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然权利。它们所依据的逻辑与权宜自由主义或进步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本身也许是重要的理论，但它们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因此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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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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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叙事开始于自然状态下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认为具有一套共同的特征。在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他们都被赋予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都是平等的。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其中所有的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管辖权；显而易见的是，同一物种、同一等级的生物没有区别，生来就具有同样的优势，运用同样的能力，它们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从属或服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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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代表了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那（Aquinas）、奥古斯丁（Augustin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柏拉图（Plato）等前现代政治哲学家著述的彻底突破，他们都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或社会存在。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我们的祖先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这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词，因为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哪个人不属于某个群体，也没有哪个人可以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86这些“祖先”也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平等的。他们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才能超群，因此应该统治能力较弱的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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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假定涉及我们的推理能力。毫无疑问，人类拥有出色的批判能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推理能力对于决定何谓美好生活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本身并不决定人们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服从于情感和社会化。即使个人小心谨慎地作出了对第一原理的合理判断，或者从这些原则中作出了合乎道德的推论，至少也会存在一些分歧——除了普遍同意（在自由主义者之间）所有个人都被自然地赋予了一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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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在第一原理上存在分歧时，他们有时会以憎恨和试图互相伤害而告终。这一基本逻辑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有所阐述，他虽然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但阐述了一些支撑自由主义的开创性思想。88乍看起来，洛克似乎持不同的观点：他以赞美理性的美德开始其《政府论（第二篇）》，使得自然状态并不像霍布斯的《利维坦》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然而，洛克很快就改变了他的叙事，最终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种相当艰险、野蛮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利益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的所有集合之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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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冲突所造成的威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减轻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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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秩序的自由主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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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者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产生致命冲突的可能性。首先，他们强调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活的权利——它不仅意味着生存权，还意味着过人们认为合适的美好生活的自由。人们有权选择他们想要的任何生活方式，只要它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尤其是“信仰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即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的权利。权利的目的是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度最大化。美国《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简洁明确地抓住了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辩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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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第二个方面是树立宽容的规范。如果个人有权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其他人就有承认这一权利的积极义务。90宽容的规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接受别人有时会在核心原则上与我们产生分歧，即使我们强烈地厌恶或鄙视别人的想法或言论，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而惩罚或杀害他们。相反，每个人都将接受一种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和平解决冲突，保持对法律的必要尊重。在最佳状况下，个人可能会尊重有关美好生活的对立观点，认为根本性差异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91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通过接受分歧而走到一起。但是，人们必须至少容忍那些与他们存在深刻分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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