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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显然是权宜自由主义的核心。虽然他们崇尚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共存是有局限的。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维持秩序的重要性，但除此之外，他们会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干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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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努力促进机会平等——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的政府行动。创造平等机会涉及资源的再分配，而这无疑会对私有财产造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还会侵犯个人自由。一般而言，权宜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促进任何形式的个人权利的主张。与此相反，首要目标应该是只保护那些可能受到威胁的权利。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们也不认为国家应该试图管理经济。相反，他们倾向于建立以无限制竞争的开放市场为基础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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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对我们的批判能力的悲观论调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不能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国家不能采取明智的行动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主张，政府并没有带来有意义的进步；相反，它们阻碍了进步。从本质上讲，权宜自由主义者质疑国家是否具有工具理性，这导致他们倾向于认为任何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都可能会失败。因此，广泛的福利国家在权宜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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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权宜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乐观或进步的政治理论。109国家被认为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来治理：它的目标应该只是防止分歧走向极端，让人们尽可能自由地去过他们认为合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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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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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者讲述了一个关于政治生活的更有希望的故事。人们通过阅读他们的著述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人类回答有关美好生活的关键问题的理性能力更为乐观。有些人甚至似乎主张我们可以发现绝对真理。其他人则认为，理性促进了自由社会中公民之间的深度宽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暴力威胁。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些主张并不成立，而那些提出这些主张的进步自由主义者都退却了，最终和权宜自由主义者一样，承认我们无法利用我们的批判能力在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达成普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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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进步自由主义者比权宜自由主义者提供的前景更有希望的，是他们对个人权利以及国家为服务这些权利而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的主张。他们对权利有更广泛的看法，特别是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还认为，政府既有责任又有能力制定确保这种结果的政策。他们相信政府有能力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行事，这一点将他们与权宜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后者不抱有这种信念。进步自由主义者也承认，需要国家来担当守夜人，因为他们认识到不可能达成关于第一原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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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源于启蒙运动，正如艾萨克·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崇尚个人以及自利的道德合法性”，同时也宣扬“无助的人类理性而非信仰或传统”的重要性。110正如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所说：“如何强调自由主义思想与启蒙运动遗产之间的关系都不为过。启蒙运动的特点是极大地相信人类有能力理解世界，把握其规律和基本原理，预测其未来，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操控其力量。”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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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十年间，最杰出的进步自由主义者包括罗纳德·德沃金、弗朗西斯·福山、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和约翰·罗尔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是这一派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其中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的受挫，理想的政府形式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以支持自由民主的方式得到了回答。当然，罗尔斯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而德沃金则是法律哲学家中的巨人。平克可能是宣称理性胜利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全世界减少暴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最著名支持者。进一步追根溯源，法国哲学家尼古拉斯·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也属于这一类，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也是如此，他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这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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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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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进步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与某些可以发现的原理一道——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关键，这种信念体现在德沃金的评论之中：“自由主义不能建立在怀疑主义基础之上。”113实际上，进步自由主义存在着两种变体，每一种在我们的批判能力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这一问题上有不同论述。我们可以称之为有限进步主义者（bounded progressives）和无限进步主义者（unbound-ed progres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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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进步主义者对理性最有信心。他们宣称，当我们共同发现第一原理，将其与普遍尊重个人权利相结合时，暴力冲突实际上会被消除。虽然有限进步主义者比权宜自由主义者更相信理性，但他们并不认为全人类能在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达成共识。但他们确实相信，自由社会中的人们足够聪明，可以接受这些差异，而不是为这些差异而战。在和平解决冲突和尊重法律的同时，充分的宽容支配着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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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进步主义对我们的批判能力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都有着不切实际的理解。我们不太可能（至少是不成功地）作出论断，即存在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的关于第一原理的真理。也不存在任何基础去相信，仅靠理性就可以在自由社会中产生深度的宽容；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的制度不能将人们社会化，让他们高度宽容、尊重法律、和平解决冲突。此外，仔细考察他们的著述可以发现，进步自由主义者自己也承认理性的限度，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乐观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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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进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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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福山和平克的著作中都包含符合无限进步主义的论断。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德沃金非常关注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否可能为“疑难案件”提供“正确答案”，这些案件总是有自己的解决之道。具体而言，他关心的是，是否存在能够在这些案件中提供客观正确答案的普世道德原则，而不是依赖于特定法官的价值偏好的答案。他认为，可以用一套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帮助法官找到正确答案。“法律问题在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中没有正确答案的情况，”他写道，“可能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他接着说：“在一个复杂而全面的法律体系中，两种理论在某个案件中差异显著以至于需要不同的答案，但是在契合相关法律材料方面一样好，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张自由主义不能建立在怀疑主义上之后，德沃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道德规定，人们必须被他们的政府平等对待，这并不是因为政治道德中没有对错，而是因为这就是正确的”114。人们还可以指出德沃金主张普世真理的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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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关于历史终结的著名论述中，福山似乎提出了更加大胆的主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在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发展中不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15。西方自由民主胜过任何其他政治形式，福山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在“普世的同质状态中，所有先前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所有的人类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在‘大’问题之上没有斗争或冲突，因此不再需要将军或政治家，剩下的主要是经济活动”。在一个对第一原理不存在实质性分歧的世界里，人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聊”。很难说无聊尚未降临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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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平克强调所谓“理性的滚梯”，标志着无限的进步。“信不信由你”，他告诉我们，“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且“聪明的人更自由”，“我们的心理共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无论人们有多么不同，原则上都可以有思想上的交流”。原因很简单：“当世界性的潮流使不同的人进行讨论时，当言论自由允许讨论自由时，而且当历史上失败的实验被证明时，证据表明价值体系在朝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方向进化。”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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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进步主义的论据最终没有说服力。从来没有任何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普世共识，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将会形成共识。我们可以运用批判能力来预言人们普遍接受第一原理的真理的论断根本站不住脚。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可以提出对他们所认为的终极真理的信仰，但是让其他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则是另一回事。不可否认，有可能让一大批人在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公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即便是这样也很困难，而且远远达不到普世共识的地步。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在批评德沃金关于法律领域的真理的看法时阐明了这一点：“对客观性的探讨……丝毫不会削弱不同法官在提出并回答德沃金法学所要求的价值客观性问题时会得出不同答案这一事实。”换言之，“答案会因人而异，而不以法律为转移”。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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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理性的明显局限性，不足为奇的是，无限进步主义者最终会从他们的大胆主张中退缩，开始听起来像权宜自由主义者。不幸的是，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来回反复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必须在对立的路径之间作出选择。人们要么相信可以达成第一原理的普世真理，要么相信这是无法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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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著作可能提供了这种现象的最佳范例。正如上文提到的，他在198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所有重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没有什么需要为之斗争了。虽然他在1992年的后续著作中重复了这些说法，但他用很容易从权宜自由主义者那儿找到的各种主张来反驳自己。比如，福山在他的书中着重强调“现代相对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困局”，对此他说“不允许捍卫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在另一处，他写道：“我们当前关于权利本质叙述的不一致源于一场更深层次的哲学危机，它是关于对人的理性理解的可能性……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人的尊严，但是并没有在人们为什么拥有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不能一方面主张“现代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困局”，另一方面却认为在第一原理上存在广泛共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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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福山对未来面临的危险提出警告，但这些不包括无聊。比如他写道：“回首往事，处于老龄阶段的我们可能会得出以下结论。没有哪个政权——没有哪个‘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满足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自由民主国家也是如此……相反，这种不满恰恰出现在民主取得无限胜利的地方：它是对自由和平等的不满。因此，那些仍然不满意的人会始终有可能改写历史。”更有针对性的是，他指出：“现代思想不会对未来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战争构成障碍，这些障碍就在它的内部。”同样，他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建立在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新的、可能更激进的挑战是否会有止境”。而且，他最引人注目的说法可能是“我们无法保证，而且我们的后代也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再有希特勒或波尔布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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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姆斯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持这些矛盾立场的后果：“福山似乎并不明白，所有这些预先的妥协都等于承认失败。”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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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理性力量采取相反观点的倾向也出现在康德的作品中，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学者将他归为权宜自由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将他视为进步自由主义者。例如，德博拉·布科扬尼斯（Deborah Boucoyannis）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都认为康德是权宜自由主义者，而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和约翰·格雷（John Gray）将他描绘为进步自由主义者。121正如华尔兹所指出的，产生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康德的著作提供了支持这两种观点的素材。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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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限进步主义者对人类理性能力抱有的极度乐观态度被他们自己的论著所削弱，并且也被他们无法对人性为何在短短几个世纪内发生如此深刻的改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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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进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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