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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宽容是有限度的。有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某些方面感到如此热情，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分歧。他们发现，难以想象可以真诚对待其他的世界观——他们想象，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必定是有意背弃真理，甚至可能是邪恶的。这种不宽容的心态使他们不仅对对手构成威胁，而且对自由社会本身构成威胁。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坚持价值多元主义，这一事实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策略的第三个方面：一个位于社会之上并维持秩序的强大国家。国家非常适合这项任务，因为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它拥有“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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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秩序，国家充当三种主要角色。最重要的是，它充当守夜人，保护个人权利，阻止观点冲突的个人或派别之间的致命斗争。借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说，自由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加上警察主义”93。国家还制定了定义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的规则，同时极力避免践踏个人权利。这些规则允许个人或群体以文明的方式互动，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最后，国家在发生严重争端时充当仲裁者，以确保冲突不会导致暴力。94换言之，国家扮演着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守夜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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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家显然比那些旨在维持国内秩序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进步自由主义者希望，国家能够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并且开展其他形式的社会工程。权宜自由主义者当然会反对，但他们也大多同意国家必须管理其经济并执行外交政策。许多其他事务，比如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和劳动关系等，也需要得到政府（甚至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政府）的关注，如果政府希望避免经济萧条、混乱和动荡的话。简言之，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现代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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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形形色色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的作用看法各异。尽管他们知道国家对于维护秩序和推动公民社会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也认识到国家具有践踏个人权利的巨大潜力。正如政治理论家朱迪思·施克莱（Judith N.Shklar）在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文章中所说：“总是压制自由的恐惧和嗜好，绝大多数都是由政府所导致的，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尽管社会压迫的来源的确很多，但没有一个像现代国家的代理人那样能产生致命影响，他们拥有独特的物质资源和说服力。”95尽管如此，正如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写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一种“必要的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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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主义者试图寻找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比如，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或者它们可以采取联邦制，中央政府将大量权力委托给地方当局。因为自由主义国家总是民主国家，所以总是存在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风险。将这种危险降到最低的方法之一是将明确的权利法案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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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强调的是，除了守夜人职能之外，自由主义国家试图避免告诉人们哪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它鼓励（而且有时要求）宽容，努力确保其公民的繁荣和安全。不过，其核心目标是让人们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自由主义不同于共和主义，后者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支持国家积极促进公民美德。这也从根本上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政治的目的”是制造“某种公民，即善良的人和高尚行为的践行者”。97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是没有灵魂的：它很少在公民及其政府之间创造情感纽带，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说很难让人们为了自由主义国家以身殉国。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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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由主义的叙事设想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泾渭分明。99国家是大量的个人制定的社会契约的产物，这些人竭尽全力确保他们创建的政府不会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生活。目的在于限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的“行政监督”的程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自由度，使他们能够过上自己的美好生活。100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对行政监督的恰当程度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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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试图尽可能地降低政治的重要性。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政治最基本的层面是就有关美好生活的基本问题存在的冲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对抗性事务的原因。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来缓解政治冲突，让他们过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至少部分消除为第一原理而战的理由。正如马库斯·费希尔（Markus Fischer）所说：“自由主义通过清空政治生活的大部分含义来使之变得平和。”101或者正如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所说，自由主义寻求“从公共议程中消除那些无论是争论还是妥协都无法解决的问题”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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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他们试图削弱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允许个人自由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经济高于政治的世界。103约翰·洛克的著作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最全面的形式予以了阐述。他主张尽可能地阻止政府干预经济，使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他认为这最终将有利于整个社会。他坚持认为，“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市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国家如果试图引导经济，将更多地成为阻碍而非助力。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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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明白，个人之间和派系之间总是会有严重的政治纠纷。然而，这些争吵是由国家来解决的，国家制定并执行规则。在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中，国家是最终的仲裁者。可以预见，政治自由主义十分强调法院和法治，因为它的目标是处理法律体系中（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政治问题。约翰·格雷（John Gray）在他对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思想的评价中抓住了这一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央机构不是议会那样的协商会议。它是一个法院。所有基本问题都从政治审议中剔除，以便由最高法院裁决。罗尔斯主义自我描述为政治自由主义是极其讽刺的。事实上，罗尔斯主义是一种反对政治的法律主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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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国家将政治最小化的能力是有限的。最重要的限制是国家不能保持中立，主要是因为它制定了治理日常生活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中许多都是针对第一原理的。考虑到在何谓美好生活这一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差异，由社会中的哪个派别来制定这些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为了赢得要职而展开显著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主义国家里可能尤为激烈，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存在着通过选举转移权力的可能。事实上，威权国家的政治空间较小，因为高层的铁腕控制要么消除要么限制了公众对官职的竞争。简言之，政治肯定是自由主义国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在第一原理上的深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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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方案将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试图减少政治的影响，标志着对以往关于最优政治秩序的思考的根本性突破。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政治制度与公民社会紧密交织；积极参与政治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元素。参与公共事务被认为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因此是成为杰出公众人物的显著标志。甚至在《君主论》中强调政治残酷性的马基雅维利都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是一个无缝的网络。他强调，明智的政治策略可以服务于追求崇高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共和主义。105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政治和美好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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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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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中的两个悖论值得我们在探讨权宜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之前加以讨论。第一个悖论是关于宽容的。在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中，一旦有机会，有些人会拒绝自由主义，推翻政治秩序。如果有相当多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肯定会对自由主义构成致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敌人展现宽容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和平共存的做法可能会摧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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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核心具有脆弱感，自然会引起自由主义者不容忍的倾向。这一逻辑可以很好地解释，洛克曾写出关于宽容美德的著名文章，却为何会在他的著述中表现出对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的不宽容。他认为，天主教徒不能被信任是因为他们对教皇的忠诚和他们自己的不宽容，无神论者不能被信任是因为他们的誓言没有得到神的认可。因此，在他看来，这两个群体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106在实践中，威胁的程度存在差异，而且这种不容忍通常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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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倾向于不宽容，还有另一个原因。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优于其他类型的政治秩序，并且认为如果只存在自由主义政权，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自由主义中既有脆弱感，也有优越感，由此助长了不宽容，尽管这一理论强调鼓励宽容以维持国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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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核心似乎还有另一个矛盾。这一理论既包含特殊主义成分又包含普世主义成分，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普世主义成分源于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根深蒂固的承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边界：它们适用于地球上的每个人。显然，这一主张并不是说个人应该拥有这些权利，而是说所有人的确拥有这些权利。在理解权利方面，我们的推理能力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限制。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自由主义爱好和平的维度，因为尊重他人的权利应该促进宽容，劝阻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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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特殊主义成分源于自由主义关于无法在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信念。在此，我们看到了理性的限度。有些人有时会同意，但并非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意，他们的分歧有时会非常激烈，以至于有动机伤害彼此。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冲突维度，它支撑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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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既有强调理性的力量、不可剥夺的权利和非暴力的普世主义成分，也有强调理性的局限性、对第一原理的分歧和政治的不稳定性的特殊主义成分。自由主义的这些对立成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哪个部分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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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整体上似乎更强调特殊主义成分，但并不意味着普世主义成分无关紧要。原因很简单。如果自由主义关于权利的叙事真的令人信服，那么就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维持秩序。普遍尊重个人权利将确保宽容，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更高权威防止谋杀和伤害的需要。但事实上，每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都认识到宽容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个国家来维持和平。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争论激烈而又无解，会永远伴随着我们。宽容本身是不够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特殊主义成分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最终比普世主义成分更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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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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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主要论点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上述描述完全一致。本节和下一节的目的是考察每个变体的细节，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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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以被认为是权宜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家不一定同意下文描述的整体图景中的每一个细节。约翰·洛克是典型的权宜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是。约翰·格雷和斯蒂芬·霍姆斯是属于这一类的两位当代政治理论家。许多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论点完全符合权宜自由主义，但也倡导其他一些与之相矛盾的观点。这些人很难被归入权宜自由主义阵营之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是其中一位。在恰当的地方，我会援引这些权宜自由主义者的著述来阐明我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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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对我们在核心原则上达成一致的能力深表悲观。“理性的探究，”格雷写道，“表明美好生活多种多样……理性可以在道德冲突问题上给我们以启迪。通常，它显示出道德冲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刻，让我们陷入如何解决这些冲突的困境之中。”107个人常常在没有理性帮助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一事实放大了这种悲观论。霍姆斯指出：“所有古典自由主义者都完全意识到，大多数人的行为是非计算的、习惯性的和感性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目标都是非物质的。”108理性似乎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任何关于何谓最佳政治秩序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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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的基本功能是最大可能地赋予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他们强调的重点几乎完全是消极权利——那些保护个人免受他人（包括政府）约束的权利。他们关注的是拥有和交换财产的权利，强调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最后，尽管权宜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平等，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平等要求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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