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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权宜自由主义者都非常不喜欢积极权利，积极权利需要国家认真努力地帮助其公民。积极权利使个人受到政府行为的约束，旨在有助于或服务于他们获得权利。这些努力与免于政府干预无关，甚至可能恰恰相反。积极权利的范例是机会平等的权利，这也是权宜自由主义者特别反感的权利。这一权利涉及政府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人拥有相同资源水平以争取成功的可能性。它的目的不是确保平等的结果，而是确保平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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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揭示了权宜自由主义对于机会平等观念的敌意，他写道：“法律和行为的一般规则的平等……是唯一有利于自由的平等，而且是唯一一种我们可以确保不破坏自由的平等。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类型的平等无关，而且甚至必然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135权宜自由主义者不仅认为没有不可剥夺的机会平等权利，而且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样做的努力甚至可能导致不平等。他们坚持认为，政府不应该从事促进积极权利的工作，这些权利在他们看来甚至不是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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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作为权宜自由主义核心的同一套基本自由。但是，随后他们又增加了其他权利。在德沃金和罗尔斯的著作中，机会平等都是一个主要议题，136对他们而言，它是公平的同义词，而公平在他们看来是正义的全部。他们非常关心正义。罗尔斯最著名的著作是《正义论》，德沃金用“自由主义和正义”作为《原则问题》中一章的标题，他在其中“探讨了自由主义理论的现状”137。权宜自由主义者很少讨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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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其他的积极权利，例如医疗保健权，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以及摆脱贫困的生活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权利与机会平等相关，因为如果你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或者缺乏良好的教育或健康，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当然，人们也可以争辩说，这些是重要的权利，但是与它们对机会平等的意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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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促进积极权利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有时会与消极权利相冲突。138对于机会平等来说尤其如此，它往往与私有财产权相冲突。为了促进机会平等而做出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都涉及对社会资源的重大再分配。这意味着从富人兜里掏钱——这是私人财产，转交给穷人。进步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向富人征税以促进机会平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承认财产权。他们的确也承认，但并不像权宜自由主义者那样重视这项权利。罗尔斯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个人财产权，特别是与洛克和史密斯相比，对后者而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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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自由主义对于如何看待国家和社会工程的作用也存在根本差异——与它们对权利的不同观点直接相关。权宜自由主义者希望国家维持秩序，同时尽一切可能使个人自由最大化，他们不想要社会工程，当然也不希望建立一个围绕积极权利的福利国家。进步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国家需要担任守夜人的角色，同时，出于增强个人福利的目标，也希望国家能够促进积极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是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让他们成为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原因）。他们的国家会高度依赖专家——其中许多人是国家直接雇用的，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在学术界或智库担任顾问。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都是社会科学家，因为毕竟国家需要开展社会工程。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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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步自由主义者确实有兴趣建立一个可以深刻影响公民社会的干预主义国家，但他们仍然对大政府持谨慎态度。他们并不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那样崇拜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它有可能变成利维坦，威胁到个人自由。140简言之，进步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有着矛盾的看法：即使他们将国家视为善治的主要力量，他们也对其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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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有极大信心，这实际上表明他们高度重视工具理性。他们相信，人们可以运用批判能力来制定明智的战略，以实现雄心勃勃的社会目标。权宜自由主义者对政府社会工程几乎没有信心，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国家以工具理性方式行事的能力缺乏信心。尽管对工具理性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但权宜进步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对实质理性达成了共识：这种理性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关于美好生活的集体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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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政治总是在自由社会中发挥作用。由于国家必须至少制定涉及第一原理的某些规则和法律，它对于那些管理政府的公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在进步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国家里的人们会更加关心这一点，因为进步自由主义国家会更多地融入公民社会。相比权宜自由主义者掌权的国家，进步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权宜自由主义者会有强大的动力参与政治，从而限制干预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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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自由主义两个变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如何看待权利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完全向对进步自由主义有利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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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步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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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原始形式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是权宜自由主义的同义词。但这种变体逐渐失去支持，部分原因是自由放任的治理路径导致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和普遍的贫困。与此同时，出于我将要讨论的原因，它所提供的蓝图对于管理工业化民族国家而言是不合适的。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宜自由主义缺点的回应。进步自由主义也是对权宜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到了20世纪初期，它成为美国和英国政治中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它的思想之王是约翰·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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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步主义胜利的关键指标是干预主义国家的出现，这种国家以自由的形式致力于促进经济机会和其他积极权利。不过，进步自由主义并没有形成对权宜自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权宜自由主义在每个自由社会中都有大量追随者，它的倡导者有时会对公共话语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实践中，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至多能遏制干预主义国家的过度行为。141用一个避免社会工程和促进积极权利的国家取代它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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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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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案例可以告诉我们原因何在。自由进步主义在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是美国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142共和党与进步主义密切相关，它在1932年总统大选之前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那个时代，授权联邦所得税、通过民众投票选举参议员、给予妇女投票权，以及禁止出售酒精等宪法修正案都来自进步主义倡议。与传统认识相反，即使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他1921年至1928年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以及1929年至1933年担任总统期间，也一直致力于社会工程。143但毫无疑问，自由进步主义起起落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追随者最初的乐观情绪也在减退。但总体而言，美国政府仍然深度参与社会工程。144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新政”（1933—1938年）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伟大社会”（1964—1965年）都是极其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尝试，旨在促进积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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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进步主义如何彻底取得胜利，我们需要考察自由主义与当今美国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民主党的主导意识形态显然是进步自由主义，当它控制华盛顿的主要权力杠杆时也相应地付诸行动。如果你听共和党人讲话，你可能会认为他们遵循权宜自由主义。他们的言论通常都是如此，但他们并不是这样治理国家的。一旦上台，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就像民主党人一样。比如，自1982年以来联邦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在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内比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增长得更多。在1982年至1985年里根执政期间，增长了8.7%，而在2010年至2013年奥巴马执政期间只增长了1.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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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还于1986年签署了《紧急医疗和积极劳动法案》，该法案禁止医院拒绝前往急诊室寻求治疗的人。他们是不是美国公民，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或者他们是否能负担得起治疗，这些都不重要。实际上，这项法律规定医疗保健是一项人权。事实上，里根早在1961年就说：“在美国，任何人如果需要医疗照顾而自己又不能提供，都应该由美国为他提供。”146共和党人承认这一权利的进一步证据是“推翻并且取代”这一经常重复的口号。他们明白，他们不能简单地推翻《平价医疗法案》，而必须用另一套旨在为美国人提供良好医疗保健的制度取而代之。州际公路系统、环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都是在共和党总统任内成立的。简而言之，共和党人坚定地致力于干预主义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广泛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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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确有一个真正致力于权宜自由主义的政党，它被贴切地称作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自由党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废除福利国家。该党的政纲着眼于积极权利：“我们寻求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主权，没有人被迫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147自由党从来没有在国会赢得过一个席位，也从未接近赢得白宫。其候选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3.3%的选票。即使自由党人获得了权力，他们肯定也会发现，自己是干预主义国家和雄心勃勃的社会计划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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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为何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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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因为19世纪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深刻变革迫使各国建立了致力于社会工程的庞大机构。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这项工程包括干预公民社会以促进权利。各国处理这些职能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新的职能得到了促进。例如，通信和运输方面的改进使政府越来越容易渗透到公民社会之中。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于1914年的话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我们不能再将生活当作流传给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必须谨慎应对，设计其社会组织，改变其工具，制定其方法，对其加以教育和控制。”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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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量推动了进步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第一个力量是工业革命，它始于19世纪的英格兰，甚至在今天继续引发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除了其他方面，它还导致大规模事业的兴起，包括制造业公司、金融公司、贸易协会、研究型大学以及工会，等等，深刻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约翰·杜威（John Dew-ey）恰当地指出：“应用于生产和商业的新技术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当地社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现它们的事务受到遥不可及的无形组织的制约。”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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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通信和运输网络的增长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也发生在国际层面。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一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使世界日益相互依存。工业化还导致童工的出现、工人受剥削和环境的恶化。鉴于这些以及其他重大的后续发展，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严肃地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150鉴于相关事业的庞大规模、技术变革的速度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必要的规划和管理水平远远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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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权宜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依靠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其魔力并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自由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干预主义国家密切管理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151这些任务涉及制定和实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个人权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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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胜利背后的第二个主要力量是民族主义，它与工业化一样，在19世纪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民族主义，但在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有充分理由（行政、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在其人民中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这需要广泛的社会工程。这项任务永远不会结束，不仅因为新出生的公民必须社会化，而且还因为一些国家允许大规模移民。此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刻苦努力，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起共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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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强大纽带，使人们期望政府通过提供福利来奖励他们的忠诚。这种要求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干预倾向，其中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促进权利。民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干预主义。选民要求政治家提出促进他们福利的政策，那些作出大胆承诺并兑现承诺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当选，并且在下次选举时再次当选。这种普遍的压力使大多数政治家倾向于采取——或者至少不会热切地反对——促进平等机会和其他积极权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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