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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其背后的第三个主要力量是战争性质的变化，以及维持大规模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必要性。现代军队总是包含大量身着制服的个人和文职雇员，依靠庞大且不断变化的尖端武器库，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它们还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制造、后勤和服务，创造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所说的“军工复合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管理这个庞然大物，因为军队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2用健康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填补军队职位的需求，给政府提供了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强大动力。然后，它也必须为那些最终穿着制服的公民提供福利。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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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现代军队打重大战争时，特别是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总体战”时，国家最终几乎会干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政府希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赢得胜利，那么它几乎别无选择。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发掘了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的能力。正如社会学家莫里斯·简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指出：“一个可以为总体战动员的社会被定义为一个可以为社会福利动员的社会。因此，战争期间中央政府的实际表现对福利国家的推动至关重要。从本质上讲，政治精英们获得了他们可以管理福利国家的知识和信心。”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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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家卷入不涉及大规模军队冲突的旷日持久的冲突，比如冷战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它们仍然深度地干预公民社会。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对非裔美国人公然的种族主义使得美国决策者很难在国际上宣称美国的政治体制优于共产主义。正如法律历史学家玛丽·杜齐亚克（Mary Dudziak）所指出的：“当美国希望以自己的形象重塑战后世界时，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关注既麻烦又尴尬。”纠正这一问题的需求在推动民权运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副总统时明确承认的那样。155换言之，“民权改革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因为这一变革“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这一更核心任务是一致的，而且至关重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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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复员士兵经常向国家提出要求。比如，来自被剥夺投票权的群体的退伍军人可能会要求这项权利。正如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基萨尔（Alexander Keyssar）指出：“在美国历史上，选举权的主要扩张几乎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或战争之后。历史记录表明，这并非巧合：战争本身以及战争准备的需求都给扩大投票权带来了强大压力。军队必须被征募，通常是从所谓的社会下层组织进行征募，在拒绝给予他们选举权的同时强迫他们从军在言行上都有困难。同样，发动战争意味着动员民众的支持，这给了任何被排除在政体之外的社会群体政治上的影响力。”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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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士兵还要求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福利。例如，在美国内战之后，处理军事养老金的养老金局“成为联邦政府中规模最大并且最活跃的机构之一”。正如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指出的：“到了20世纪初……许多美国选民和公民似乎都希望将这一政策先例扩展到更广泛可用的老年养老金中。”158在1930年，养老金局成为新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部分，如今该局有大约35万名员工，预算超过1 5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数美国退伍军人通过《军人安置法案》进入大学，这也使参加过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受益。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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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迫使自由主义国家不仅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而且促进个人权利。这两项努力都培育了进步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权宜自由主义在与敌人的接触中无法生存。当前的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权宜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塑造进步主义，而不能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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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向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之前，我想简要地考察一下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它们有时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理论，但至少在我的定义中，它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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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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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思想之父，尽管他并不是这一传统中唯一的杰出人物，其他人还包括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以及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等。这一主义的倡导者认为，政治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促进社会整体幸福的方法。幸福是这一理论的效用，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有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策。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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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将所有公民视为平等的，因为任何个人的愿望都不会比别人的愿望更受青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主张将精神享乐凌驾于物质享乐之上。非常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缺乏政治自由主义中居于核心的鲜明的个人主义。人们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社会生物，集体的“总体幸福”是政治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161考虑到功利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他们拒绝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边沁对不可剥夺的权利抱有明显敌意，促使他对《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都提出了批评。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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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权利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们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自然权利。此外，权利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总体福利，而不是给予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换言之，权利对于使集体效用最大化很重要，而不是因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这意味着，不仅个人权利受国家分配，而且当它们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它们可以受到限制。这与政治自由主义者对权利的思考方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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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功利主义的叙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主要负责评估选民的期望，然后与群体和个人达成协议，以使“社群幸福的总存量”最大化163。实际上，讨价还价是功利主义的核心，这意味着必须在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利之间进行权衡。功利主义明显认为，几乎所有的利益——正如德博拉·布科扬尼斯所说——都是“可协商、可分割和可交换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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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世界不是个人热切追求第一原理或道德真理的世界。它的人民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幸福，而政府关心的是确定什么使他们快乐，以便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人可能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兴趣，但没有多少人能拥有它们，只是因为充满激情的信念会使得使所有人幸福最大化所需的权衡变得困难。虽然理性并不能确定如何使人快乐，但理性对于找出使集体效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非常重要。因此，功利主义者非常重视工具理性。边沁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行动的目标是由希望和恐惧来确定的，而理性所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手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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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普遍对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的乐观主要来自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聪明和理性的，因此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詹姆斯·密尔简洁地总结了这一观点：“当各种结论以及它们的证据被同等谨慎地和有技巧地表达时，就会有一个道德确定性，虽然有些可能被误导，最大多数人会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证据的最佳形式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最好的印象。”166换言之，公共舆论对于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此外，功利主义者持进步的历史观，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即人们会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功利主义“基于人类作为一种进步的生物的永恒利益”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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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利主义中，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管理讨价还价过程。政府必须关注重要事项，比如确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方式以及哪些权利应该优先于其他权利。这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它依靠“看不见的手”来产生有利的结果：这里的手是可见的，干预主义的，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工程。然而，功利主义者并没有过多地强调作为守夜人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们在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存在着深刻差异。相反，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待遇，并最终让他们的快乐最大化。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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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功利主义在本质上与政治自由主义不同，因此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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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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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是被人们归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种主义。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69他在英国有很多追随者，包括伯纳德·博赞基特（Bernard Bosanquet）、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和戴维·乔治·里奇（David George Ritchie）。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是论述国际政治的两位主要自由理想主义者。20世纪初美国最主要的自由理想主义者是约翰·杜威，他深受格林著述的影响。170这种理论路径在当代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得到杰拉尔德·高斯（Gerald Gaus）、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以及杰克·克里滕登（Jack Crittenden）等学者的支持，后者在《超越个人主义》（1992年）一书中写道：“我在这里提出的自由主义观点——超越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格林及其弟子……以及美国的约翰·杜威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审视’的延续。”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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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理想主义者只是名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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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标签所示，自由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自由主义明确主张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不可剥夺权利的信念没有任何空间。自由理想主义者强调人类首先是社会动物。根据格林的说法，“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就不再是人了”172。或者，正如杜威所说，只有“通过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和自由”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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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杜威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尽管自由理想主义者致力于尽可能多地维护个人自由，但他们认为个人最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正是这种观点将他们引向了黑格尔，他显然对这一传统中几乎所有早期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黑格尔对社会有一种有机的看法，尽管他也非常关心个人权利。正如他在《权利哲学》中明确阐述的，他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政体。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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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理想主义者——霍布豪斯和霍布森最为突出——与黑格尔一致认为，有可能设计出一个允许其公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权利的有机社会。但是，这种对立体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以矛盾的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任何致力于促进社会团结的国家都必须对自由或权利施加重大限制。这并不是说权利在自由理想主义中没有地位，而是说如果社会要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而不是旨在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利己行为，就必须以重要的方式对权利加以限制。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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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社会在自由理想主义思想中的首要地位，再加上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爱国主义在许多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把爱国主义视为一种善的力量，一种高度有效的团结手段。比如，博赞基特宣称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一种神奇的咒语”，它源于“家庭和亲缘——血缘纽带”，而格林则颂扬两位当代英国学者所说的“世界民族主义”。176对于格林而言，“对人类的爱……需要具体化，以便获得任何驾驭生活和行动的能力”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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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卡尔坚持认为，自由理想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持乐观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多少国家，所以它们“还没有明显地相互排挤”178。虽然卡尔可能是正确的，但民族主义也受到广泛的赞许，因为它被认为体现了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179在世纪之交，它在推翻欧洲各地的王朝统治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杜威坚定地致力于“将教育国有化”，他写道：“民族国家的建立代之以情感和目标的统一，在广泛地区的自由交往，取代了早期的地方孤立、猜疑、嫉妒和仇恨。它迫使人们脱离狭隘的地方主义，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的成员，并建立了对一个附属于狭隘和自私利益的国家的忠诚。”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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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确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理想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民族主义的黑暗面。1916年，杜威将“民族主义好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作了对比。两年后，齐默恩用“真实和虚假的民族主义”作为一本关于促进国际和平的著作中一章的标题。181尽管如此，自由理想主义者仍然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加以平衡。例如，在同一本书中，齐默恩写道：“正确地理解和珍视民族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振奋人心并赋予生命的力量，是一座反抗沙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堡垒——反抗所有扰乱和贬低现代人思想和灵魂的不文明的非个人力量。”182考虑到自由理想主义对社会的有机性概念界定，它与民族主义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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