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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原始形式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是权宜自由主义的同义词。但这种变体逐渐失去支持，部分原因是自由放任的治理路径导致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和普遍的贫困。与此同时，出于我将要讨论的原因，它所提供的蓝图对于管理工业化民族国家而言是不合适的。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宜自由主义缺点的回应。进步自由主义也是对权宜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到了20世纪初期，它成为美国和英国政治中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它的思想之王是约翰·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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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步主义胜利的关键指标是干预主义国家的出现，这种国家以自由的形式致力于促进经济机会和其他积极权利。不过，进步自由主义并没有形成对权宜自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权宜自由主义在每个自由社会中都有大量追随者，它的倡导者有时会对公共话语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实践中，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至多能遏制干预主义国家的过度行为。141用一个避免社会工程和促进积极权利的国家取代它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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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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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案例可以告诉我们原因何在。自由进步主义在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是美国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142共和党与进步主义密切相关，它在1932年总统大选之前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那个时代，授权联邦所得税、通过民众投票选举参议员、给予妇女投票权，以及禁止出售酒精等宪法修正案都来自进步主义倡议。与传统认识相反，即使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他1921年至1928年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以及1929年至1933年担任总统期间，也一直致力于社会工程。143但毫无疑问，自由进步主义起起落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追随者最初的乐观情绪也在减退。但总体而言，美国政府仍然深度参与社会工程。144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新政”（1933—1938年）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伟大社会”（1964—1965年）都是极其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尝试，旨在促进积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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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进步主义如何彻底取得胜利，我们需要考察自由主义与当今美国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民主党的主导意识形态显然是进步自由主义，当它控制华盛顿的主要权力杠杆时也相应地付诸行动。如果你听共和党人讲话，你可能会认为他们遵循权宜自由主义。他们的言论通常都是如此，但他们并不是这样治理国家的。一旦上台，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就像民主党人一样。比如，自1982年以来联邦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在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内比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增长得更多。在1982年至1985年里根执政期间，增长了8.7%，而在2010年至2013年奥巴马执政期间只增长了1.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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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还于1986年签署了《紧急医疗和积极劳动法案》，该法案禁止医院拒绝前往急诊室寻求治疗的人。他们是不是美国公民，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或者他们是否能负担得起治疗，这些都不重要。实际上，这项法律规定医疗保健是一项人权。事实上，里根早在1961年就说：“在美国，任何人如果需要医疗照顾而自己又不能提供，都应该由美国为他提供。”146共和党人承认这一权利的进一步证据是“推翻并且取代”这一经常重复的口号。他们明白，他们不能简单地推翻《平价医疗法案》，而必须用另一套旨在为美国人提供良好医疗保健的制度取而代之。州际公路系统、环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都是在共和党总统任内成立的。简而言之，共和党人坚定地致力于干预主义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广泛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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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确有一个真正致力于权宜自由主义的政党，它被贴切地称作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自由党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废除福利国家。该党的政纲着眼于积极权利：“我们寻求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主权，没有人被迫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147自由党从来没有在国会赢得过一个席位，也从未接近赢得白宫。其候选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3.3%的选票。即使自由党人获得了权力，他们肯定也会发现，自己是干预主义国家和雄心勃勃的社会计划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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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为何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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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因为19世纪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深刻变革迫使各国建立了致力于社会工程的庞大机构。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这项工程包括干预公民社会以促进权利。各国处理这些职能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新的职能得到了促进。例如，通信和运输方面的改进使政府越来越容易渗透到公民社会之中。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于1914年的话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我们不能再将生活当作流传给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必须谨慎应对，设计其社会组织，改变其工具，制定其方法，对其加以教育和控制。”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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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量推动了进步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第一个力量是工业革命，它始于19世纪的英格兰，甚至在今天继续引发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除了其他方面，它还导致大规模事业的兴起，包括制造业公司、金融公司、贸易协会、研究型大学以及工会，等等，深刻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约翰·杜威（John Dew-ey）恰当地指出：“应用于生产和商业的新技术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当地社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现它们的事务受到遥不可及的无形组织的制约。”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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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通信和运输网络的增长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也发生在国际层面。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一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使世界日益相互依存。工业化还导致童工的出现、工人受剥削和环境的恶化。鉴于这些以及其他重大的后续发展，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严肃地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150鉴于相关事业的庞大规模、技术变革的速度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必要的规划和管理水平远远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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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权宜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依靠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其魔力并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自由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干预主义国家密切管理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151这些任务涉及制定和实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个人权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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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胜利背后的第二个主要力量是民族主义，它与工业化一样，在19世纪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民族主义，但在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有充分理由（行政、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在其人民中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这需要广泛的社会工程。这项任务永远不会结束，不仅因为新出生的公民必须社会化，而且还因为一些国家允许大规模移民。此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刻苦努力，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起共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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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强大纽带，使人们期望政府通过提供福利来奖励他们的忠诚。这种要求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干预倾向，其中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促进权利。民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干预主义。选民要求政治家提出促进他们福利的政策，那些作出大胆承诺并兑现承诺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当选，并且在下次选举时再次当选。这种普遍的压力使大多数政治家倾向于采取——或者至少不会热切地反对——促进平等机会和其他积极权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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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其背后的第三个主要力量是战争性质的变化，以及维持大规模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必要性。现代军队总是包含大量身着制服的个人和文职雇员，依靠庞大且不断变化的尖端武器库，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它们还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制造、后勤和服务，创造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所说的“军工复合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管理这个庞然大物，因为军队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2用健康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填补军队职位的需求，给政府提供了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强大动力。然后，它也必须为那些最终穿着制服的公民提供福利。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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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现代军队打重大战争时，特别是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总体战”时，国家最终几乎会干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政府希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赢得胜利，那么它几乎别无选择。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发掘了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的能力。正如社会学家莫里斯·简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指出：“一个可以为总体战动员的社会被定义为一个可以为社会福利动员的社会。因此，战争期间中央政府的实际表现对福利国家的推动至关重要。从本质上讲，政治精英们获得了他们可以管理福利国家的知识和信心。”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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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家卷入不涉及大规模军队冲突的旷日持久的冲突，比如冷战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它们仍然深度地干预公民社会。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对非裔美国人公然的种族主义使得美国决策者很难在国际上宣称美国的政治体制优于共产主义。正如法律历史学家玛丽·杜齐亚克（Mary Dudziak）所指出的：“当美国希望以自己的形象重塑战后世界时，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关注既麻烦又尴尬。”纠正这一问题的需求在推动民权运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副总统时明确承认的那样。155换言之，“民权改革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因为这一变革“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这一更核心任务是一致的，而且至关重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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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复员士兵经常向国家提出要求。比如，来自被剥夺投票权的群体的退伍军人可能会要求这项权利。正如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基萨尔（Alexander Keyssar）指出：“在美国历史上，选举权的主要扩张几乎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或战争之后。历史记录表明，这并非巧合：战争本身以及战争准备的需求都给扩大投票权带来了强大压力。军队必须被征募，通常是从所谓的社会下层组织进行征募，在拒绝给予他们选举权的同时强迫他们从军在言行上都有困难。同样，发动战争意味着动员民众的支持，这给了任何被排除在政体之外的社会群体政治上的影响力。”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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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士兵还要求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福利。例如，在美国内战之后，处理军事养老金的养老金局“成为联邦政府中规模最大并且最活跃的机构之一”。正如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指出的：“到了20世纪初……许多美国选民和公民似乎都希望将这一政策先例扩展到更广泛可用的老年养老金中。”158在1930年，养老金局成为新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部分，如今该局有大约35万名员工，预算超过1 5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数美国退伍军人通过《军人安置法案》进入大学，这也使参加过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受益。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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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迫使自由主义国家不仅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而且促进个人权利。这两项努力都培育了进步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权宜自由主义在与敌人的接触中无法生存。当前的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权宜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塑造进步主义，而不能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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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向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之前，我想简要地考察一下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它们有时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理论，但至少在我的定义中，它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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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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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思想之父，尽管他并不是这一传统中唯一的杰出人物，其他人还包括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以及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等。这一主义的倡导者认为，政治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促进社会整体幸福的方法。幸福是这一理论的效用，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有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策。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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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将所有公民视为平等的，因为任何个人的愿望都不会比别人的愿望更受青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主张将精神享乐凌驾于物质享乐之上。非常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缺乏政治自由主义中居于核心的鲜明的个人主义。人们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社会生物，集体的“总体幸福”是政治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161考虑到功利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他们拒绝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边沁对不可剥夺的权利抱有明显敌意，促使他对《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都提出了批评。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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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权利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们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自然权利。此外，权利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总体福利，而不是给予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换言之，权利对于使集体效用最大化很重要，而不是因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这意味着，不仅个人权利受国家分配，而且当它们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它们可以受到限制。这与政治自由主义者对权利的思考方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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