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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功利主义的叙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主要负责评估选民的期望，然后与群体和个人达成协议，以使“社群幸福的总存量”最大化163。实际上，讨价还价是功利主义的核心，这意味着必须在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利之间进行权衡。功利主义明显认为，几乎所有的利益——正如德博拉·布科扬尼斯所说——都是“可协商、可分割和可交换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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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世界不是个人热切追求第一原理或道德真理的世界。它的人民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幸福，而政府关心的是确定什么使他们快乐，以便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人可能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兴趣，但没有多少人能拥有它们，只是因为充满激情的信念会使得使所有人幸福最大化所需的权衡变得困难。虽然理性并不能确定如何使人快乐，但理性对于找出使集体效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非常重要。因此，功利主义者非常重视工具理性。边沁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行动的目标是由希望和恐惧来确定的，而理性所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手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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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普遍对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的乐观主要来自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聪明和理性的，因此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詹姆斯·密尔简洁地总结了这一观点：“当各种结论以及它们的证据被同等谨慎地和有技巧地表达时，就会有一个道德确定性，虽然有些可能被误导，最大多数人会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证据的最佳形式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最好的印象。”166换言之，公共舆论对于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此外，功利主义者持进步的历史观，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即人们会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功利主义“基于人类作为一种进步的生物的永恒利益”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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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利主义中，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管理讨价还价过程。政府必须关注重要事项，比如确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方式以及哪些权利应该优先于其他权利。这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它依靠“看不见的手”来产生有利的结果：这里的手是可见的，干预主义的，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工程。然而，功利主义者并没有过多地强调作为守夜人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们在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存在着深刻差异。相反，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待遇，并最终让他们的快乐最大化。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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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功利主义在本质上与政治自由主义不同，因此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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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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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是被人们归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种主义。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69他在英国有很多追随者，包括伯纳德·博赞基特（Bernard Bosanquet）、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和戴维·乔治·里奇（David George Ritchie）。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是论述国际政治的两位主要自由理想主义者。20世纪初美国最主要的自由理想主义者是约翰·杜威，他深受格林著述的影响。170这种理论路径在当代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得到杰拉尔德·高斯（Gerald Gaus）、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以及杰克·克里滕登（Jack Crittenden）等学者的支持，后者在《超越个人主义》（1992年）一书中写道：“我在这里提出的自由主义观点——超越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格林及其弟子……以及美国的约翰·杜威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审视’的延续。”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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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理想主义者只是名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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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标签所示，自由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自由主义明确主张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不可剥夺权利的信念没有任何空间。自由理想主义者强调人类首先是社会动物。根据格林的说法，“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就不再是人了”172。或者，正如杜威所说，只有“通过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和自由”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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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杜威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尽管自由理想主义者致力于尽可能多地维护个人自由，但他们认为个人最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正是这种观点将他们引向了黑格尔，他显然对这一传统中几乎所有早期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黑格尔对社会有一种有机的看法，尽管他也非常关心个人权利。正如他在《权利哲学》中明确阐述的，他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政体。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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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理想主义者——霍布豪斯和霍布森最为突出——与黑格尔一致认为，有可能设计出一个允许其公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权利的有机社会。但是，这种对立体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以矛盾的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任何致力于促进社会团结的国家都必须对自由或权利施加重大限制。这并不是说权利在自由理想主义中没有地位，而是说如果社会要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而不是旨在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利己行为，就必须以重要的方式对权利加以限制。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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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社会在自由理想主义思想中的首要地位，再加上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爱国主义在许多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把爱国主义视为一种善的力量，一种高度有效的团结手段。比如，博赞基特宣称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一种神奇的咒语”，它源于“家庭和亲缘——血缘纽带”，而格林则颂扬两位当代英国学者所说的“世界民族主义”。176对于格林而言，“对人类的爱……需要具体化，以便获得任何驾驭生活和行动的能力”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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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卡尔坚持认为，自由理想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持乐观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多少国家，所以它们“还没有明显地相互排挤”178。虽然卡尔可能是正确的，但民族主义也受到广泛的赞许，因为它被认为体现了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179在世纪之交，它在推翻欧洲各地的王朝统治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杜威坚定地致力于“将教育国有化”，他写道：“民族国家的建立代之以情感和目标的统一，在广泛地区的自由交往，取代了早期的地方孤立、猜疑、嫉妒和仇恨。它迫使人们脱离狭隘的地方主义，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的成员，并建立了对一个附属于狭隘和自私利益的国家的忠诚。”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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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确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理想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民族主义的黑暗面。1916年，杜威将“民族主义好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作了对比。两年后，齐默恩用“真实和虚假的民族主义”作为一本关于促进国际和平的著作中一章的标题。181尽管如此，自由理想主义者仍然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加以平衡。例如，在同一本书中，齐默恩写道：“正确地理解和珍视民族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振奋人心并赋予生命的力量，是一座反抗沙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堡垒——反抗所有扰乱和贬低现代人思想和灵魂的不文明的非个人力量。”182考虑到自由理想主义对社会的有机性概念界定，它与民族主义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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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权宜自由主义者与自由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一点共识是，他们对于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的恐惧。黑格尔崇尚国家，称之为“具体自由的现实”183。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国家在民族主义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考虑到自由理想主义与黑格尔和民族主义的紧密联系，人们会认为自由理想主义者倾向于一个强大国家，它有足够的实力为了共同利益而干预公民社会。事实上，他们只是不情愿地接受一个强国家的概念，往往担心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会带来严重问题。这是自由理想主义者不完全接受黑格尔学说的原因之一。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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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理想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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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世界观中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反映在政治是对道德良善的追求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中。在理想主义者看来，重要的是“人的道德进步”，而不是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目标。185格林轻蔑地将功利主义描述为“享乐主义的宿命论”186。他在开始关于政治义务的著名系列讲座时说道：“我的目的是考虑法律或者国家所推行的一套权利和义务制度所服务的道德功能或目标，并以此来发现遵守法律的真正理由或正当理由。”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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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自由理想主义者都赞同格林对道德的强调，尽管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明“道德理想”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人能说明“人的完善”所涉及的是什么。188也许最好的答案是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所说的，“理想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因其各部分的和谐生长而生存和繁荣，每一部分都是按照自己的路线和本性去发展，从而倾向于在总体上促进其他部分的发展”189。但是，这对于未来的政治生活仍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处方。因此，毫不奇怪，格林承认他无法确定人类的完善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同时……我们不可能说出人的完善是什么，这种想法促成了道德生活，也许在其实际达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辨别出某些条件，如果要满足这个想法，它就必须实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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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理想主义者也根深蒂固地认为，理性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关键工具。功利主义者也偏好理性，但存在微妙差异。功利主义者往往是精英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统治精英的智力有很大的信心，这些统治精英主要负责设计功利主义事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理想主义者似乎更相信普通人以明智的方式运用其批判能力的能力。正如林赛（A.D.Lindsay）在介绍格林的《政治义务原则》一书时所写的那样：“格林及其理想主义追随者……对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有一种深刻的信念。”191自由理想主义者总是民主的拥护者，而大多数功利主义者对民主的热情则更加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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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如何帮助建立理想社会，最有说服力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也许是杜威，他特别看重普通人的能力。他认为，如果有了适当的教育机会，“普通人将上升到社会和政治智力上难以想象的高度”192。如果这些普通人被聚集在一起，“众多彼此合作的个人智力的累积”会把社会推向更高的高度。193他谴责将暴力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赞扬“智力是社会行动的一种替代方法”194。对于杜威来说，“有组织的智力”可以通过复兴追求“真正民主”的“民主理想”来解决“民主危机”。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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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格林及其追随者的理想主义反映在他们相信民族主义最终是一股良性力量中。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都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理想主义的阴暗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由理想主义者回避了。这一做法反映在默里和齐默恩的著作中，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196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大国彼此合作以改善彼此命运的国际社会。民族主义在他们的叙事中是主要力量，正如齐默恩的评论所反映出的：“国际主义之路在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国际主义的理论或理想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或在实践中起作用，除非它建立在正确理解民族情绪所占据的位置之上，并且必须始终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197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于齐默恩和其他自由理想主义者来说，理性的力量抑制激烈的分歧，使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像社会中的个人一样，能够实现利益的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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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默里和齐默恩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居高临下的国际联盟——超越无政府状态并通过军事力量和法律力量监督大国，他们至多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阻止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残杀。相反，正如珍妮·莫尔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所说，他们认为国际联盟是“人类倾向于社会凝聚力的自然延伸”198。即使不是乌托邦的话，这种观点也可以被公允地描述为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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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由理想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自由理想主义者不仅本质上将人类视为社会动物，他们也不相信自然权利，而是在他们的叙事中赋予民族主义以重要地位。他们认为理性有助于促进道德进步，引导人们走向某种“理想社会”。这些信念与支撑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相冲突，后者是一种值得更充分批判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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