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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出现之前，欧洲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力都更加分散。通常很难分辨主权的归属。政治社会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写道：在中世纪（大约公元500年到1500年），“社会体系既是团体的，又是等级的……人们归属于大量的一致性单元，以同时协商的方式与其他人组成的重叠群体共享承认的共同体”251。天主教会有一些权威，但国王、当地贵族、城镇、城市，甚至行会也是如此。正如罗伯特·杰克逊所说，政治权威是“多样化的、错位的和脱节的”252。由于在欧洲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明显比其竞争对手更强大，因此很难确定谁拥有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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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国王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但最有权势的政治行为体通常是当地贵族和管理当地教堂的主教。中央权威一般比不上这些地方势力，它们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君主们大得多。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和达纳·芒罗（Dana Munro）所指出的：“国王既不是特别有尊严的，也不是特别重要的。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他们并没有获得人民的基本忠诚，也不能决定国家的政治命运……一个人和他的领主之间的个人联系远比效忠国家的模糊概念强得多。”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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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随着王朝国家的出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王朝国家致力于在其境内主张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控制。这意味着削弱了罗马天主教会和地方当局的权威。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不允许王权轻易投射，王朝国家需要时间在其境内集中控制。横跨欧洲的道路系统是原始的，通信的速度不可能超过一匹马或一艘船，而且制作多份文件副本的能力刚刚开始发展。254直到大约三百年后，第一个国家在欧洲出现，谈论中央集权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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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8世纪末，国家与其境内的地方当局进行对抗的情况已经好多了。毫不奇怪，新兴民族十分关注这种发展。每个民族都想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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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渴望拥有自己的国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自决。与任何大型社会群体一样，各民族更愿意管理自己的事务，尽可能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民族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式是控制那些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政治机构。在现代世界，这意味着拥有自己的国家。当然，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实现这样的雄心壮志，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注定要消失。正如政治哲学家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所指出的，“自决权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文化自治、区域自治、联邦和邦联”。但她承认，“毫无疑问，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确保尽可能广泛的民族自治和最大范围地享受民族生活的可能性”。255各民族自下而上建立起自己可以支配和管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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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也是因为这是确保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民族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威胁，始于现代国家的侵略本性。王朝国家对其境内人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干预。它主要是收税，以及寻找少量可能参军的年轻人。除此之外，在当地文化和政治机构的管辖下，人们几乎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随着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公民的生活之中，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各国有强大的动力将本国人民融入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的单一文化。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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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同质化的冲动——民族构建的同义词——对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任何少数民族群体而言都是严峻危险的，因为主体民族很可能会确保新兴的共同文化是由其自身的语言和传统所定义的。少数民族文化可能会被排挤，甚至会消亡。正如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所指出的，开展民族建设的国家也总是在进行破坏民族的事务。257民族避免这种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逻辑可以解释过去两个世纪里为什么如此多的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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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成员担心其生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在内战中丧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4年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针对少数民族的屠杀运动可能出于多种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不满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成比例的影响，或者少数民族可能被视为第五纵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一样。259在一个充满纷争的多民族国家中，拥有自己的国家总比处于权力天平的劣势一方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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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生存是被统治的各民族十分关心的问题，对征服的恐惧在现代国家体系扩展到欧洲之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60在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欧洲大国创造了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帝国。成为那些遥远帝国臣民的原住民经常看到他们的文化被帝国势力严重破坏，他们经常限制原住民的教育，破坏他们的经济，征召他们的年轻人，没收他们的农田，甚至强迫原住民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在精英们的号召下，当地民众最终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考虑自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脱离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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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反之亦然：王朝国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把自己变成民族国家，因为当它们的人民被组织成一个民族时，国家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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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家想要拥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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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于经济和军事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它们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精英们也努力培育民族主义，从而让他们的人民能够被控制——这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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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想要在经济上竞争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在其经典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所论述的那样。工业需要有文化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普及教育和共同语言。换言之，工业社会需要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它们需要一个民族。国家在培养这种共享文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通过教育——国家在决定课堂教学内容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盖尔纳写道：“现在，合法教育的垄断比合法暴力的垄断更为重要，而且更为核心。”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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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以促进民族主义，也有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原因。262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指出的：“任何关于识字和共享文化的经济功能的论断至少对军事功能而言也是成立的，在大规模战争中尤其如此。”263有大量证据表明，受过教育的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文盲要好得多。与那些讲不同语言和有着不同文化的士兵相比，讲同一种语言、共享很多相同实践和信仰的士兵更容易被塑造成一支有效的战斗部队。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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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倍增器还有另一种方式。由于民族主义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领导人在战时——特别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往往能让公民坚定地支持战争的努力，穿上军装，进行战斗。265民族国家可以组建庞大的军队，并且长期维持它们。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个大国无兵可用。在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血腥冲突的每一年，政府定期用一批合格的男性来取代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战争结束时，大约900万军人和700万平民丧生）。这并不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殊死战斗，军队永远不会崩溃，正如1917年秋的俄国军队和一年之后的德国军队那样。法国军队于1917年春发生兵变。也不能否认公众对民族国家战争的支持可能会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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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主义不仅仅增加了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它还使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更加可靠，致力于为国家而战。在王朝国家时代，对军事指挥员而言，战斗前和战斗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叛逃。统治者用雇佣军和社会中的“罪犯、流浪汉和贫困者”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这些士兵对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几乎毫无忠诚。266迄今为止，更主要的动机是避免被杀害。当士兵从民族主义的人群中被征召时，逃兵也就基本不存在了：他们准备好用伤害自己的方式保卫自己的国家。拿破仑抓住了这种转变，他宣称：“凡对生命的重视超过对国家的荣耀和对同志的尊重的人，不应成为法国军队的一员。”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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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方利用民族主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它的对手不这么做时，民族主义会对战争结果产生深远影响。法国的民族主义在1789年革命中被唤醒后，帮助拿破仑在欧洲建立起最强大的军队。作为抵抗它的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样描述了它的实力：“这个以全体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的战争巨人，开始了它在欧洲的摧毁之旅。它充满信心和确定性，以至于每当它遭到传统军队的反抗时，人们从不会对其结果产生丝毫怀疑。”268其他国家只有建立一支像法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而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培育一个民族国家。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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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治理一个致力于促进民族主义的国家，背后存在着双管齐下的逻辑。一方面，各种类型的领导人都渴望得到民众的忠诚。他们希望人民尽可能团结一致，并且对国家忠诚，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就何谓美好生活达成完全共识。通过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培育共同的文化和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把有分歧的人民团结起来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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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为例，当时国家刚刚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而兴起，两国都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分裂。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在《民族信仰》一书中解释了伦敦和巴黎的统治君主如何努力结束这些冲突，并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共同的文化。他指出，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在民众中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而且是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建立忠诚。270他们在这两方面基本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他们并没有走到后来建立民族的地步。然而，他们的努力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王朝国家中最早发展成为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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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有让社会的日常治理更加容易的强烈动机。政治领袖和官僚同样憎恶复杂性，因为这使他们很难理解周围的世界并加以管理，以使本国产生优势。他们尤其不喜欢管理一个有各种地方文化的国家，这种地方文化有自己的边界、教育制度、措施、财产制度、规则和语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统治精英们从事社会工程，目的是让他们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国家，而这反过来会让管理变得更加容易。成功的关键是消除异质性，根据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异质性包括互补的过程：简化和清晰。“一个完全清晰的社会，”斯科特写道，“消除了当地对信息的垄断，通过统一代码、身份、统计数据、法规和措施创造了一种民族的透明度。”但是，在所有类型的“国家简化”中，“最强大的是强制使用单一的官方语言”。271让一个社会更加同质化意味着超越地方文化，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使这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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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各民族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一样，各国总是试图将本国人口塑造成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根本上的互补逻辑将民族和国家融合成为民族国家，使之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政治形态。这是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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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治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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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最佳起点是列出它们的主要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人，很少关注社会群体。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依附于社会群体；当然，这个社会群体就是民族。尽管个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个人从属于民族，这让个人产生了参与一项永恒的、具有伟大传统的事业的强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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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权利和宽容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很少关注它们，尽管一个民族国家肯定有其自身的权利和所宣扬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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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主义分为特殊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于美好生活没有最终真理的假定）和普世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不可剥夺权利的强调）。这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的张力。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普世主义分支，尽管它具有普世的吸引力，但它始终是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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