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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主义者自己也不同意哪项权利最重要，以及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如何权衡这些权利。当涉及促进平等时，问题尤其复杂。299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适用自由主义原则十分简单”，但只是有时如此。300想想仇恨言论，对言论自由持绝对主义态度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可以容忍，即使他们觉得这是可恶的。然而，其他自由主义者却希望禁止这种言论，因为这会严重伤害那些被攻击的人，他们有权免受言语虐待，就像他们有权免受身体虐待一样。301没有无可争辩的方法来确定如何对这些不同的权利进行排序。正如约翰·格雷所指出的：“所有的政权中都包含着对立的自由之间的特殊和解。”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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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和洛克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受到偶然性和历史的显著影响。当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充满仇恨的冲突，加上英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深深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简言之，政治意识形态并非仅凭理性创造的。它们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展出来，自由主义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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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坚定的个人权利倡导者，通常也愿意在最紧急的情况下限制甚至是忽视权利。当个人或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不能允许权利阻碍做任何必须容忍的事情。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坚持认为：“人类可以以单独或者集体的方式干预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303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追随密尔的脚步，认为各国应该在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限制下进行战争。在他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结尾，他写道：“当我们面对面时，所有的规则都会被打破，不仅是失败，而且是可能给政治社会带来灾难的失败。”304约翰·罗尔斯也十分强调“政治自由主义允许最高紧急豁免”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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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巨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表现出对政治稳定的渴望，而这种渴望胜过任何建立自由民主的愿望。例如，最近一项对中东地区阿拉伯青年的调查发现，53%的受访者认为“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比促进民主更重要”。只有28%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306同样考虑一下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的案例，他是一位独裁领导人，严重限制了卢旺达的言论自由，卢旺达在1994年经历了种族灭绝。他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实施种族灭绝的胡图族和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图西族之间的敌对状态。卡加梅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采取了不自由的政策，但他还是连续三次当选总统。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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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俄罗斯对秩序的强烈偏好胜过权利和民主，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试图拥抱西方式民主的努力遭遇惨败，造成了大规模的腐败和混乱。自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逐渐变得更加威权主义，在这一进程中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秩序。2014年3月，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1%的俄罗斯人表示，他们准备牺牲公民自由，以维持稳定、秩序和个人福祉。”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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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个人权利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承认和高度重视，那么向其他国家传播自由主义应该是相当容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尊重自己的权利，但要说服他们相信他人的权利同样重要是一项艰巨任务。推进一个简单的民主体制要容易得多，它只需要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举的胜利者就可以上台。自由主义在西方扎根花了很长时间，它发源于此并且影响最为巨大。309当然，这也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致力于将其价值观传播到西方以外的原因。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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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在西方，对个人权利的承诺也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要温和。在美国，当领导人认为国家正面临极端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侵犯个人权利。这一现象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期间（1861—1865年）的行为，当时，除了采取其他措施之外，他中止人身保护令，审查邮件，设立军事法庭，并且逮捕了“在他看来将要从事不忠诚和叛国行为的个人”311。此外，正如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在《宪法专政》一书中所说的，内战并不是美国政治领导人唯一一次在他们认为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严重限制权利。有人可能会预期，当美国人民的权利被剥夺时，他们会发出巨大的抗议，或者至少是大规模的抗议。但他们并没有抗议，主要原因是公众对美国个人权利的支持有时令人惊讶地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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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对自由主义的承诺具有灵活性的最佳证据是，他们直到内战之前一直容忍奴隶制，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在南方和北方都容忍公然的种族主义。今天的种族主义在社会上不太可接受，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对移民普遍存在歧视。今天，它仍然潜藏在地下。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对中国移民的政策描述为“美国移民史上唯一成功的‘种族清洗’案例”312。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量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也面临着明显的歧视，一直持续到20世纪。313可能没有哪个群体比爱尔兰人更糟糕，他们被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白人新教徒（WASP）精英所鄙视。没有哪个案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的遭遇更能说明针对一个欧洲族群的歧视。314尽管美国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但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它在实践中几乎没有成为自由美德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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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种对非裔美国人和移民的非自由行为大多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美国现在正努力在实践和理论上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公众对个人权利的支持并不是特别强烈。虽然当代美国对于权利的讨论很普遍，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个人权利没有太多关注。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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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治学家杰拉尔德·罗森堡（Gerald Rosenberg）的说法，尽管当前美国人对权利感兴趣，但是许多美国人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真正含义知之甚少，包括它们被认为应该是普遍适用的。316罗森堡表明，大多数人将权利等同于他们自己的偏好。他们倾向于提出支持其自身利益的权利主张，但很少关注那些不支持其利益的主张。因此，美国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限制重要的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罗森堡在研究了各种民意调查后得出结论：“美国人认为，自由出版权只是意味着能够出版人们喜欢阅读的内容。如果美国公众不喜欢这些内容，那么新闻界就不应该发表。”关于言论自由，他发现：“美国人都在高度地致力于抽象的言论自由，强烈反对不受欢迎群体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这两个案例都为“作为偏好的权利观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支持”317。很明显，许多美国人并没有深深地致力于普世权利的原则。如果这是真的，很难想象在其他地方存在着对不可剥夺权利的狂热承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美国那样丰富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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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成分远不及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强大。自由主义者宣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远不如自由主义者似乎相信的那么引人注目，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这种狭隘的权利观直接影响到宽容和国家，以及其他两种在自由社会促进和平与繁荣的机制。公民越尊重个人权利，就越容易促进宽容和冲突的和平解决，从而减少国家为了维持秩序所必须做的工作。但是，如果对权利的尊重很薄弱，就很难促进宽容，而且国家维护国内和平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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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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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针对自由主义的毁灭性观点需要加以讨论。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发现了这一点。318我不认为这种论断最终揭示了这一理论的致命缺陷，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往往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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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每个国家在第一原理上总是存在一些尖锐分歧，所以总会有派系争夺权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谁统治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掌权的一派有权制定规则，在任何社会中，制定规则的人都有权部分决定何谓美好生活。不存在某种中立的国家，只在对立的派系之间充当裁判。某个派系（或者派系联合）必然会管理政府，在此过程中它会以重要的方式塑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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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每个派系都有很强的动机来接管国家，而不是把权力交给敌对派系。在中东，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一人，一票，一次”319。在此，有两种激励逻辑发挥作用。很明显，掌权的派系会着手制定规则，而不必担心未来的选举会输给可能改写规则的敌对派系。此外，每个派系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他派系都理解这一逻辑，因此任何信任其他派系的一派都冒着可能被当作傻子捉弄的风险。在另一个派系击败你之前，最好抢先一步行动，长期掌控国家。这种似乎不可避免的行为会破坏自由民主，即使敌对派系本身对自由主义没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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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民主并不是注定要因为这种激励结构而失败。一个秩序井然的自由主义国家存在某些特征，有助于防止它走向崩溃，尽管仍然可能存在派系之间不稳定的对峙。以下五种主要考虑共同作用，从而削弱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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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考虑是各个派系之间的制衡行为。如果没有哪个派系特别强大，任何派系试图夺取国家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一举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内战。而且，如果一个派系特别强大，它就能按规则行事、当选，以及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长期管理国家。它不需要永久控制。一个潜在的危险情况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派系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会失去权力。这就产生了在衰退发生之前破坏自由民主的动机。这种情况的逻辑与预防性战争的逻辑相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派系也肯定会制衡强大但处于衰落之中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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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考虑是交错分层的存在，这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很常见。大多数人都有多种利益，这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同时，有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可以激励一个派系，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并非每个派系都关心同一个问题。320将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意味着不同的个人有时会发现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派系，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处于同一个派系。对于任何试图夺取国家并结束自由民主的派系而言，这个结果让问题变得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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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考虑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这里借用了涂尔干的术语。321自由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产生了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人们在经济层面上以深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他们依靠自己的同胞来谋生和繁荣，而且最重要的是生存。如果一个派系试图征服国家，可能会引发内战，这将破坏这种团结，并且严重损害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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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考虑是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最终是有着根深蒂固文化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公民共享某种实践和信仰，这有助于减轻他们之间的差异。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其中一个关键的信念是在总体上根深蒂固地信仰自由民主的美德，尤其是信仰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国家。换句话说，自由是个人的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公民仍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根本分歧，这意味着总会有不同派系存在。尽管如此，自由民主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要素，可以作为一种黏合剂，即使自由民主在理论上无法提供这种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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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考虑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322自由民主，与任何现代国家一样，是高度官僚化的，这意味着它包含了大量由职业公务员组成的大型机构。其中一些官僚机构主要致力于保护民族和国家免受来自国内外的威胁，这意味着它们拥有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强大权力。这些机构倾向于自主运作，基本上与政治隔绝，这意味着它们通常不认同任何特定派系。比如，英国公务员忠实地为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服务。然而，有时一个派系可以掌控一个官僚国家，就像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德国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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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限制性因素中至少有三个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强，这表明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应该比不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更有弹性。时间越长，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就越强，他们越容易受到民族建构的影响，深层国家就会变得越强大。总之，内部派系竞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注定要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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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国际舞台上，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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