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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决策者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辞来明确他们的意图，但说话是廉价的。领导人有时会歪曲自己的观点，或者其实就是撒谎。即使一个人确信他知道另一个国家当前的意图，也不可能知道它未来的意图。我们不知道未来几年谁将管理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些未来的领导人行事的处境与当前情形并不相同（也许截然不同）。这倒不是说领导人有或者会有恶的意图，只是你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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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存是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国家总是会有其他目标——这也是无法确定其意图的一个原因，但生存始终是优先的。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任何其他目标。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显然意味着国家的物理存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征服和消灭。它也意味着各国希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它们不希望另一个国家像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国家那样，支配其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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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们有能力设计出使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战略。换言之，国家是工具理性的。由于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的行业，战略有时会失败，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关键是它们会有意识地进行设计，从而推进某些目标。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对一个国家的目标是否理性作出评判，只有生存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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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定本身并没有描绘出通常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竞争性的、危险的世界。当把这些假定放在一起时，麻烦就会随之而来。这五个假定综合起来告诉我们，国家会表现出三种行为。首先，它们倾向于彼此恐惧。恐惧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大国之间总是有一些残留的恐惧，部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定另一个国家不会有强大的进攻能力和敌对意图。想想今天美国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或者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德国。美国领导人不能高度确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意图，就像英国决策者在1914年之前无法确定德国的意图一样。这种情况会让人对未来的麻烦感到恐惧。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也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其有进攻性意图，就像德国在大战之前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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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互相恐惧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它们遇到麻烦，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求助。当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拨打911时，另一端无人接听电话并提供帮助。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各国总是强烈地担心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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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911问题，各国意识到它们处于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它们必须尽其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它们总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但永远不能完全确定这些盟友是否会在面临困境时提供支持。即使是亲密的盟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345帕默斯顿勋爵在1848年对英国议会说：“将某个国家认定为英国的永恒盟友或永久敌人，是一项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和永久的，而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责任。”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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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各国理解，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它们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所以生存下来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强大。因此，各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所控制的军事资产，确保其他国家不以牺牲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同时寻找机会让实力对比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这种权力的零和竞争有时会导致战争，使得国际政治成为一项残酷而又危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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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强大并不能确保生存，但它显著提高了一个国家威慑潜在攻击者并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可能性。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大国可能会被迫发动战争，要么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要么是出于其他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都是成为霸权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成为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347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军事实力在战争中强制或击败主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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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大国被困在一个铁笼之中，它们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在永远存在着冲突可能性的无政府体系中，权力是生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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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广泛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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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实主义与大约500年前开始出现的欧洲国家体系密切相关，但也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和中世纪的国际政治。修昔底德被普遍视为现实主义之父，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年—前401年）远远早于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国家。348马库斯·费希尔展示了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中世纪时期欧洲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349现实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切地判断其组成单元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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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对彼此使用暴力的危险，而且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强加秩序和提供保护，那么现实主义逻辑就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比如，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任何地区非法贩毒者的行为，以及禁酒时期美国酒贩子之间的非法交易。无论是贩毒者还是贩酒者，如果被欺骗，都不能报警或上法庭。毫不惊奇的是，他们通常会在相互打交道时把枪放在桌上，而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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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家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到暴力威胁却无法拨打911。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威胁的方式接近他们，那么武装到位、首先开枪、然后再问问题就是明智的。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存在于地球上的各种政治实体越来越广泛，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暴力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减少。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对人类学家而言，在政府的控制下杀人案的下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很少用数字记录下来。”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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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讲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一致。处于自然状态（无政府体系）中的个人无法知道彼此的意图，他们都有能力互相残杀。这种基本结构给了他们互相恐惧的强大动力，有时甚至杀死其他人来增强他们自己的生存前景。对于霍布斯而言，防止个人互相残杀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自上而下强加秩序的利维坦。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没有一种共同的力量使所有人敬畏”，无政府世界的生活就是“孤独、卑鄙、肮脏、野蛮和短暂的”。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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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权利与国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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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为了确保生存可以做任何自认为必要的事情，权利并不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实主义当然无法容纳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尽管各国可以在赋予所有国家特定权利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实践中，权力最大化总是优先于尊重这些权利。大国通常只有在符合其战略利益或者几乎没有战略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尊重权利。它们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独裁国家联合起来，在民选领导人被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将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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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包含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存权。毕竟，生存假定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各国倾向于认为，只有它们才拥有生存的权利。它们不会将这项权利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说各国致力于威胁敌对国家的生存，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它们会这么做。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殊主义理论。它没有关于自然权利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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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基于对不可剥夺权利的深切尊重。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是强大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彰显其高尚品格的修辞工具，也是弱国在没有其他倚靠的情况下所借助的修辞工具。各国当然可以合作以形成军事联盟，并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类型的国际制度。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认为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或高尚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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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个人权利有着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怎么可能在国际层次上无法与现实主义区分开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或守夜人才能运转，而国际体系中却没有。不存在世界国家，只有无政府状态，这使得个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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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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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个人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危险的、可能致命的场所，主要是因为这些个人总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一套应该被其他人尊重的无可争议的权利，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和容忍的规范，这一点从逻辑上讲源于他们对普世权利的信仰。但是，权利和宽容不足以维持自然状态下的和平。个人生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解决方案是社会契约，它会导致一种能够维持秩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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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自由主义被应用于世界政治时，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间互动。352当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时，相同的基本逻辑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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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国家有着显著的相似性。支撑现实主义的五个关键假定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活动，生存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都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并且各自都假定国家是工具理性的行为体。此外，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假定，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不会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敌对计划，特别是在这些目标或第一原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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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所有这些据说都会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一公式并不符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只有这些因素不足以产生和维持和平。个人也必须团结起来，抛弃自然状态，创造出国家。他们必须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等级制。在国际层次上，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除非存在一个世界国家。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即使自由主义谈论的是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它也无法提供超越均势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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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概略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独特的个人，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们与其余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与其余的人类仍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从前那样。”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因此包含了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所有人和社会开展往来的权力”。354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权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领土所限定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地方才有意义。国家之间或跨越国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自由权利是无效的。”355这一点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核心主题，他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入国际关系文献，也是德博拉·布科扬尼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的主旨。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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