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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包含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存权。毕竟，生存假定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各国倾向于认为，只有它们才拥有生存的权利。它们不会将这项权利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说各国致力于威胁敌对国家的生存，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它们会这么做。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殊主义理论。它没有关于自然权利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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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基于对不可剥夺权利的深切尊重。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是强大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彰显其高尚品格的修辞工具，也是弱国在没有其他倚靠的情况下所借助的修辞工具。各国当然可以合作以形成军事联盟，并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类型的国际制度。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认为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或高尚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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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个人权利有着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怎么可能在国际层次上无法与现实主义区分开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或守夜人才能运转，而国际体系中却没有。不存在世界国家，只有无政府状态，这使得个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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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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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个人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危险的、可能致命的场所，主要是因为这些个人总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一套应该被其他人尊重的无可争议的权利，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和容忍的规范，这一点从逻辑上讲源于他们对普世权利的信仰。但是，权利和宽容不足以维持自然状态下的和平。个人生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解决方案是社会契约，它会导致一种能够维持秩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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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自由主义被应用于世界政治时，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间互动。352当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时，相同的基本逻辑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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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国家有着显著的相似性。支撑现实主义的五个关键假定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活动，生存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都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并且各自都假定国家是工具理性的行为体。此外，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假定，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不会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敌对计划，特别是在这些目标或第一原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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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所有这些据说都会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一公式并不符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只有这些因素不足以产生和维持和平。个人也必须团结起来，抛弃自然状态，创造出国家。他们必须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等级制。在国际层次上，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除非存在一个世界国家。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即使自由主义谈论的是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它也无法提供超越均势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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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概略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独特的个人，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们与其余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与其余的人类仍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从前那样。”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因此包含了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所有人和社会开展往来的权力”。354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权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领土所限定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地方才有意义。国家之间或跨越国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自由权利是无效的。”355这一点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核心主题，他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入国际关系文献，也是德博拉·布科扬尼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的主旨。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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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就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愚蠢的，除非它比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强大得多。但是，这项政策毫无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释的，自由主义的叙事夸大了权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将个人权利视为不可剥夺的，或者它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着重大意义。权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但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它们对政治的影响，这使得传播民主成为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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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们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这对宽容、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国家的作用有直接影响。对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视越少，促进宽容和劝说人们和平解决分歧就越困难，维护秩序也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力量不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强大，那么拥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国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国际体系仍然是无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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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主义可以说并不压倒现实主义。在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国家之前，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对自由主义原则深信不疑的思想家都应该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对待国际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在国家内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国家与更广泛的世界打交道时却不行。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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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社会工程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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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会发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它可以在不必担心均势的情况下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在单极世界中，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必害怕其他的超级大国对其构成威胁，因为不存在其他的超级大国。较弱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没有顾虑地与自由主义的单极一起在全球传播民主。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恰好身处这种有利的战略环境之中，这让它们得以联合起来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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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单极国家——无论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奉行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努诺·蒙泰罗（Nuno Monteiro）指出，主导国有三种基本选择：它可以退出世界舞台，使其既强大又安全；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核心地位，寻求维持现状；或者可以尝试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改变现状。358国际体系结构并不能决定哪一种战略是最优的；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函数。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单极地位，至少最初会条件反射式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以自身的意象改造世界这一战略被植入了它的基因之中，而且成本看上去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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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处两极或多极体系的自由主义大国，由于其他大国的存在，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然而，它可能偶尔会无视均势政治，反而有选择地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它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有限形式的自由干涉主义与单极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结果是相同的：失败。促进个人权利和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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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任何这样的对象国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秩序很难被操纵和改变。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即使是当地的精英也很难对自己的社会作出根本性改变。对于外国人来说，要进入一个他们不太了解的国家，将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甚至仅仅是让它停止践踏其公民权利，都显得格外困难。大多数人对个人权利的脆弱承诺加剧了这一问题。在政治动乱中，他们更可能关心促进稳定。如果存在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会让传播自由主义的任务更加复杂化。我之前指出过，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有效地共同运作，尽管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焦点转向国际体系，民族主义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压倒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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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认同。个人看到世界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组成，总是对自己的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们通常觉得与外国公民的联系要少得多。正因为此，比起尊重外国公民的权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本国同胞视为享有权利的平等者。359外国人在对待人民的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有时即使不是仇恨，也会被视为轻蔑。生活在国际体系之中加剧了这一问题。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和偶尔的战争不仅增强了这种差异感，而且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即使外国人受到尊重，他们也很少被认为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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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的这种想法。比如，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在研究美国人对权利的看法时发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的关联性；他们重视自身的自由，而不是他人的自由”360。很难让美国人仅仅为了保护其他民族的权利（包括最重要的生命权）而战斗和死亡。美国军队为人道主义目标作战的唯一实例是在1993年索马里的摩加迪沙。18名美国人在战斗中丧生后，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了所有美国作战部队。他和他的助手们对索马里发生的情况深感不安，以至于他们拒绝在第二年派遣军队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尽管这项行动不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伤亡。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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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人互相残杀或者残杀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普通美国人更关心外国人谋杀美国人。3622014年，当“伊斯兰国”（ISIS）斩首两名美国记者时，美国国内的强烈抗议是导致奥巴马总统向“伊斯兰国”开战的一系列事件之一。363美国人对“伊斯兰国”造成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感到震惊，但他们更关心的是美国同胞的死亡。与此同时，杀害外国人（尤其是非白人）的美国人很少被视为与杀害他们同胞的美国人同样恶劣。比如，中尉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曾于1968年3月在越南指挥美国士兵发动了可耻的“美莱村屠杀”，在获释前仅被软禁了3年半，在媒体曝光他的角色后，他得到了公众的压倒性支持。他所在部队中没有其他人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尽管有350名至500名平民被谋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364如果他们屠杀了这么多手无寸铁的美国平民，卡利和他手下的人肯定不会得到如此宽宏大量的对待。正如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人对美国人的伤亡极其敏感，但他们似乎对外国人（包括毫不相干的无辜平民）遭受的伤亡特别不敏感。”365约翰·蒂尔曼（John Tirman）对这一问题作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也赞同：“美国的战争最令人瞩目的一面是，我们很少讨论非美国的受害者。”366当然，这种想法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所有民族都这样思考，而这直接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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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被划分为独特而又相互猜忌的民族，对处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核心的社会工程事业有重大影响。民族主义关乎自决，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人民希望在不受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塑造自己的政治。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即使干预势力有高尚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国会强烈抵抗自由主义的十字军征伐，这种抵抗甚至可能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异国他乡，推广自由主义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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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对象国内面临的困难之外，自由主义国家也可能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阻力。一些国家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自由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努力。大多数其他国家会受到现实主义的驱动，因为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它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太宽松的威胁环境。因此，它们可能担心，如果自由主义国家成功地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获得新的盟友，使实力对比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比如，俄罗斯对美国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来促进东欧民主的努力深表怀疑。2014年2月22日的乌克兰政变——在美国支持下推翻了一位亲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西方之间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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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至少还会有一些国家——罗尔斯称之为“非法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传播，因为它们原则上对自由主义有深深的敌意。368罗尔斯承认，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自由主义。“对他们而言，”他写道，“政治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世界，即使不是绝对的邪恶，也是社会分裂和错误教条的梦魇。”369所有这些原因意味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遭遇失败比成功的频率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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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一部分的两个附属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两项任务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与促进民主不同，这两项任务既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又符合自由主义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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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认为制度是重要的战略工具。例如，美国在发动冷战时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推动经济交往总体上与现实主义相一致。现实主义者在冷战期间积极支持全球化，这无疑对美国有利。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关于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核心分歧与它们是否促进世界和平有关。自由主义者相信它们能缓解冲突，现实主义者则不相信。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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