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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权宜自由主义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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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压倒了权宜自由主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这意味着，权宜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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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结论可能过于悲观。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随着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产生各种失败，美国有机会（较小但并非完全没有）转向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这种更加有限和明智的战略会以现实主义逻辑和对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大国行为的充分理解为基础。它与建立在权宜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应该稍微讨论一下权宜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不仅因为它与克制存在交集，而且因为它不同于自由主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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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宜自由主义分支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基于进步主义的，不如说是干预主义的。371可以肯定的是，它会崇尚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会产生海外干预的动机。但是，这种干预主义的冲动会被权宜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社会工程这一事实所抵消，他们在原则上不喜欢社会工程，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工程经常会失败。他们认为，激进的政府不能在国内做很多好事，更不用说在外国；这使得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在世界各地促进政权更迭以拓展自由民主的观念。毕竟，这种政策涉及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相反，他们强调关注自决原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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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权宜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批准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干涉，除非政府或反叛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是尽快解决问题，然后撤回国内，而不是陷入重组对象国政治的困境。当然，快速撤出是困难的。存在着继续留在对象国并清除由干预造成的混乱，然后着手修复紧迫的潜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强烈诱惑。权宜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条下坡路，这强化了他们对海外干预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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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本国，他们支持一个主要用来维持秩序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家。他们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此，他们非常厌恶社会工程，尤其是出于促进积极权利的目的。一个奉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国家最终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极有可能干预公民社会。权宜自由主义者对这种国家安全体制深感恐惧，因此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小型的军事机构，采取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尽管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最佳的政治秩序，但他们更倾向于对世界其他地区采取和平共存政策，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权宜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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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进步自由主义一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是自由主义霸权背后的驱动力。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塑造国际政治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也许把握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何比自由主义更为强大的最佳方式是，考察过去五百年间国际体系基本架构的显著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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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体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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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0年以前的欧洲没有国家。相反，这一地区有各种政治实体，包括帝国、城邦、公爵领地、公国、城市联合会和各种宗教组织。欧洲的主权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联系在一起。372在欧洲之外，也没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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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16世纪初开始形成，在接下来的300年里，王朝国家在欧洲成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体。1800年后，这些王朝国家慢慢地让位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最终传遍全世界，今天的国际体系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构成。正如戴维·阿米蒂奇所指出的：“过去500年来，全球历史的重大政治事实是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取代了一个由帝国构成的世界。这一事实超越了民主的扩张、民族主义、权利语言甚至是全球化等等，从根本上定义了我们所有人栖息的政治世界。”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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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异质的世界体系到一个同质的世界体系，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显然有许多原因。然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主要的驱动力，它们以重要的方式互动，创造了现代国家体系。每种主义都强调的国家和生存的重要性，以促进民族国家扩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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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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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国际体系，一个好的方法是解释对生存的关注——均势政治的核心——如何创造了民族国家，并将这种政治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国家出现之前，存在于欧洲的政治实体几乎一直在进行安全竞争，时而爆发战争。375在16世纪初，国家开始出现，当然也深深地卷入到那场无休止的冲突之中。欧洲所有的政治单元都非常关心它们的生存，因为它们始终面临着在地图上被抹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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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表现，毫不奇怪最强大的行为体往往占上风。查尔斯·蒂利讲述了国家在建立军事力量和赢得战争方面如何优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的故事。376军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资金来资助陆军、海军以及足够的人员，组建一支庞大而有效的战斗部队。但是，这些资源必须从人口中获得，这意味着拥有大量人口比拥有少量人口更好。事实证明，在从常住人口中汲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军事实力方面，国家优于所有其他政治形式。因此，国家最终将其竞争对手赶出了欧洲体系，因为其他竞争对手无法建立足以在战场上与之较量的军事力量。结果，生存取决于是否拥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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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逻辑深刻地反映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中。在他写作此书的16世纪初，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许多小的城邦，它们之间相互争斗，经常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侵略的牺牲品。“这种野蛮的统治”，他写道，“人人都厌恶”，使意大利陷入“奴役和耻辱”的状态。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大利被分裂了：“因为我不相信分裂会有任何好处。相反，当敌人迫近时，分裂的城市必然会立刻丧失，因为较弱的一方总是加入外部力量，而较强的一方将无法统治。”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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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明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超越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建立一个能够与奥地利和法国相抗衡的单一的意大利国家，并且牵制它们。他为未来的意大利君主提出了残酷而坦率的建议，目的是帮助领导人统一意大利，“把她从这些野蛮的虐待和侮辱中解救出来”378。意大利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模仿他们更庞大且更强大的邻居，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统一直到1870年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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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时，王朝国家刚刚在欧洲出现。虽然国家早期形态有利于从其人口中汲取资源，但它并没有获得其境内居住的人们的忠诚。主权属于王权，而不是人民，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游说君主并且指导他如何操纵人民的原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法国变成了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出现意味着，许多法国人开始感受到对自己国家的强大忠诚，甚至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民族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倍增器，它使得法国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人民军队，规模超过欧洲大多数军队。从1792年至1815年这23年中，六大国联合起来才将其击败。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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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洲国家最终意识到，如果它们想在欧洲舞台上生存下来，除了效仿法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外别无选择。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行动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1806年10月，拿破仑的军队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斯塔特会战中决定性地击败普鲁士军队之后，普鲁士领导人意识到，克服对民族主义的恐惧，利用它把军队变成一支更强大的战斗力量，是他们摆脱拿破仑束缚的唯一希望。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普鲁士随后在帮助打败拿破仑军队、结束其残酷侵略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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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主权不再属于王权，而是属于人民。381权力政治的逻辑强调的是生存，它在帮助王朝国家超越其竞争对手以及后来帮助民族国家摆脱王朝国家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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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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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建立现行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叙事的大部分已经在第四章中讲述过，这里只需要简要提及。由于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原因，18世纪后半叶，民族开始在欧洲和北美出现，当时王朝国家是主要的政治单元。国家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世界最高形式的社会群体。它们发挥了生存工具的作用，促使它们的成员一起工作，以确保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各民族也担心自己的生存，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敌对民族的世界之中，这些民族可能有动机伤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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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民族而言，保证其生存的最好方法是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不是说如果它们不控制一个国家，民族就注定要毁灭。但是，国家确实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它们的生存前景。因此，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不可抗拒的动机去拥有自己的国家，这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此外，考虑到这些国家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特别强大，以确保民族的长期生存。在本质上，民族主义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这本身以深刻的方式塑造着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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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多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对他们文化的长久生存深表关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起义，脱离控制他们的帝国，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进程在20世纪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以及为什么今天的世界完全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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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不仅想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国家也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它们的人民组成一个民族。如上所述，国家倾向于民族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为军事力量不可或缺的来源。但是，中央政府也会出于与安全无关的其他原因培育自己的民族国家。拥有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教育体系的民族文化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而且在行政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标准化的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有着牢固的联系，那么管理这个国家就容易得多。国家需要民族，民族需要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民族国家成为地球上主导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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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民族主义强大力量的一种方式是，考察当它与除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普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比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约翰·格雷所说：“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进步性的，都期待一个普世文明。”382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的普世主义背后的驱动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坚信，社会阶级超越族群和国家边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导致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这种思路让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欧洲的工人不会拿起武器相互对抗。当然，他们错了。这些工人为各自的民族国家而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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