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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一个单极国家能够抛开均势逻辑，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外交就变得具有欺骗性了。出于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很熟悉的原因，这样一个国家强烈倾向于避免与非自由的敌人进行外交。尽管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但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面对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对手时，它往往会被抛到一边。毕竟，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由于独裁国家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会践踏人民的权利，因此摆脱现实主义束缚的自由国家很可能将其视为有严重缺陷的政体，不值得与其开展外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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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往往对非自由主义国家产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们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善良国家和邪恶国家组成的，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任何必要手段铲除独裁国家的强有力动机。这种厌恶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主义国家很难与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进行有限战争，反而倾向于寻求决定性胜利。无条件投降成为常规指令，因为几乎不可能容忍与邪恶国家进行妥协。399当然，民族主义——通常会导致交战国家彼此仇恨——强化了使战争升级到极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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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除心态也许在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如何处置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认为，由于和平不能通过“利益的安排、妥协或调整”来实现，因此不可能“与中央帝国的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谈判或妥协”。威尔逊将妥协与均势政治联系起来，他轻蔑地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旧秩序”，认为必须被“彻底摧毁”。他的目标必须是“战胜邪恶，通过打败所有曾经破坏和平并使之变得不可能的邪恶力量”。1919年底，当他谈到《凡尔赛条约》时说道：“我听说这项条约对德国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当个人犯下罪行时，虽然刑罚很重，但这并不是不公正。国家在不道德的统治者领导下，对人类犯下罪行，就应该接受惩罚。”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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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无拘无束地根据其基本原则在国外行动时，它发现很难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对手开展外交，这提升了双方试图通过暴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有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憎恨——导致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从均势政治中解放出来，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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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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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变得好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主权。尊重主权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规范，其目的是减少战争，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比如，试想一下《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句声明，联合国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第二条第一句说：“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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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境内发生之事拥有最高权威，外国势力无权干涉其政治。401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弱国和强国都应该可以自由地制定本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国家主权的概念已成为国际法的基石，这意味着各国不应互相侵略，至少不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而互相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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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毫无疑问，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主权已经遭到无数次侵犯。402正如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在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时，各国会按照它们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不论这样做是否违背现行规范或国际制度的书面规则。403尽管如此，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关心合法性，密切关注已建立的规范，因为它们不希望被其他国家认为肆意践踏广泛尊重和支持的规则。主权规范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中居于核心地位。至少在一些决策者不确定入侵另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战略意义的情况下，主权规范可能会影响其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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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当国家开始在欧洲形成时，主权开始成为一种规范，但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主权才取得了突出地位。这一条约有助于结束1618年至1648年这场极其血腥的三十年战争，404据估计，这场战争杀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405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大部分冲突都是由宗教分歧所引起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互相入侵，希望改变对象国。主权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在法庭外裁定这类武装干预来结束这种行为。主权或许有助于结束那些致命的宗教战争，但它并没有阻止欧洲国家参与均势政治，使得它们一旦认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处于危险境地就会违反这一规范。主权概念也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这个例外使得欧洲大国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地建立帝国。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大约200年里，主权对欧洲国家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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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殖民帝国中兴起，主权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概念。民族主义是关于自决的，它意味着生活在一国境内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外部势力有权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因此，主权与民族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本质上，民族主义逻辑强化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但民族主义对欧洲以外的主权影响最大，它通过高度关注自决和不干涉的原则，在20世纪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407实际上，它让帝国变得非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曾经是欧洲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如今坚定地支持主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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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影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达到顶峰。全世界的国家都拥抱这一规范，它与试图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产生了共鸣。一旦冷战结束，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就开始讨论获得自己的主权，而且它们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规范逐渐遭到破坏，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比过去更为严重。唯一的极国家不仅拥有一支真正令人敬畏的军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而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它有动机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英国和西欧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帮助华盛顿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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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不论其目的是保护外国人的权利还是寻求传播自由民主。其实，自由主义和主权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一点在决策者和学者中间几乎没有争议。比如，1999年4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芝加哥一场广受关注的演讲中说：“在新千年前夕，我们如今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确定我们在哪些情况下应该积极介入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干涉一直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不想太轻易地放弃它。一个国家不应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动颠覆，或夺取其认为应该拥有的领土。但是，不干涉原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须是适当的。”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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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的2004年3月，布莱尔在试图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时，再次提到了他在芝加哥的演讲：“因此，在9月11日之前，对我而言，我已经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国际关系哲学，这种传统哲学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一国内部事务由该国负责，除非威胁到你，或违反条约，或触发联盟义务，否则你不能干涉。”4092000年5月，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费希尔（Joschka Fischer）对一群柏林听众说道：“1945年后欧洲的核心概念过去是而且仍然是，拒绝欧洲均势原则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出现的个别国家的霸权野心，这种拒绝以切身利益的更紧密联系以及将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转让给欧洲超国家制度的形式出现。”410这一主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像一些书名所体现的那样，比如《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和《主权的终结？——日渐萎缩和破碎世界中的政治》。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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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它的权力以及对自由主义原则根深蒂固的承诺，美国在冷战后率先发起了对主权的攻击。当然，它精心维护自己的主权。412虽然华盛顿偶尔采取单边行动，但它通常会不遗余力地让其他国家参与其干预行动，从而宣称“国际共同体”赋予其行动合法性。然而，破坏主权的一个后果是，美国领导人更容易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主权受到侵蚀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强国最终陷入无休止战争，以及促成国内军国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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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与代价高昂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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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也带来了其他的成本。首先，尽管它的目标是使世界更加和平，但它却使体系内部更加不稳定。换言之，可能会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和固有的好战性，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此外，当一个大国可以自由地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它总会给自己、盟国、对象国以及最终卷入交火的无关国家带来严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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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主要大国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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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不可能对一个大国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个人权利，或者促进政权更迭，主要是因为成本太高。然而，它很可能以其他方式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治。它的策略可能包括依靠非政府组织支持对象国内部的某些机构和政治家；将援助、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以及贸易与主要大国的人权记录联系起来；公开报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来羞辱对象国。然而，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奏效，因为主要大国总是将自由主义大国的行为视为对其内政的非法干涉。它会认为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导致这项政策适得其反，并且会破坏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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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模式出现在美国最近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中。自1989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在中国更广泛地关注人权和自由民主。自1991年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华盛顿在俄罗斯一直在这样做，尽管自2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后，美国决策者变得格外关注俄罗斯的人权。美国领导人经常告诉中国和俄罗斯听众，他们的国家需要变得更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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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美国人不仅关注俄罗斯，还关注其近邻国家。华盛顿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其他地方大力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希望把它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对莫斯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美国也暗示要鼓励俄罗斯自己进行“颜色革命”。比如，2013年9月，由美国政府资助、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政权更迭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警告普京，他执政的日子可能会屈指可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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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至2014年2月，在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期间，他通过行动和言辞明确表示了对促进俄罗斯民主的长期承诺。可想而知，俄罗斯政界对麦克福尔的行为作出回应，导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正如他所承认的，他的行动导致俄罗斯媒体将他描述为“奥巴马派来领导另一场‘颜色革命’的代理人”414。谁能责怪他们？美国人痛恨外国干涉本国政治的想法，关于俄罗斯卷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巨大争议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对象国时，美国人就变得坚决维护自决原则了。毫不奇怪，俄罗斯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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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本国主权方面并无不同。他们憎恨美国经常对人权发表的高谈阔论，将此视为隐藏议程的一部分，这种议程的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他们对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确信美国在背后支持中国香港的抗议活动。415中国人通过发表自己的年度人权报告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作出回应，他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416简言之，华盛顿推动北京自由化的努力使两国关系恶化，正如他们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很快就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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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内部所能开展的社会工程有很大限制。美国当然不能通过入侵来阻止“侵犯”人权或促进政权更迭。经济制裁和其他外交手段也不能起多大效果，部分原因是主要大国不容易受到强制，而且通常可以进行报复。弱国缺乏自我防卫的物质能力，因此更容易成为目标。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奉行自由主义霸权道路的大国在弱国开展社会工程最为积极，认为这样做成本低、收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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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弱国也很难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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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小国的干预也经常遭遇失败。美国努力推翻大中东地区的独裁统治者，用民主政权取而代之，这项行动从“9·11”事件后开始进行，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是社会工程局限性的典型案例。美国瞄准了五个国家：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它动用自己的军队帮助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但在埃及或叙利亚却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埃及发生了两次政权更迭，但情况没有变得更好。在叙利亚，这导致了一场血腥的、灾难性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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