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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案例中，美国决策者都认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帮助美国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严峻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对改变这五个国家政治以及更广泛地区政治的能力有如此大的信心。但是，他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给大中东带来了杀戮和破坏，让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陷入了似乎没有休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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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中旬，大约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后，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到12月初，美国军队似乎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塔利班被击溃，一位似乎致力于民主的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喀布尔掌权。这一明显的成功让小布什政府认为，它可以在伊拉克产生同样的结果，最终也会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小布什主义的起源。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迅速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这让华盛顿看起来好像找到了将这一地区转变为一片稳定的民主国家海洋的神奇公式。但是，到了这一年夏末，伊拉克陷入了内战，美国军队开始面临一场大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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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布什政府全神贯注于2004年失控的伊拉克之时，塔利班开始从死亡中恢复过来。阿富汗也发现自己被内战所吞噬。为了确保塔利班及其支持者不会推翻卡尔扎伊政府并再次掌权，美国向这个国家派遣了大量军队。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经历了大规模作战。与之前的预期相反，华盛顿并没有找到实现大中东地区和平的办法，反而是在试图挽救两国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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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场战争现在看上去都是失败的。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将所有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伊拉克很快陷入了在巴格达由什叶派主导的政府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内战，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并导致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从而助长了“伊斯兰国”这个强大而好战的逊尼派组织的发展。“伊斯兰国”最初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宣布自己是事实上的国家；2014年8月，美国对其开战，尽管主要动用的是空中力量。417此外，伊拉克库尔德人不想成为统一的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在北方建立了事实上的国家。考虑到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的明显实力，以及巴格达政府的脆弱，2003年的伊拉克已不复存在。美国依旧回到这个破碎和失败的国家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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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1月就职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向阿富汗增派1.7万人的军队，当时在阿富汗已经有3.6万人的军队。当年晚些时候，他决定再投入3万多人。与此同时，奥巴马承诺，到2017年1月离任时，这些部队将不会无限期驻扎，而是会完全撤离阿富汗。418由于塔利班站稳脚跟，甚至在美军撤军过程中征服了更多领土，这一计划出现偏差。此外，在喀布尔由亲美政权指挥的军队被证明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对抗塔利班，而“伊斯兰国”如今在这个国家日益壮大。在奥巴马离开白宫时，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有8 400人，419特朗普总统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增加了美军人数，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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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推行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打败塔利班，将这个国家转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它所能做的至多是推迟塔利班重新控制其余地区的那一天，塔利班现在控制着全国大约30%的土地。简言之，尽管美国军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承诺的更多的资金，但美国在阿富汗注定会失败。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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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代表着改变弱国政治努力的又一个失败案例。2011年3月，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空袭。利比亚领导人当时正在应对一场可怕的暴动，西方势力利用他即将展开大规模屠杀的虚假借口来结束其统治。当年7月，30多个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2011年10月，卡扎菲被杀，利比亚从此被一场血腥的内战所吞噬，而且看不到任何结局。没有理由认为，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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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之时，叙利亚爆发了反对其独裁统治者巴沙拉尔·阿萨德（Basharal Assad）的抗议活动。政府过度反应，使用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使冲突变成了一场致命的内战，今天仍在继续。但是，美国在冲突升级过程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干预。4222011年8月，在麻烦产生几个月后，奥巴马政府站在反政府力量一边，要求阿萨德下台。423在阿萨德拒绝之后，华盛顿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努力推翻阿萨德。美国向“温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中央情报局（CIA）和五角大楼最终在武器和训练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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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战略完全失败了。阿萨德仍然掌权，在叙利亚内战中有超过40万人（其中很多是平民）死亡，几乎一半的人被迫逃离家园。425但是，即使阿萨德政府垮台，一个像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这样的激进反叛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也几乎肯定会取而代之。如果这个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组织上台，几乎肯定会对阿萨德政权的许多成员和支持者发起血腥清洗。此外，新政权将对美国深恶痛绝。然而，叙利亚政府不太可能垮台，因为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直接干预，以支持阿萨德政权。内战可能会拖上几年，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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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冲突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大量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试图在欧洲定居，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的难民也加入其中。起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流亡者的数量最终增长到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国家——以及欧盟本身——都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将他们拒之门外。这些举动违背了欧洲所珍视的开放边界原则，也违背了欧洲在庇护难民问题上的开明政策。难民的大量涌入推动了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这些政党致力于将移民和难民赶出他们的国家。简言之，在美国推波助澜下开启的叙利亚战争，除了给叙利亚人民造成可怕的损失外，还可能对欧盟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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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埃及，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针对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总统的抗议活动。随着这些抗议活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奥巴马政府介入并帮助推翻了埃及领导人。426奥巴马欢迎埃及走向民主，支持2012年6月上台的新当选政府，尽管执掌权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但在执政一年后，埃及军方和许多公众都强烈要求，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辞职。从未对穆尔西表示过热情的奥巴马政府卷入了这一混乱局面，温和地暗示埃及领导人应该下台，这加速了穆尔西政权被推翻。427他被具有穆巴拉克风格的军事强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将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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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这一步的过程中，美国帮助促成了一场政变，反对一个对美国没有威胁的民选领导人。这个新的埃及独裁者后来转而反对兄弟会及其支持者，杀害了一千多人，并判处穆尔西死刑，尽管他在本书写作期间仍被监禁。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这场血腥镇压，但以失败告终。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对于任何“经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遭到军事政变或法令推翻”的国家，所有的对外援助都要被削减，奥巴马政府也不愿意暂停美国每年给埃及的15亿美元援助。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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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表现令人沮丧。美国不仅未能在这些国家保护人权和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大中东地区传播死亡和混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29如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尽管有伊朗核协议，但面对美国的强力政权更迭政策，世界各国购买或保留核武器的动机有所增强。与美国有严重分歧的国家的决策者们肯定记得，卡扎菲在2003年12月放弃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换取华盛顿不寻求推翻其政权的承诺。430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在将他赶下台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之后不久，他遭到杀害。如果拥有核威慑力量，他今天很可能仍然统治着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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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程的局限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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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糟糕的失败记录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在任何社会，包括在本国社会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相信，他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格局，将其转变为民主国家。美国对其所干预的国家知之甚少——甚至很少有政府官员会说阿拉伯语或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不同分支——而违反这些国家的自决权必然会引起不满。此外，这些国家都被各个派系所分裂，一旦政府倒台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在外国开展社会工程，同时要努力控制它，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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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入侵另一个国家时，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占领这个国家的美国军队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任务。然而，在民族主义时代，占领几乎总是会滋生叛乱，正如早在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美国很久以前在菲律宾以及后来在越南所发现的那样。占领者随后必须进行反叛乱活动，这意味着要以很高的失败概率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2006年12月版《反叛乱现场手册（3—24）》明确指出了赢得反叛乱战争的困难性。它不仅警告说“叛乱是由自然造成的”，而且警告说“政治、军事领导人和规划者永远都不应低估它们的规模和复杂性”。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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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把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努力通常是失败的。432例如，安德鲁·恩特莱恩（Andrew En-terline）和J.迈克尔·格雷格（J.Michael Greig）研究了1800年至1994年间强加民主政权的43个案例，发现近63%的案例都失败了。433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和马克·佩斯尼（Mark Peceny）考察了从1946年到1996年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的民主化后果，得出结论认为，“自1945年以来，自由主义干预在民主化进程中很少发挥作用”434。正如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和乔纳森·蒙滕（Jonathan Monten）所指出的，“如果存在有利的内部先决条件，将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奏效。不幸的是，在干预成本较低的国家，这种情况相对较少”435。然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除非成本较低，否则不会入侵以试图改变政权，这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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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美国有着向其他国家强加民主并受挫的丰富历史。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乔治·唐斯（George Downs）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4年之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超过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个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禁毒战争后，哥伦比亚在10年内成为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到3%”436。皮克林和佩斯尼发现，只有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倒台后的巴拿马这一个案例表明，美国的干涉明显导致了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的出现。437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纽约大学的两位同事在考察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干涉如何影响自由主义形式的政府的可能性之后发现，“在超级大国干涉之后会出现民主的大幅滑坡，其实质性影响巨大”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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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约在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先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随着苏东剧变，民主在这个地区萌芽，但这些案例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所作的努力毫无关联。民主不是外部强加给东欧国家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民主都是在本国产生的，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许多必要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美国帮助培育了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成功地将民主出口到外国的案例，而这正是小布什主义的全部内容。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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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可能在海外强加自由民主。但是，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们通常发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内部特征的国家。比如，如果对象国在种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质性的，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繁荣水平相当高，也有一些民主经验，这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符合这些标准。但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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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地缘政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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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成功干预别国内政的困难不谈，还有一个更多与现实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就冒着其他国家将服从现实政治指令的风险。这大大提高了误判的可能性，可能导致危机甚至战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能真诚地认为它的政策是善意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另一个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的国家，可能将同样的政策视为威胁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很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仅仅因为它根据一种不同的主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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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情况对自由主义大国如此危险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循均势逻辑。自由主义大国通常也如此行事，尤其是对其他大国。但有时它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如果它们忘记自己身处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它们可能会给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很多麻烦。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西方盛行的智慧，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侵略的结果。有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的更大的俄罗斯，这意味着控制其“邻近”国家的政府，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东欧国家。2014年2月22日针对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政变为普京提供了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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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应该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440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扩张，这一更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东欧地区移出俄罗斯轨道，纳入西方。有人可能认为，这项政策是一项经典的威慑战略，旨在遏制具有潜在威胁的俄罗斯，但事实并非如此。441西方的战略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其主要设计者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将其视为威胁。442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将乌克兰纳入一个在冷战期间的西欧发展起来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东扩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俄罗斯人遵循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剧本。由此导致的重大危机让许多西方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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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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