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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有害后果是，在试图激励公众支持海外军事行动时，它给领导人提供了许多说谎的机会，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机会。这种行为明显地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威尔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以动员公众支持抗击德意志帝国的情绪；冷战时期，夸大苏联威胁是司空见惯的；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欺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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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行动包括三种行为：说谎、推销和隐瞒。说谎是指决策者作出一个他明知道是虚假的声明，希望别人会认为这是真的。推销是一种更常见的欺骗形式，它是指领导人讲一个只强调某些事实的故事，或淡化或忽略其他事实，目的是推销或捍卫某项政策。没有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换言之，推销涉及夸张和扭曲，但不是说谎。隐瞒是指抑制可能会损害或削弱其所偏好政策的信息。显然，这种形式的欺骗与保密的关系最贴切。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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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的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从事欺骗行动，因为在战争中激励人们战斗和牺牲并不容易。像国家一样，个人有着强烈的生存动机。推销自由主义战争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最终不是为了打击对一个国家生存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权利或传播自由民主。让人们为这些自由主义的目标去战斗和牺牲并非易事。领导人总是试图欺骗他们的公众，让他们选择参加战争。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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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试图隐藏非法或者在宪法上可疑的活动时，也会欺骗公众。比如，2013年3月12日，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国会被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否收集了任何形式关于数百万或数亿美国人的数据？”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说谎了，他在6月被迫向国会承认：“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为此我道歉。”后来，他说他以“至少不真实”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向国会撒谎是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解雇。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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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混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诚实的有害文化，这会严重损害任何一种政体，尤其是自由民主政体。说谎不仅让公民难以就候选人和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而且还会破坏决策制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处理公务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此外，在一个歪曲或隐瞒真相习以为常的世界里，法治遭到严重削弱。任何有效运行的法律体系都要求公众的诚实和信任。最后，如果说谎在自由民主中变得普遍，它可能会疏远公众，使公众对政治秩序失去信心，为独裁统治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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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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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断备战和作战，并且宣称使用武力的好处的自由民主国家，最终可能会侵犯处于自由主义社会核心的个人权利和法治。在诸如战争等国家紧急情况下，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压制对其政策的批评。他们往往对内部的敌人深感忧虑，其中可能包括不忠诚的公民，甚至是外国人。恐惧是主旋律。怀疑的气氛总是导致政府以限制个人权利和以非自由的方式监视公民，通常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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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不会这样行事，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一旦危急时刻（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危急时刻）要在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决策者几乎总是会选择安全。一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必然是生存，因为如果它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其他任何目标。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充分证据包括：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非自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压制反战声音，这场冲突后立即爆发的声名狼藉的“红色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日裔美国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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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界对外国威胁的过度恐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奉行削弱国内公民自由的政策。在此依次讨论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授权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法官授权，政府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为了获得搜查令，调查人员必须出示认为某个人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理由。即使政府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有违法行为，通常也不能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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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9·11”事件后不久到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视。467由于爱德华·斯诺登，我们才知道，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也搜索和存储了大量电子邮件和基于文本的信息。468虽然法律限制了出于外国情报目的而对国际通信进行监听，但国家安全局仍然收集了美国公民之间的国内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跟踪“电话元数据”，其中包括通话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地点和时间。我们很难不同意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信息的权威本质上是无限的。”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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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这种监视，政府经常从一个被称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秘密法庭获得授权。但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透明度和可信性问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虚拟的橡皮图章：470在1979年至2012年期间，它收到了近3.4万个在美国进行电子监控的请求，拒绝了其中11份。471此外，几乎不可能挑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裁决，不仅因为这些裁决是秘密的，而且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人参与诉讼。而且，当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证据被用于联邦刑事诉讼时，如果司法部长按照惯常做法证明，披露这些证据会危害国家安全，被告及其律师都无法获得授权申请。472当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国家安全局收集大量数据是非法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指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忽略这一裁定。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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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涉及破坏公民自由的政策的案例与正当程序有关，它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也是法治的支柱。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正当程序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传统的正当程序概念已经变得荒唐可笑。2002年1月，当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始扫除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可疑恐怖分子时，小布什政府在关塔那摩湾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古拉格集中营，强烈抵制被拘留者争取正当程序的努力。自古拉格集中营开办以来，有779人被监禁在那里。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关闭它，但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正当程序的泥潭。截至2017年1月，仍被关塔那摩监禁的41人中有5人已被批准释放，但仍然受到监禁，这是该监狱的常见模式。由于证据不足，26名囚犯不能被起诉，但是政府拒绝释放他们，因为政府将他们视为安全威胁。474这种肆意的、史无前例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最常见的正当程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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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项臭名昭著的特别引渡政策，将高价值囚犯移送到那些不关心人权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叙利亚，接受酷刑和审讯。中央情报局似乎也在其欧洲的“黑点”以及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对囚犯施以酷刑。475这项政策显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国法和国际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在开放社会司法倡议（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负责国家安全和反恐项目的阿姆里特·辛格（Amrit Singh）所说：“秘密拘留计划和特别引渡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在美国境外进行，目的是将被拘留者的审问置于法律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476总之，非法拘禁和非法酷刑的政策不仅颠覆了法治，而且共同阻止了未来法治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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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耻的情况让人联想起第三个案例。因为奥巴马政府既不能起诉也不能释放关塔那摩的在押人员，所以它对抓获新囚犯和对他们进行无限期拘留没有兴趣。因此，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显然决定在发现可疑敌方战斗人员的地方暗杀他们。477虽然杀死嫌疑犯肯定比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并使其长期处于法律泥沼更容易，但这项新政策的影响可能更加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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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人机在这些暗杀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奥巴马有一份被称为“处置矩阵”的杀戮名单，每周二在白宫都会举行一次会议，从名单中选定下一名受害者（被称作“恐怖星期二”）。478奥巴马政府对这一战略的重视程度反映在从2002年11月开始到2013年5月的无人机打击分布上。迈卡·曾科（Micah Zenko）报告称：“大约有425起非战场目标杀人事件（95%以上是无人机杀人事件）。大约50次发生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375次（数量还在上升中）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479正如记者汤姆·恩格尔哈特所说：“曾经，名单之外的暗杀是总统试图否认的一种罕见的国家行为。现在，它是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总统主要作为刺客的角色几乎已被公开宣传为一种政治优势。”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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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这种暗杀策略几乎没有为正当程序留有任何余地。中央情报局甚至被授权杀害那些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只是表现出可疑行为的年轻人，不管这种行为是什么。从数千英尺以上的高空很难清楚地识别目标。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无人机杀死无辜平民的案例。虽然很难得到确切数字，但至少10%到15%的受害者似乎是平民。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披露了奥巴马暗杀战略的误区：“目前，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认同我们进行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除了阿富汗和以色列。”481个人权利和法治在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并且沉溺于战争的国家并不走运。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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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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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试图确定“为什么这么多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最后却犯了如此悲惨的错误”483。他的重点是灾难性的国内计划，比如苏联的集体化（1928—1940年）。但是，我相信斯科特的论点也适用于国际政治。484有人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霸权失败的概率更高，因为它涉及的社会工程是在外国，而不是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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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主张，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灾难都是由“乌托邦式的伟大社会工程计划”造成的，这种计划依赖于“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霸权似乎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条件。它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会工程，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斯科特说，一个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好被视为一种强大（甚至有人会说是肌肉发达的）自信：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的扩张，人类需求的日益满足，对自然（包括人性）的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与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相适应的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再次，自由主义霸权——带着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经济市场优点的信心，以及利用国际机构来提供各国更容易理解的标准代码——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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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科特的说法，灾难性失败需要两个额外的因素：“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实现这些高度现代化设计的威权国家”和“一个缺乏抵抗这些计划的能力的孱弱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代表着根本不同的政治形式，但这种区别在国际领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有利于自身的安全，那么它可能会专注于强迫其他国家。当自由民主国家感到严重威胁时，它们很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让自己呈现出威权国家的许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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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民社会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对应物。人们听到的关于“国际社会”的所有言论——意味着全世界公民团结起来抵抗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只是空洞的言辞。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没落了。民众的抵抗几乎不会阻止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国将高度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弱国。当然，十字军式的国家可能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但这不足以阻止它试图实现建立一个对民主国家而言安全的世界这一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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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9·11”事件尘埃落定，斯科特提到的所有要素在美国都稳固地存在。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利用美国军队推翻政权并将民主带到大中东地区的政策，但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民主经验。小布什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尽管奥巴马总统比上一任总统更加谨慎，但他仍然延续布什推翻非自由主义政权的政策，试图促进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这两位总统不仅在每个关头都遭遇失败，而且他们的政策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广泛的杀戮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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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可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即使是那些认识到风险的人有时也会认为这种努力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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