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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主义国家彼此打交道时，宽容也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应该相互信任和尊重，决不能为了解决分歧而开战。多伊尔写道：“这些相互尊重的传统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合作基础。”513换言之，自由主义的规范解释了民主和平。约翰·欧文对基本论点作了总结：“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懈追求自我保护和物质幸福。这些追求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和平，强迫和暴力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有人希望战争只是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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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民主和自由主义提供了独立但互补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引发重大危机的深刻分歧，它们之间也不会互相斗争。根据民主和平论，战争不会爆发，因为这些逻辑要么单独起作用，要么联合促进一套强大的规范，这套规范偏好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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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规范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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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规范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存在五个问题。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自由主义就不能如宣称的那样起作用。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接受个人有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深刻差异，也承认尊重权利和宽容不能保证一方（甚至双方）不会诉诸暴力。我们无法保证冲突会得到和平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国家，包括约翰·罗尔斯，他对宽容的力量尤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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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也建立在公民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会存在显著差异的假定之上。民主国家的公民高度社会化，通过选票箱来解决他们的冲突，但社会化有其限度，民主国家总是会建立强大的警察力量以维持秩序。单单是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无法确保民主国家内部的和平；与自由主义一样，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应对那些觉得有必要用暴力支持自己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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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让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对其构成威胁时去求助。这一简单的生活事实，再加上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宽容、尊重以及和平地对待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即使在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也必须担心自己的生存。一旦这一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卷入彼此之间的均势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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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自由民主规范的主张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使得各国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每个民族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而有时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仇恨。敌意——我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族国家有时在第一原理上存在着深刻差异，有时还参与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争。自由民主国家很难不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会破坏宽容和相互信任，甚至导致它们以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对于不可剥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也不存在根深蒂固、世界范围的尊重，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尤其是当它面对民族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的影响力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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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大量的经验证据与自由民主规范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相矛盾。比如，美国有推翻民选政府的丰富历史，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更突出的案例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515当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选举中击败美国支持的法塔赫之后，美国和以色列（另一个民主国家）开始破坏新政府的稳定，将哈马斯边缘化。它们认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尽管它输掉了选举。51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也在2013年推翻埃及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指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记录表明，民主的信任和尊重往往服从于安全和经济利益。”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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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针对自由民主规范的最具毁灭性证据体现在克里斯托弗·莱恩对四个案例的细致考察中，其中一对自由民主国家走向战争边缘，但其中一方退出并结束了危机。他仔细研究了英美在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1895年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1898年英法之间的法索达危机，以及1923年涉及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中的决策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由主义规范与这些危机的解决几乎没有关系。双方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这四个案例的结果主要由涉及均势的战略计算所决定。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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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是间接的，但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规范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民主国家以特别道德的方式进行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会期望自由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杀害平民，或者至少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这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该理论是一个典型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519例如，迈克尔·多伊尔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对战争法的谨慎尊重”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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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亚历山大·唐斯对战争中的平民受害问题开展开创性研究时，他发现“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有可能瞄准平民”521。约翰·蒂尔曼在对美国如何作战的详细分析中表明，美国已经杀死了数百万平民，其中许多是故意的。522尽管杰弗里·华莱士（Geoffrey Wallace）表明，独裁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虐待战俘，但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民主国家也虐待战俘。523美国在“9·11”事件后广泛使用酷刑只是一个例子。唐斯和华莱士都表明，当国家在战争中陷入绝望时，它们很快就会忘记敌人的人性，对权利的重视逐渐远低于对有效打击的重视。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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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自由民主规范并不能给为什么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打仗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民主和平论既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制度性叙事，也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规范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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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倒退问题。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总会成为一个威权国家。524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衰退。即使民主制度建设得很好，也无法保证它会永远存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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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比非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大的持久力，因为前者受到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拳。然而，无法保证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会永存。请记住，魏玛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1933年被历史上最具侵略性和最邪恶的政权取代之前，它维持了十多年。因此，即使在彼此的关系中，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为倒退的可能性作好准备，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来对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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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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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相互依赖论，两个经济福祉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不会走向战争，即使两国存在激烈的政治分歧。即使有很好的战略理由发动战争，它们也会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给双方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从本质上讲，战争的经济成本会超过政治利益，包括潜在的战略收益。这一理论假定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换言之，经济上的考虑胜过战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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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对繁荣的强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公众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促进和保护他们的经济福利，如果领导人不能兑现承诺会被赶下台。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动乱。创造财富的必要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可能发动战争。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可能会削弱它们赚钱的能力。526比如，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家永远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因为想要继续掌权的领导人不太可能冒险无视他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一个由经济彼此依赖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领导人对冲突有着明显的厌恶，因为他们担心冲突会危及繁荣，进而危及他们的政治生涯。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也是温和的，这不仅是因为领导人更愿意集中精力使本国的财富最大化，而且因为激烈竞争可能无意中导致战争和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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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了这一基本逻辑。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这一理论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角度描述了经济相互依赖。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因这一观点而闻名，尽管他在1910年的经典著作《大幻想》中提出的观点有些不同。527更晚近一些，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贸易的和平效应。528然而，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认为，在评估经济相互依赖性时，贸易是一个错误的因素，相反，他主张把重点放在资本市场上。529他认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onald）主张，是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它受到了“自由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存在”的支持。他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优势和国内经济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和平”。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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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都相信贸易和资本流动会阻止武装冲突。比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和平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的生产设备遍布全球，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主要国家所消费的产品都依赖于其他许多国家。531因此，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承受得起战争，因为担心这会使其跨国公司瘫痪，最终导致本国经济瘫痪。最后，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者的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提出了一个既包含自由主义又包含现实主义的论点。532他主张，当任何两个国家希望它们之间的高水平贸易继续存在时，经济相互依赖的基本逻辑会促进和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不期望维持这种贸易时，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出现，可能推动双方走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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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们有时会争辩说，征服在现代世界是不划算的。在工业革命之前，领土扩张的经济效益是真实的，但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无法从征服另一个国家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安吉尔在《大幻想》中的主要观点，也是《贸易国家的崛起》的重要主题。当我们把这个额外的论点考虑在内时，最主要的主张是经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代价高昂，而征服却没有什么好处。我将主要关注经济相互依赖通过提高战争成本而带来和平的论点，这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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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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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根本不重要是错误的。当然存在着它让局势远离战争的情况，当战争的经济成本很高而政治风险不大时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它无法改变决策者的想法，因此它不能确保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为了让现实政治变得无关紧要，这种保证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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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参战并不总是成本高昂，而且当参战成本被证明很高时，往往是因为它们在战争开始前被低估了。此外，战争有时会带来经济收益。第二，即使各国承认会有巨大的代价，但发动战争的政治冲动通常胜过经济，在涉及核心安全利益时尤其如此。第三，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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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有时会打仗，同时避免巨大的经济成本。一国可能瞄准一个单一的对手，制定聪明的军事战略，并且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者，它可以选择与一个弱得多的对手进行战争，从而可以快速而又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大多数国家都在战争中期待着速胜，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533然而，当它们取得速胜时，经济成本往往很低。534代价最高昂的战争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持久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预计到这样的后果，大多数领导人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带到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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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核武器使得当代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出现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它们之间的战争可能在手段和目标上都受到限制。比如，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会在亚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但不难想象它们会在南海或台湾地区上空展开一场有限的冲突，因为这样一场战争的经济成本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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