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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并不总是会中断经济往来。有时它们在战争中与敌人进行贸易，因为双方都认为会在继续交往中获益。杰克·利维（Jack Levy）和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是这一主题的两位主要专家，他们写道：“很明显，与敌人开展贸易是如此频繁，足以反驳战争会系统而显著地打断敌人之间贸易的传统观念。”他们补充道：“与敌人开展贸易既发生在有限的军事交火期间，也发生在争取民族独立或全球主导地位的全面战争期间。”535简言之，一个国家可能会与一个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并不威胁自身繁荣的对手进行战争。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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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在其重要著作《征服合算吗？》中所解释的那样，有时的确是合算的。537比如，如果中国为控制南海而战，并且赢得了战争，那么它最终会拥有丰富的海底自然资源，这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各国偶尔会发动战争，因为期望战争的胜利会带来经济和战略收益，而这种收益会超过破坏相互依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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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高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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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假设两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战争代价巨大，战争仍然具有实际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战争的高成本会超过预期的政治利益。他们实际上假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但这是错误的。政治计算往往胜过经济计算。当国家安全问题处于危急关头时无疑更是如此，因为生存最终比繁荣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存就不能繁荣，但即使是因战争致贫的国家也能复苏和致富。在1914年以前，欧洲相当繁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爆发了。主要为这场冲突负责的德国决心阻止俄国变得更加强大，希望在欧洲建立自己的霸权。538政治压倒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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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争辩，并非所有涉及安全的争端都关乎国家生存问题。并不是每一场危机都等同于1914年的7月危机。这种主张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也是经济相互依赖逻辑有时会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所说的“小疏忽酿成大祸”的逻辑。各国经常担心，如果它们不能解决一些小的安全问题，它们的对手会继续利用这些问题，而实力对比最终会对它们不利。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总比等到真正危及生存的时候要好。这种观点的影响被生存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放大了。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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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简要讨论一下科普兰的观点。他主张，当竞争对手之间存在未来贸易的可能时，经济相互依赖胜过现实政治。这种观点并不成立。问题是，不可能确切知道任何相互依赖会持续多久，因此各国都有强有力的动机为其结束作准备。根据科普兰的说法，当它停止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最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为“雨天”作好准备。此外，正如科普兰自己所强调的，不可能知道各国未来的意图。540无法知晓意图意味着，一个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国家也许有一天会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尽管会带来经济后果。同样，最好根据雨天的逻辑来行事。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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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主义发挥作用时，政治也会战胜繁荣。考虑一下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如果台湾地区宣布“独立”，他们将发动战争，即使代价是损害中国经济。中国人对台湾地区的看法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最终必须实现统一。542我还应该指出，历史上充斥着内战，几乎在每个案例中，战斗各方战前在经济上都是相互依赖的。然而，事实证明政治计算更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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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政治和战略因素往往超过经济因素，我们考虑一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制裁往往无法实现其目标。制裁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象国可以承受巨大的惩罚，但仍不屈从于强制者的要求。543这种强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民族主义总会让对象国的人民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而不是反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它们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轰炸但未能激起对象国人民的起义。544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人民面对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上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紧密地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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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表明了制裁在面对政治或战略计算时通常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核心战略利益所在，西方让乌克兰脱离莫斯科的轨道并纳入西方制度的努力绝对是其不可接受的。在普京看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政策是对俄罗斯生存的威胁。这种观点促使俄罗斯不遗余力地阻止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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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惊讶，一个被均势逻辑和民族主义削弱的理论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认为它有效地排除了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战争。546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表明，无论哪种方法都没有效果。547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使得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因为在经济困难时期，经济相互依赖有可能加剧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548比如，考察一下欧元危机如何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尽管两国经济关系密切，伊拉克仍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部分原因是科威特违反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规定的产量限制，降低了伊拉克的石油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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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相信经济相互依赖为国际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它偶尔会阻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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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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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可能是三大自由主义理论中最弱的一个。549它的主要支持者对国际制度在实现和平问题上能做什么的主张是适度的，而且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在战争道路上的大国而言，国际制度至多能延缓战争。这其中包括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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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一套描述各国应如何合作和相互竞争的规则。它们规定了可以接受的行为类型，以及禁止不可接受的行为。这些规则是由各国协商制定的，它们并不具有强制性。大国主导这些规则的制定，承诺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事实上，各国在加入国际制度时都是自愿接受约束的。这些规则通常以国际协定的形式正式确立，由各个有自己的人员和预算的组织进行管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组织本质上无法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国际制度并不是独立于作为构成体系单元的国家的强大实体，而且它们没有能力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它们不是世界政府的一种形式。各国自身必须去选择是否遵守由它们制定的规则。简言之，制度呼吁“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分散式合作，没有任何有效的指挥机制”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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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自愿服从的强调也反映了国际法的运作方式，这告诉我们，制度和法律在国际层面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异。国际制度有时被称为“机制”，许多学者将这些术语互换使用。因此，此处的分析适用于国际法和机制，如同它适用于国际制度一样。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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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标：国家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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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认为国际制度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相反，他们很少对制度通过促进国家间合作以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提出雄心勃勃的主张。这种对合作的强调在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本书可能是有关国际制度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但正如书名所表明的，基欧汉聚焦于解释如何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552他很少谈论战争与和平。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确实直接探讨了安全问题，但他们主要讨论的是这些安全制度如何加强合作。553这种对合作的关注贯穿于制度主义文献之中，其中许多重要文献的标题中都有“合作”一词，但几乎没有人详细阐述合作如何导致和平。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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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制度促进合作的具体条件是必要的。只有在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环境结构让它们有利用对方的动机时，制度才能发挥作用。这种问题的一个例子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其中两个人在合作中有既定的利益而无法合作，因为他们都害怕对方可能利用自己。相反，他们都试图利用对方，导致他们两个人的境遇比达成协议更糟糕。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个体之间有共同利益，但由于有强有力的动机相互利用而导致共同利益无法实现的另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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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能从合作中获益时，这一理论几乎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几乎肯定会互相利用，有时会诉诸暴力。换言之，如果分歧是深刻的，并且涉及重大问题，各国就会思考谁输谁赢，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还会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阐明制度如何解决甚至是缓解大国之间的深层次冲突这一问题。555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几乎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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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明制度的局限性。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张，国际政治可以区分为两个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比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写道：“国际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制度安排差异巨大。”556此外，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同。当涉及经济关系时，“几个自利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安全事务上，合作更加困难”。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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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其中强调他聚焦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共同利益最大，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实现”558。这种区分最重要的一个例证是，联合国在解决大国间政治争端方面的效率低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高效之间形成对比。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国家最可能需要制度的帮助以实现共同利益的领域。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安全机制的关注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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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联盟是安全制度，它们当然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联盟对于协调各成员国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行动是有用的，这使得它们的集体努力更加高效。北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它在帮助西方遏制苏联在欧洲的野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联盟存在于有着强有力的动机进行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之间。因此，这一总体观点是成立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关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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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约翰·伊肯伯里可能是除了基欧汉之外最著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而且他是个例外。他提出了一个适用范围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能够解释如何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他解释了各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国际秩序，似乎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球的秩序。559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感兴趣，而美国对这一秩序负有主要责任。当然，这一秩序已经被高度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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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伊肯伯里的叙事都是关于冷战时期西方内部的秩序，当时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歧。他很少关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安全竞争。他也没有过多讨论联合国——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制度，但对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毫无用处。最后，伊肯伯里探讨的不是国际秩序的问题，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他的焦点类似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虽然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有些许差异，但都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安全竞争和战争，也无法解释制度如何阻止敌对大国之间相互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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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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