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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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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国家最关心的是它们的生存，这促使它们牺牲彼此的利益以追求权力。因此，为了取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必须提供一种在决策者头脑中比生存更突出的替代性考虑。对于民主和平论而言，尊重个人权利，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宽容和规范，主导了对生存的关注。在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对繁荣根深蒂固的兴趣掩盖了对生存的恐惧，自由制度主义者将遵守规则视为缓解这些恐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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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能超越对生存的关注，将现实主义逻辑排除在外。它们的缺陷是由于两个原因，都涉及所有自由主义理论所共有的局限性。首先，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除非存在必要的条件，否则它们就不适用。例如，如果它们根本不存在，国际制度就无法促进和平；而繁荣要超越安全，必须要有经济相互依赖。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总是存在。世界从来都不是只有民主国家的，这严重限制了民主和平论的范围。对于像多伊尔这样的理论家而言，他主张这三个理论必须都有效才能实现和平，相关情况的范围就更加有限。当然，在缺乏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国家会遵循现实政治的指令，正如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时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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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试想一下，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与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竞争有关。苏联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东西双方几乎没有经济往来，也很少有双方都是成员的国际制度。或者想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是如何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的。人们很少听到民主和平论可以为亚洲和平提供基础的论点。但是人们经常听说，经济相互依赖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中国的经济与竞争对手的经济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相互依赖以保持繁荣，而且意味着繁荣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一场中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就相当于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摧毁”。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相互依赖将维持亚洲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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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里，一种或多种自由主义理论普遍适用；在另一个世界里，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都不适用。但这两个世界都不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理论可能涵盖了某些情形，但没有涵盖其他情形。比如试想一下，民主和平论如何适用于美国从欧洲撤军和北约消失的情景。届时，欧洲大陆会有三个大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根据这一理论，法国和德国不会互相争斗，因为它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彼此争夺权力。但是，它们与非民主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会以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导，重视生存动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最终都会寻求在全球实力对比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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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俄罗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和平论将适用于所有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民主的俄罗斯将不得不担心在它的南部边境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得不按均势逻辑行事。法国和德国不与中国交界，但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它们也会担心可能的威胁。只要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国家，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摆脱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束缚。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一个掠夺者会打败一百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无政府状态没有提供担保。这一论断之所以强大，部分是因为它的脆弱：它假定只有一个权力追求者，而其他国家必须效仿，因为无政府状态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它们……而不是作出所有国家都天生追求权力的强假定。”490即使体系中的民主国家仍然会和平对待彼此，这一逻辑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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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自由主义理论固有的第二个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它们对和平可能性的看法。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要压倒现实主义，它的支持者就必须证明，战争肯定不会发生。主张他们的理论促使国家间合作增强，或者使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有人可能认为我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但是，只要体系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生存，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即使战争的可能性被认为只有1%或2%，国家也必须根据均势逻辑来思考和行事，因为输掉一场重大战争的可怕后果要求它们担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情况类似于核威慑。任何有核国家使用这些极具破坏性武器的可能性都很小，但它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就是核武器成为终极威慑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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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合作可以减缓冲突。然而，它也能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两个国家可以合作发动针对第三国的战争，就像1939年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战争，或者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此外，强大的国家有时会通过合作来开发较弱地区的资源，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所做的那样，当时它们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合作与和平当然有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它们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产生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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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他们的理论起作用时，战争就会被根除。他们大胆地提出主张，但并没有排除战争是可能的。他们有时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或者说战争变得极不可能发生。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了最大胆的主张，强调民主国家“很少”或“极少相互打仗”。491正如迈克尔·多伊尔指出的：“没有人应该认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初步证据确实表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反对战争的明显倾向。”492换言之，和平无法得到确保。但朝着和平方向发展，即使是大体上的，也还是不够的。只要战争仍然保留着不小的可能性，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把生存放在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包括权利、繁荣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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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假定它们能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现在应该检验一下这一假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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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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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一词意味着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民主而非自由主义如何带来和平的叙事。但这个名称有些用词不当，因为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论断既强调民主也强调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中的许多学者甚至提到“自由主义和平”，所以称之为自由民主和平论更加准确。此外，自由主义国家几乎总是民主的，主要是因为自由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显然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决定谁统治他们。正如我在导言中所强调的，这就是我聚焦自由民主国家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原因。因此，我既要考察民主和平论背后基于民主的逻辑，也要考察基于自由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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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非常流行。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发表的两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把它引进了学术界和政策界。493当超级大国的竞争在1989年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民主将席卷全球，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平。当然，这种观点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核心主题，但时间对福山的论断并不友好。威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会很快征服全球。“自由之家”认为，在2006年至2016年间，民主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这自然会缩小民主和平论的范围。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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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自由民主得到发展，它也不会增加和平的可能性，因为这一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下面来考察一下它的核心发现。一些支持者认为，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但这是错误的：在现代，至少有四个民主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案例。与民主和平论者所说的相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与其他四个自由民主国家开战，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495在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中，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作战，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496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卡吉尔战争也是民主国家相互打仗的案例。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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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案例也接近于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498美国内战通常不算在内，因为它被认为是内战，而不是国家间战争。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区别在这里没有意义。南部邦联于1861年2月4日成立，但战争直到4月才打响，那时南部邦联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国家之间曾存在许多军事争端，其中包括一些战斗爆发和人员死亡的案例，但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战争。499还有许多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推翻其他国家民选领导人的案例，这种行为似乎与民主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说法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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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实际战争的四个案例。有人可能承认，虽然我是对的，但仍然认为这些极少数的战争并没有在实质上对这一理论构成挑战。然而，由于民主党和平理论家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明确指出的原因，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由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统计上是如此罕见……民主国家之间即使只存在几场战争，也会彻底毁掉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说，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发生战争频率的差异具有实质意义。”500换言之，这四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了民主和平论者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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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它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不应该互相斗争。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些侧重于民主制度和规范，另一些侧重于自由主义规范。但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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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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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不互相开战，有三种制度性解释。第一种强调公众本质上是和平的，如果被问到是否要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几乎肯定会拒绝。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阐明了这种论点：“如果需要公民的同意来决定是否应该宣战……他们在开始如此糟糕的游戏时会非常谨慎，为自己判断所有战争的灾难，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501这种论点在冷战期间的新保守主义者中很流行，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向威权国家绥靖，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仅温和而且具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投票。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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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的致命缺陷是它想要证明的太多了。如果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此厌恶战争，他们会不愿意与非民主国家以及民主国家打仗。他们会根本不想打任何战争。然而，从历史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打了七场战争，而且是美国发动了这七场战争。在此期间，每三年就有两场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沉迷于战争。此外，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在这些战争中一直站在美国一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和平论者不认为民主国家通常比非民主国家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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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有时喜欢发动战争。首先，战争有时是出于很好的战略原因，而大多数公民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此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善于说服沉默的公众相信战争是必要的，即使战争并非如此。503有时过多的说服是不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是如此强烈，他们会推动领导人发动战争，无论是否必要。504最后，当国家陷入战争时公众会不言自明地付出巨大代价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富国往往拥有高度资本化的军队，这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口实际服役。此外，自由民主国家通常善于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比如，利用无人机来对付敌人。至于财政成本，国家有很多方法为战争买单，不会给公众造成沉重负担。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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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制度性解释是，动员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对于政府领导人而言更加困难。这种烦琐的决策部分是由获得公众许可的需要所决定的，考虑到公众天生不愿打仗和冒着死亡的危险，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障碍，比如三权分立，也延缓了这一过程。这些问题不仅使发动战争，而且使制定和执行明智的外交政策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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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主张是真的，那么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针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民主效率低下可能会阻碍统治精英们把国家带入战争，尽管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此外，可能阻碍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制度障碍通常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往往是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作出的，行政部门在此期间掌控局势，而三权分立——以及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安全关切。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有能力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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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些人认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s）是解释民主和平的关键。506这一主张建立在民选领导人特别擅长在危机中表明他们的决心这一信念之上，因为他们可以公开承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然后他们有义务继续下去。换言之，他们会自缚手脚。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公众会通过投票让他们下台，从而惩罚他们。一旦领导人画了红线，争论就开始了，他的听众就会对其施加压力。因此，两个民主国家彼此可以了解它们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这使它们能够避免误判并协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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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成本的叙事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但实证研究表明，它几乎没有解释力。507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观众成本像宣称的那样在实际危机中发挥了作用。此外，有许多理由质疑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比如，领导者通常对画红线持谨慎态度，相反他们更愿意让威胁保持模糊，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谈判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成本逻辑甚至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即使领导人画了红线却没有坚持到底，如果她以有利的条件结束危机，公众也不太可能惩罚她。此外，人们不应低估政治领导人编故事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实际行动中违背承诺。即使一个领导人发出信号，也不能确保另一方能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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