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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所有涉及民主制度的机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很少互相打仗。508一些著名的民主和平论者认识到这些制度解释的局限性，转而依靠与民主和自由主义相关的规范性论据。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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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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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规范逻辑与自由主义的规范逻辑有着很大的重叠。两者都强调四个关键概念：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然而，民主和自由主义由于不同的原因聚焦于这些概念，它们各自侧重某些概念而非其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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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核心特征是选举过程，即公民如何解决他们的分歧，并且决定谁的政治秩序观将占优势。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具有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拉西特写道：“自由民主理论的基本规范是指通过民主政治进程，争端可以不借助武力解决。”510此外，他还认为，“在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民主国家将调节政治竞争、寻求政治冲突的折中解决方案，以及权力和平交接等规范外部化”。最重要的是，“当两个民主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们能够在互动中运用民主规范来解决”。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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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即使是激烈争端通常都能和平解决的世界里，相关行为体之间可能会有高度的信任，因为它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对手可能会对它们使用暴力。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对彼此也应该有一点尊重。每个人都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的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愿意容忍竞争对手获胜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要与对手达成妥协解决方案，双方必须彼此尊重，否则很难达成一致。因此，除了通过选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个人倾向于信任、宽容和尊重他人。这一观点认为，这些相同的信念延伸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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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调选举重要性的民主不同，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叙事。当然，这一点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政治自由主义者主张，权利和宽容共同促进人们互相尊重——即使他们存在根本分歧，并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中，几乎不存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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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权利是普世的，自由主义逻辑不仅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日常生活，也适用于它们之间的互动。用迈克尔·多伊尔的话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的基本假定认为，各国有权免受外国干预。由于道德上自主的公民拥有自由权，这代表他们的国家有政治独立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相互尊重成为国际自由主义理论的试金石。”512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它阻止自由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来对付彼此，因为战争会夺走自由主义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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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主义国家彼此打交道时，宽容也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应该相互信任和尊重，决不能为了解决分歧而开战。多伊尔写道：“这些相互尊重的传统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合作基础。”513换言之，自由主义的规范解释了民主和平。约翰·欧文对基本论点作了总结：“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懈追求自我保护和物质幸福。这些追求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和平，强迫和暴力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有人希望战争只是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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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民主和自由主义提供了独立但互补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引发重大危机的深刻分歧，它们之间也不会互相斗争。根据民主和平论，战争不会爆发，因为这些逻辑要么单独起作用，要么联合促进一套强大的规范，这套规范偏好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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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规范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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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规范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存在五个问题。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自由主义就不能如宣称的那样起作用。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接受个人有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深刻差异，也承认尊重权利和宽容不能保证一方（甚至双方）不会诉诸暴力。我们无法保证冲突会得到和平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国家，包括约翰·罗尔斯，他对宽容的力量尤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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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也建立在公民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会存在显著差异的假定之上。民主国家的公民高度社会化，通过选票箱来解决他们的冲突，但社会化有其限度，民主国家总是会建立强大的警察力量以维持秩序。单单是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无法确保民主国家内部的和平；与自由主义一样，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应对那些觉得有必要用暴力支持自己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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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让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对其构成威胁时去求助。这一简单的生活事实，再加上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宽容、尊重以及和平地对待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即使在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也必须担心自己的生存。一旦这一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卷入彼此之间的均势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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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自由民主规范的主张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使得各国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每个民族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而有时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仇恨。敌意——我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族国家有时在第一原理上存在着深刻差异，有时还参与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争。自由民主国家很难不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会破坏宽容和相互信任，甚至导致它们以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对于不可剥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也不存在根深蒂固、世界范围的尊重，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尤其是当它面对民族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的影响力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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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大量的经验证据与自由民主规范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相矛盾。比如，美国有推翻民选政府的丰富历史，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更突出的案例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515当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选举中击败美国支持的法塔赫之后，美国和以色列（另一个民主国家）开始破坏新政府的稳定，将哈马斯边缘化。它们认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尽管它输掉了选举。51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也在2013年推翻埃及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指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记录表明，民主的信任和尊重往往服从于安全和经济利益。”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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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针对自由民主规范的最具毁灭性证据体现在克里斯托弗·莱恩对四个案例的细致考察中，其中一对自由民主国家走向战争边缘，但其中一方退出并结束了危机。他仔细研究了英美在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1895年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1898年英法之间的法索达危机，以及1923年涉及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中的决策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由主义规范与这些危机的解决几乎没有关系。双方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这四个案例的结果主要由涉及均势的战略计算所决定。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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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是间接的，但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规范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民主国家以特别道德的方式进行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会期望自由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杀害平民，或者至少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这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该理论是一个典型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519例如，迈克尔·多伊尔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对战争法的谨慎尊重”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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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亚历山大·唐斯对战争中的平民受害问题开展开创性研究时，他发现“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有可能瞄准平民”521。约翰·蒂尔曼在对美国如何作战的详细分析中表明，美国已经杀死了数百万平民，其中许多是故意的。522尽管杰弗里·华莱士（Geoffrey Wallace）表明，独裁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虐待战俘，但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民主国家也虐待战俘。523美国在“9·11”事件后广泛使用酷刑只是一个例子。唐斯和华莱士都表明，当国家在战争中陷入绝望时，它们很快就会忘记敌人的人性，对权利的重视逐渐远低于对有效打击的重视。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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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自由民主规范并不能给为什么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打仗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民主和平论既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制度性叙事，也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规范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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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倒退问题。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总会成为一个威权国家。524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衰退。即使民主制度建设得很好，也无法保证它会永远存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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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比非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大的持久力，因为前者受到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拳。然而，无法保证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会永存。请记住，魏玛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1933年被历史上最具侵略性和最邪恶的政权取代之前，它维持了十多年。因此，即使在彼此的关系中，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为倒退的可能性作好准备，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来对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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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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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相互依赖论，两个经济福祉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不会走向战争，即使两国存在激烈的政治分歧。即使有很好的战略理由发动战争，它们也会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给双方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从本质上讲，战争的经济成本会超过政治利益，包括潜在的战略收益。这一理论假定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换言之，经济上的考虑胜过战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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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对繁荣的强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公众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促进和保护他们的经济福利，如果领导人不能兑现承诺会被赶下台。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动乱。创造财富的必要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可能发动战争。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可能会削弱它们赚钱的能力。526比如，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家永远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因为想要继续掌权的领导人不太可能冒险无视他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一个由经济彼此依赖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领导人对冲突有着明显的厌恶，因为他们担心冲突会危及繁荣，进而危及他们的政治生涯。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也是温和的，这不仅是因为领导人更愿意集中精力使本国的财富最大化，而且因为激烈竞争可能无意中导致战争和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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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了这一基本逻辑。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这一理论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角度描述了经济相互依赖。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因这一观点而闻名，尽管他在1910年的经典著作《大幻想》中提出的观点有些不同。527更晚近一些，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贸易的和平效应。528然而，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认为，在评估经济相互依赖性时，贸易是一个错误的因素，相反，他主张把重点放在资本市场上。529他认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onald）主张，是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它受到了“自由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存在”的支持。他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优势和国内经济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和平”。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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