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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能从合作中获益时，这一理论几乎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几乎肯定会互相利用，有时会诉诸暴力。换言之，如果分歧是深刻的，并且涉及重大问题，各国就会思考谁输谁赢，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还会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阐明制度如何解决甚至是缓解大国之间的深层次冲突这一问题。555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几乎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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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明制度的局限性。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张，国际政治可以区分为两个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比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写道：“国际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制度安排差异巨大。”556此外，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同。当涉及经济关系时，“几个自利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安全事务上，合作更加困难”。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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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其中强调他聚焦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共同利益最大，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实现”558。这种区分最重要的一个例证是，联合国在解决大国间政治争端方面的效率低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高效之间形成对比。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国家最可能需要制度的帮助以实现共同利益的领域。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安全机制的关注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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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联盟是安全制度，它们当然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联盟对于协调各成员国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行动是有用的，这使得它们的集体努力更加高效。北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它在帮助西方遏制苏联在欧洲的野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联盟存在于有着强有力的动机进行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之间。因此，这一总体观点是成立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关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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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约翰·伊肯伯里可能是除了基欧汉之外最著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而且他是个例外。他提出了一个适用范围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能够解释如何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他解释了各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国际秩序，似乎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球的秩序。559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感兴趣，而美国对这一秩序负有主要责任。当然，这一秩序已经被高度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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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伊肯伯里的叙事都是关于冷战时期西方内部的秩序，当时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歧。他很少关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安全竞争。他也没有过多讨论联合国——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制度，但对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毫无用处。最后，伊肯伯里探讨的不是国际秩序的问题，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他的焦点类似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虽然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有些许差异，但都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安全竞争和战争，也无法解释制度如何阻止敌对大国之间相互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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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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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主要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主张——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提供一种明确替代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们似乎希望在他们的论点中保留现实政治的重要元素，同时又超越现实政治。比如，伊肯伯里认为，他的理论“同时借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而基欧汉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而不是抛弃它”。560赫尔加·哈夫滕多恩（Helga Haftendorn）、基欧汉和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在他们主编的一本直接与安全制度有关的著作中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安全研究仍然被现实主义思维所主导，将其纳入制度主义的路径大有裨益。”561很难理解任何一个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怎么可能抛弃均势政治。但是，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解释为什么国际制度几乎没有希望显著提高和平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增强了合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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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害怕被欺骗，这种害怕很大程度上是由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国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未来会怎么想、怎么做。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断主张，制度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缓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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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可以增加国家间的交易次数。这种重复合作创造了未来收益的前景，从而提高了欺骗成本。“未来的阴影”阻碍了当前的欺骗行为，因为一国被发现欺骗会危及其从未来合作中获益的可能。重复合作为受害者提供了对欺骗者进行报复的机会：它有利于“一报还一报”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防止欺骗者逃脱它们的罪行。除了惩罚那些有欺骗名声的国家之外，它还奖励那些以遵约著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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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规则可以将处于不同议题领域的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议题联系的目的是在国家之间建立更大的相互依赖，这将使它们更不愿意在一个议题领域进行欺骗，因为它们担心受害者（或者其他国家）会在另一个领域进行报复。与重复合作类似，议题联系提高了双重交易的成本，为受害者提供了报复欺骗者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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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则体系可以增加合作协议参与者获得的信息量，从而允许它们密切监控协议。提高信息水平会增加欺骗者被抓住的可能性，从而阻止欺骗。它还为受害者提供了可能被欺骗的早期预警，使它们能够在受到严重伤害之前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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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规则可以降低单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当制度执行上述任务时，各国不用过多考虑协议的谈判和检查，并且能够对冲可能出现的背叛。通过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制度使其更有利可图，从而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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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担心某个敌对国家违反规则——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安全竞争和战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562各国都非常关注实力对比，因为它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不会因其他国家的欺骗而受到伤害。如果它们的确这么做，没有守夜人可以求助。从我们的目的来看，关键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以任何挑战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方式解决了欺骗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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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核心问题是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能够可信地威胁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国际制度不是自主的行为体，能够迫使国家在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时仍然遵守规则。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制度可以强迫一个大国以反对现实主义指令的方式行事。相反，制度依靠其成员国坚守规则，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则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在制度主义的叙事中，成员国必须自我监督。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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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知道，当国家认为遵守规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会欺骗或违约。比如，试想一下美国——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它违反了国际法，发动了1999年的塞尔维亚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564在这两个案例中，华盛顿都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两个案例中都选择忽视国际法，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有很强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自然，美国从未受到惩罚。有人也会指出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既定规则的案例，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565它们也没有受到惩罚。很难找到一个国际制度因为大国违反规则而以任何严肃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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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国经常存在根本差异，而国际制度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约束，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控制尽可能大的份额是极其必要的，无论它们是否通过遵循规则而获得这种控制。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遵守法律却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在它受到敌对国家的攻击时，又有谁会来拯救它呢？可能没有人。这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制度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以及为什么它没有对现实主义提出严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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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欺骗。当涉及安全问题时，对欺骗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合作面临的强大障碍：566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军事失败。正如查尔斯·利普森所写的，“迅速而果断的背叛”的威胁在国际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考虑到“背叛的代价”在军事领域可能更为沉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很少讨论安全事务，而是更多讨论经济和环境合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制度主义在经济领域有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经常有共同利益，制度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在安全领域，敌对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根本差异，除了联盟以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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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并且需要帮助实现时，国际制度是治国方略的有用工具。它们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并不总是出于和平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认为制度可以让国家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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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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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讨论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强烈倾向于按照均势逻辑行事。简言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信，在一场严峻的争端中，潜在对手会服从自由主义的指令，特别是考虑到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如果竞争对手选择发动战争，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会将对象国从战败中拯救出来。各国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生存的最佳途径是变得尽可能强大，即使这需要奉行残酷的政策。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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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八章 为克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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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么。当然，这项任务受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但是，要理解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理解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后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间互动。因此，本书的核心是这三种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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