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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主要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主张——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提供一种明确替代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们似乎希望在他们的论点中保留现实政治的重要元素，同时又超越现实政治。比如，伊肯伯里认为，他的理论“同时借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而基欧汉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而不是抛弃它”。560赫尔加·哈夫滕多恩（Helga Haftendorn）、基欧汉和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在他们主编的一本直接与安全制度有关的著作中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安全研究仍然被现实主义思维所主导，将其纳入制度主义的路径大有裨益。”561很难理解任何一个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怎么可能抛弃均势政治。但是，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解释为什么国际制度几乎没有希望显著提高和平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增强了合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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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害怕被欺骗，这种害怕很大程度上是由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国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未来会怎么想、怎么做。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断主张，制度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缓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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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可以增加国家间的交易次数。这种重复合作创造了未来收益的前景，从而提高了欺骗成本。“未来的阴影”阻碍了当前的欺骗行为，因为一国被发现欺骗会危及其从未来合作中获益的可能。重复合作为受害者提供了对欺骗者进行报复的机会：它有利于“一报还一报”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防止欺骗者逃脱它们的罪行。除了惩罚那些有欺骗名声的国家之外，它还奖励那些以遵约著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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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规则可以将处于不同议题领域的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议题联系的目的是在国家之间建立更大的相互依赖，这将使它们更不愿意在一个议题领域进行欺骗，因为它们担心受害者（或者其他国家）会在另一个领域进行报复。与重复合作类似，议题联系提高了双重交易的成本，为受害者提供了报复欺骗者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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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则体系可以增加合作协议参与者获得的信息量，从而允许它们密切监控协议。提高信息水平会增加欺骗者被抓住的可能性，从而阻止欺骗。它还为受害者提供了可能被欺骗的早期预警，使它们能够在受到严重伤害之前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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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规则可以降低单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当制度执行上述任务时，各国不用过多考虑协议的谈判和检查，并且能够对冲可能出现的背叛。通过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制度使其更有利可图，从而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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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担心某个敌对国家违反规则——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安全竞争和战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562各国都非常关注实力对比，因为它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不会因其他国家的欺骗而受到伤害。如果它们的确这么做，没有守夜人可以求助。从我们的目的来看，关键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以任何挑战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方式解决了欺骗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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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核心问题是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能够可信地威胁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国际制度不是自主的行为体，能够迫使国家在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时仍然遵守规则。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制度可以强迫一个大国以反对现实主义指令的方式行事。相反，制度依靠其成员国坚守规则，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则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在制度主义的叙事中，成员国必须自我监督。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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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知道，当国家认为遵守规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会欺骗或违约。比如，试想一下美国——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它违反了国际法，发动了1999年的塞尔维亚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564在这两个案例中，华盛顿都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两个案例中都选择忽视国际法，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有很强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自然，美国从未受到惩罚。有人也会指出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既定规则的案例，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565它们也没有受到惩罚。很难找到一个国际制度因为大国违反规则而以任何严肃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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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国经常存在根本差异，而国际制度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约束，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控制尽可能大的份额是极其必要的，无论它们是否通过遵循规则而获得这种控制。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遵守法律却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在它受到敌对国家的攻击时，又有谁会来拯救它呢？可能没有人。这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制度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以及为什么它没有对现实主义提出严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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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欺骗。当涉及安全问题时，对欺骗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合作面临的强大障碍：566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军事失败。正如查尔斯·利普森所写的，“迅速而果断的背叛”的威胁在国际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考虑到“背叛的代价”在军事领域可能更为沉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很少讨论安全事务，而是更多讨论经济和环境合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制度主义在经济领域有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经常有共同利益，制度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在安全领域，敌对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根本差异，除了联盟以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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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并且需要帮助实现时，国际制度是治国方略的有用工具。它们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并不总是出于和平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认为制度可以让国家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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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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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讨论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强烈倾向于按照均势逻辑行事。简言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信，在一场严峻的争端中，潜在对手会服从自由主义的指令，特别是考虑到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如果竞争对手选择发动战争，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会将对象国从战败中拯救出来。各国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生存的最佳途径是变得尽可能强大，即使这需要奉行残酷的政策。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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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八章 为克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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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么。当然，这项任务受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但是，要理解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理解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后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间互动。因此，本书的核心是这三种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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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的分析暗示了一些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走向的建议。首先，美国应该放弃其自由主义霸权的远大志向。这项政策不仅容易失败，而且往往会使美国军队卷入代价高昂、最终走向失败的战争中。其次，华盛顿应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清楚地了解民族主义如何限制一个大国的操纵空间。尽管现实主义不是永久和平的公式，但与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外交政策相比，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更少的美国战争和更多的外交成就。民族主义的作用使得在国外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变得更加没有必要。简言之，美国应该学会克制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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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离自由主义霸权，转而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密切相关的考虑：国际体系未来的结构——用更具体的词来表述即全球实力分布；以及自由主义国家在选择外交政策时拥有的力量或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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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的国家只能在单极体系中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它不必担心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存在相互竞争的大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单极状态正在走向终结，主要是因为中国令人敬畏的崛起。如果是这样，美国决策者将不得不放弃自由主义霸权。但是，存在一个严峻的消极面：美国将不得不与潜在对手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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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会急剧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体系仍将会维持单极状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美国很难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十字军的冲动深深植根于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他们的精英阶层，他们很难不试图以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换言之，当自由主义政权有机会拥抱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能动性。然而，一旦明确自由主义霸权会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政策失败，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自由主义单极会明智地放弃这一有缺陷的战略，转而采取基于现实主义和对民族主义正确理解的更为克制的战略。国家有时的确会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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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推行自由主义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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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强调的，我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它并不完美，但它远胜于对手。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自由主义是无休止的麻烦的根源。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国家总是在国内外陷入严重的麻烦。此外，它们通常会伤害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它们寻求帮助的国家。与西方传统智慧相反，自由主义不是国家间和平的力量。尽管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但它是一种糟糕的外交政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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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心态。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保护这些权利应凌驾于其他关切之上，这种信念为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经常侵犯其公民权利时进行干预提供了强有力动机。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根据定义，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其人民处于战争状态。这种逻辑促使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将独裁政体转变为自由民主政体，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在这些国家个人权利不再被侵犯，而且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相互打仗。因此，维护人权和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自由主义也呼吁建立国际制度、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其他被认为有利于实现和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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