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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领导人担心谁来统治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小国。最大的担心是，任何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会在邻国推行共产主义，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当然，苏联在这一叙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为一个致力于通过共产国际等机构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的大国，这被认为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共产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苏联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这股潮流，直到某一时刻莫斯科会主导国际体系。这种现象被称为多米诺理论。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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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种感知到的威胁的反应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小国“倒向共产主义”。华盛顿几乎干预了所有在政治上表现出“左转”迹象的国家的政治，这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艰巨的社会工程。在实践中，这种路径意味着：（1）向友好的政府提供资金、武器和其他资源，支持它们掌权；（2）对感知到的敌对势力发动政变，包括民选的统治者在内；（3）直接用美国军队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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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注定失败。在任何国家开展社会工程，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家，都非常困难。问题多样而又复杂，抵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有一些是糟糕的。如果从外部强加社会工程，这项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民族主义一直存在，它使得当地人民想在不受外国人干预其政治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干预势力几乎不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政治，这些干预也会失败。在很多情况下，外国人甚至不会说当地语言。当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改变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正如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在越南遭遇这个问题，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新遭遇。随之而来的暴力将使入侵国看起来像是压迫者，进一步使其促进积极变革的努力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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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否认冷战期间美国有时对小国的政治实施了成功干涉。但是，即便是这些成功案例中的一些也让美国领导人心神不宁。比如，1953年伊朗的政变使沙赫重新掌权，这让美国在大约25年时间里拥有一位重要盟友。但是，1979年沙赫倒台，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上台，破坏了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1953年政变的记忆在60多年后的今天继续破坏着两国关系。而那是一项成功之举！正如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所表明的，美国的大多数政变尝试甚至没有达到它们的短期目标。580美国的干涉措施也被证明对对象国而言是代价高昂的。在冷战期间，被美国及其盟国杀害的他国公民数量惊人。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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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这些干涉是不必要的。多米诺理论没有描述任何严重的威胁：它假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会主导当地的认同和自决的渴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多米诺理论的支持者未能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比共产主义强大得多的意识形态，就像它比自由主义强大得多一样。民族主义关系到自决。各民族都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在主权问题上，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是令人羡慕的神。他们想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而不是被其他国家，甚至是那些与他们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左右。在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命令深恶痛绝，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也是如此。苏联解体也并非偶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许多其他人都希望获得独立。小国可能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除非符合它们的利益，否则会抵制大国的影响——有时是符合利益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傀儡国家”在名义上比在现实中更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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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度介入小国事务的冷战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战略。与其试图控制它们的政治取向，华盛顿应该采取放手不管的政策。一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对于与他们展开合作或反对他们而言没有多大影响。重要的是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在几乎所有美国苛刻对待小国的冷战案例中，明智的战略是不对谁掌权施加影响，而是集中精力与掌权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本来有可能完成几十年来武装干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民众的态度转向支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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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冷战期间，美国应该更开放地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如有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友好是有道理的一样。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华盛顿确实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这对双方相处具有良好的战略意义。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在冷战的头20多年里一直处于强烈的对抗状态，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中苏分裂的结果，这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都对苏联怀有敌意，由此得以联合起来。美国最终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合作良好，但这个国家在早些时候被认为是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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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例子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共产主义等普世意识形态的限度和国家利益的力量，当然，这些都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既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与美国交朋友很感兴趣，但杜鲁门政府愚蠢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美国最终对越南进行了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被误导的恐惧。582美国在那场不必要的战争中遭受决定性失败后，共产主义越南与共产主义柬埔寨和共产主义中国进行了战争。此外，在冷战结束后，河内和华盛顿的关系显著改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担心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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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没有深度介入发展中世界，苏联会入侵一大批小国并把它们变成傀儡国家吗？也许苏联可能会进攻一些较小的国家，但结果不会是一连串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苏联会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泥潭。看看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困了十年，最终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如果苏联有更多在阿富汗那样的遭遇，美国的利益就会得到很好的实现，就像如果美国有更多在越南那样的遭遇，莫斯科的利益也会得到很好的实现一样。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诱惑对方并使对方流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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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决策者很难按照这种思路来思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反而高估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意识形态。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大国与小国交往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卷入其国内政治，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侵略和占领它们。侵略性的干涉是大国应该设法诱导竞争对手展开的行动。如果中美安全竞争继续升温，美国决策者应该牢记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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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理解表明，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也应该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理解这一基本启示，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向塑造世界，都可能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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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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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界肯定会抵制任何放弃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和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的举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热衷于在国外推广自由主义，尽管这项政策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失败了。584尽管美国公众倾向于克制，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除非必需，统治精英们很少关注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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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外交政策界无法控制的原因，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由于中国的显著崛起和俄罗斯实力的复苏，国际体系结构似乎正在走向多极化。这种发展可能会让华盛顿的现实主义重新抬头，因为当国际体系中有其他大国时，不可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决策者不必担心全球均势的问题，但是单极体系似乎是短暂的，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再次担心其他大国。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引用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的话——“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而且“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如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焦点”。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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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三个大国的世界里，特别是其中一个大国拥有像中国那样潜在的军事实力，安全竞争（甚至战争）肯定会发生。586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因为它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霸主。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继续增长，这项任务就不太容易实现。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很可能会继续以微弱的方式影响美国的海外政策，因为现在传播民主的冲动已经根植于外交政策界的基因中。尽管大国竞争将阻止华盛顿完全拥抱自由主义霸权，但在国外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诱惑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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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总体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边缘采取自由主义战略这种持久的趋势外，另一个危险是，美国决策者不能完全理解民族主义限制了他们干预其他国家的能力，就像它限制了他们的对手征服其他国家的能力一样。他们对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世界的影响都不甚了解，也不能保证他们将来会理解这一点。即使现实主义回归和自由主义霸权消亡，警惕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危险以及民族主义制约大国行动能力的重要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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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一种不同的情景。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严重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明显减缓，而美国经济则稳步增长。587在这种情形下，当前明显有利于美国的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导致中国无法挑战美国的权力。有人可能会想知道，俄罗斯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对美国构成挑战，即使中国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在20世纪的三个主要大国竞争对手——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人口都在大幅减少，而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相对于这三个国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588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有潜力以有意义的方式挑战美国实力的国家，但如果中国没有发挥出这种潜能，美国仍会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换言之，体系不会维持多极状态太久，之后就会恢复到单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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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可以继续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担心美国在全球实力对比中的地位。即使肯定会随之而来的外交政策灾难也不会危及美国的安全，因为没有其他大国可以威胁到它。如果这种情景出现，华盛顿有希望放弃自由主义霸权、采取强调克制而非持久战争的外交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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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要让美国停止在国外推行自由主义是艰难的，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本能地想要创造一个只有自由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在此，巴拉克·奥巴马的经验是有启发性的。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强调将停止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避免使美国卷入新的冲突，集中精力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建设国家。但是，他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在他离任时，美国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而且他看着美国卷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2011年，他从伊拉克撤军，但在2014年派遣美军重返伊拉克，对已经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发动战争。从他2017年1月离任前接受《大西洋月刊》的系列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意识到“华盛顿剧本”存在着严重缺陷，但是他只能按照这个剧本的规则和策略采取行动。589最终，他也无法抵抗外交政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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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一线希望能够说服单极的美国远离自由主义霸权。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确实有能动性，不会注定采取误导性战略，即使这样做的压力十分巨大。590之所以认为美国可以超越自由主义霸权，主要原因涉及当机会首次出现时作出采用这种战略的决定与看到长期结果后放弃这种战略的决定之间的区别。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第一次获得单极地位时，几乎不可能阻止它接受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它预示着巨大的收益，而成本并不明显。但是，一旦这项战略得到尝试，它的缺陷就变得显而易见，摆脱这种战略也就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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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总统选举表明，自由主义霸权是脆弱的。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对这一战略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挑战，一次又一次地提醒选民，这么做对美国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他承诺一旦当选总统，美国将退出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的事业。他强调，他的政府将与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内的威权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而普京是目前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界所厌恶的人。特朗普还批评国际制度，称北约已经过时。他还主张保护主义政策，这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倡导的开放的国际秩序相抵触。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大力捍卫自由主义霸权，而且毫无疑问，她倾向于维持现状。尽管外交政策不是选举的核心问题，但特朗普反对自由主义霸权无疑帮助他赢得了许多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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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特朗普的竞选言辞无关紧要，因为外交政策精英们会像驯服他的前任一样驯服他。毕竟，奥巴马在竞选时也对自由主义霸权提出挑战，但作为总统，他被迫遵循“华盛顿的剧本”。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特朗普身上。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外交政策界为驯服特朗普所作的努力至少部分是成功的，而他最初的政策与其前任的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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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美国不再回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都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么制定一个独立于唐纳德·特朗普或任何特定继任者的游戏计划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削弱自由主义霸权的最佳方法是建立一个反精英阶层，它可以支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592好消息是，主张克制者已经有一个少而有力的核心，可以作为这个可供选择的群体的基础。593当然，争取外交政策界的其他人的支持也很重要。这项任务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大多数人确实在反思，而且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会工程行不通。我们已经做了实验，但以失败告终。有反思能力的人至少应该对考虑替代性外交政策持开放态度。尽管许多精英无疑希望坚持自由主义霸权，试图更成功地加以实施，但它的根本缺陷是无法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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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为外交政策界的许多人相信现实主义和克制的优点提供了理由。毕竟，美国精英阶层中主张克制者有着丰富的传统，正如记者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在《新旗帜》中所阐明的那样，他描述了19世纪末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帝主义者之间的大辩论。594尽管扩张主义者当时如日中天，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而且在整个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主张克制者一直是一股强劲的力量。因此，正如金泽尔所指出的：“我们当中试图推动美国采取更谨慎和克制的外交政策的那些人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美国历史上那些最早提出并且继续主张这种观点的伟人们是典型的美国人。”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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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那些可能成为外交政策界一员的年轻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这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这些新人对自由主义霸权并没有多少投入，因此他们比前辈们更有可能接受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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