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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一个有新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会以贸易保护主义代替经济全球化,以此促成美国实体经济的复兴。这很可能会对我们国家贸易出口带来极大的压力,短期内会让中国的经济压力骤增,但是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在这种压力之下,通过一系列的变化倒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内循环经济,那么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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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上,新孤立主义下的美国,很可能会从日本、韩国和北约部分甚至是全部撤出,这样一来对我们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就是中国周边的东北亚、南海地区会趋于平稳,防务压力会降低。但是在中亚、西亚和北非这一线,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撤出很可能会导致平衡被打破——譬如中俄在这一区域的合作,其实就是源自美国的压力。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是好是坏,一时还很难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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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操作层面来说,中美都是大国,一个大国的原动力永远都只是自己,外部影响只是次一层的因素——即便这个影响来自另一个大国。相比而言,一个不讲究“政治正确”的对手,起码说更便于彼此间讨价还价,不太可能出现“死要面子”导致双输的窘境。从这一点上说,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未必就是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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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之间的一次竞赛。显然,传统媒体的垄断性远高于网媒,本轮大选中美国传统媒体反映的基本都是左翼的思想,这给我们国内造成了一种错觉——希拉里的胜算远远大于特朗普。网媒却做不到这一点,推特和脸书企业高层的态度,并不能作用这些平台上用户的态度。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网络自媒体时代,“保密”其实是极难做到的,早些年只要控制报刊、电视,让秘密仅限于有限的人知道,就达到了“保密”的效果。而在网络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自媒体的普及使得一件事从少数人知道到尽人皆知,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可实现。无论是以道德圣人标榜自己,还是以道德洁癖要求别人,威胁恐吓都是走不通的,让政治正确让位于利益正确,对政治家而言或许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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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附章 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战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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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汉帝国时代,汉军的精锐皆来自“良家子”。所谓“良家子”其实是一个财富的概念,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其构成主要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在先秦两汉时期,“中产”的标准是每户拥田百亩(约合现在40亩)。相对宽裕的生活环境,使得良家子们无须终日为生计担忧,可以有更多余力去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而有恒产者有恒心,家中富足的生活也让他们更有理由去保卫身后的土地。汉朝皇室的近卫军,基本都是选自良家子,在汉武帝二十多年的汉匈(奴)战争中,汉军的精锐同样多出自良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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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存在,秦末楚汉争霸期间,作为楚军精华的“八千江东子弟”,也相当于汉代的良家子。往更早的年代追溯,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曾力推变法,无论其程度深浅,但大方向都一致:收权于贵族,让利于平民。而究其原因,战国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决定了原先西周时代小规模、贵族化的军队早已不堪重用,要想维系更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就必须让平民参军,而要让人家心甘情愿为国而战,必然就要让利于民,于是各国都开始废奴籍、废井田、明赏罚……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中产阶层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而战国七雄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深彻,这才有了后来的华夏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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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骑射手和汉朝长矛骑兵:汉代良家子是个特定阶层,他们拥有一定资产,遵循伦理纲常,是从事正当职业的人。六郡良家子因地理位置和个人素质的原因,是国家选兵择将的重要来源,政府给予他们特别的优待。除六郡外,其他地方的良家子也有到官府为吏、免除赋税等政策优惠,他们有服徭役的责任,很多以钱雇佣他人代替自己服役,即使自己服役,也比普通戍卒地位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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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末年的西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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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千多年以后,隋末唐初,李唐王朝起家的关陇军事集团,同样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男丁成年后,便由国家授田一顷,除特殊情况,田地不得买卖。正是稳定的个人经济基础,最终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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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文化上逐渐的重文轻武,以及均田制难以为继,宋、明、清三朝,虽然从宏观而言依旧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富足的国家,然而军队兵源却多来自社会底层,其作战效能相比前朝则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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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时代,国民党军基本延续了这一弊端。士兵多是被强征而来的底层贫苦农民,从个人利害而言,他们找不出给这支军队卖命的理由,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无不是胜少败多,很多时候是一触即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八路军时代还是解放军时代,最基层的士兵都是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经济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所谓国民之道,心利互换,国予民利,民予国心。这个道理亘古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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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集团”是部分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将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这批军事贵族以武川镇军人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西魏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他们不光是军队的统帅,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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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此,国外也同样如此。英国在1916年将募兵制改为了征兵制,以此来扩大兵员数量,以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系列对下层的利益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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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很多时候与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其实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然而如果与贫富差距程度对照来看,结果则一目了然。古今中外,任何一支没落王朝的军队,都不会显出寒酸,而在其背后,则往往是大得吓人的社会贫富差距。这样的军队,通常都如泥足巨人一般——看着是一尊庞然大物,实则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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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一道理依然有效,战争的高技术化对士兵的素质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一个人对高技术装备的掌握和理解程度直接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而教育质量的高低又直接决定于家庭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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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经济问题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二字。在面对它的时候,需要我们以更广的维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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