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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00 各国不仅拥有发起战争以补偿被不公正对待的合法权利，还可为同样目的发起战争威胁。19世纪，日本拒绝与美国进行贸易，违反了其参与全球贸易的义务，美国派遣马修·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一支舰队前往日本，提出要与其签订一份“友好条约”。佩里毫不怀疑，如果日本拒不签订条约，那么替代友谊的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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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02 旧世界秩序还为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授予豁免权，实际上，这就是授权他们大规模杀人。如果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之外杀了另一个人，那是一种凶残的罪行。如果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杀死数千人，那不仅合法而且光荣。在那时，发动战争必然地免受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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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04 在发动战争合法的时期，中立国被禁止对交战国实施经济制裁。中立国如果在战争中偏袒某一方，就可能会受到惩罚，即使它从未开过一枪。因此，如果中立国与交战一方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其对手进行贸易（或以不利的条件进行贸易），则违反了其中立义务并可能受到报复性攻击。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如果美国与英国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德国进行贸易，那它就违反了中立义务，德国将有权对其进行打击。正因如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呼吁美国人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公正”。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摆脱了战争”的口号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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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06 《非战公约》是天真的，但并非出于大多数人所想的原因。非法化战争确实奏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的效果太好了。《非战公约》的问题在于它纯粹是破坏性的。通过非法化战争，各国放弃了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它们破坏了现存体系，这个体系允许国家使用武力纠正错误，但它们并没有建立新的体系取而代之。这部分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机构——国际联盟——似乎做好了解决争端的准备。但是，国际联盟是建立在旧世界秩序的原则之上的，它也要依靠战争和战争威胁来纠正错误并执行规则。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的世界里，国际联盟的执行机制却基于一项各国不愿意行使的权利，即发动战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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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08 因此，当日本人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时，国际联盟便瘫痪了。毕竟，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刚刚宣布了放弃战争。对战争的禁止当然不能用战争来强制执行。但如果不用战争，那又要用什么来禁止战争？毕竟，旧世界秩序下经济制裁是非法的，只有战争才是合法的。现在，既然战争是非法的，那么经济制裁可能会成为惩罚国家的合法工具吗？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迅速陷入灾难之后，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们竭力回答这些问题，想要填补战争被非法化后留下的手段真空。就如何应对非法行为——如果不通过战争的话，他们未能达成共识，这造成了思想混乱和政策瘫痪，从而失去了对日益增加的轴心国威胁采取协调一致且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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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10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彻底非法化战争为前提的世界秩序——我们称之为“新世界秩序”——终于出现了。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新世界秩序是对旧世界秩序的逆反。旧世界秩序有着管理征服、刑事责任、炮舰外交和中立的规则。新世界秩序也有这些规则，但它们正好相反。在新世界秩序中，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而且由于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国家不再有权征服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一宗严重的罪行；炮舰外交不再合法；经济制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国际法执行的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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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12 新世界秩序不仅仅意味着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各国实际上也服从这些法律条文。当然有一些违法行为。但是，《非战公约》签订前后的世界的差异极其巨大。事实上，我们将表明，1928年以后，一个国家遭受征服的可能性从每几十年一次下降到每千年一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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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14 我们的数据并不仅仅表明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辅以历史证据，这些数据还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结论：早在1928年，各国相互联系的方式就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进程是《非战公约》启动的。当然，《非战公约》并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唯一因素。《非战公约》废除了旧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但并没有用一套新的机制取而代之。因此，若要成功地变革国际法律秩序并改变国家行为，仅仅依靠《非战公约》是不够的。但是，《非战公约》非法化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触发因素，它引发了一系列将导致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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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16 禁止战争影响了各国的开战时间和开战频率，但也改变了和平时期各国彼此关联的方式。在新世界秩序中，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想要另一个主权国家按其意愿行事，唯一合法的方式是提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战争作为争端解决的合法机制的终结，导致了贸易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兴起，并推动了数千个国际协议的签订，这些协议包罗万象，从咖啡种植到税收，再到刑法。最新版的《联合国条约汇编》（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有2800多卷，包括数十万份国际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而非战争的方式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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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18 新世界秩序减少了国家间战争，其本身连同上述结果颇有值得庆祝之处。但是，从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且并非所有这些后果都是积极的。在旧世界秩序中，战争是合法的，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运转良好的国家机构，那么它将面临被另一个各项机构运转良好的国家夺去领土的风险。而在新世界秩序中，军事侵略是非法的，这就允许即便弱国也能生存。但弱国能够生存下去的世界也是弱国可能成为失败国家的世界。失败国家往往陷入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并成为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新世界秩序促成了国家间战争的减少和领土侵略行为的减少，而这导致了失败国家和内战的相应增加。这也是1928年《非战公约》开启的变革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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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20 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传统上将现代国际秩序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Westphalian order），它以德国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命名。这里曾签署两个和平条约，其中之一结束了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是欧洲最血腥的宗教战争，根据大多数学者估计，这场战争杀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25]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秩序。在这个体系中，各国有权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其公民；在其地理管辖范围内，它们是主权者，无需向任何外部力量负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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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22 本书不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叙述，而是从比其早40年的荷兰律师和哲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工作开始。我们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学者们现在承认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与国际体系无关。它们的目标不是将主权原则强加于欧洲国家。它们的重点是地方性的——重新安排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结构，从而结束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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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24 其次，我们从格劳秀斯开始，是因为他通常被认为是“国际法之父”。更重要（也不太为人们所了解）的是，他是卓越的战争哲学家。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体现国际体系本质特征的是它如何规范武装冲突。格劳秀斯最有创造性且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允许国家彼此发起战争以加强其合法权利。换句话说，他是旧世界秩序的开创性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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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26 我们一旦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待国际体系，就会看到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它何时受到了侵害，国家也不再被允许用武力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权利。我们将这一转变的根源定位于1928年《非战公约》签署。从这个时间点切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表明，国际体系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从我们所说的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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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28 格劳秀斯并没有发明旧世界秩序。尽管对旧世界秩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他也只是在描述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着的实践和系统化思想。然而，他过去是且现在依然是旧世界秩序逻辑最明确的倡导者，因此，尽管他的犀利辩解通常会令现代人感到困惑，但这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分析旧世界秩序残酷原理的切入点。正如格劳秀斯所写的那样，旧世界秩序在17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而且，如果我们是对的，它将于1928年8月27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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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30 虽然我们研究了大量的数据并间或描述了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事件，但从根本上讲，本书是一部思想史著作。它记录了长期以来人们试图解决的关于战争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战争是何时合法的？什么时候一群人被允许杀死另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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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32 在追踪领导者和思想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我们认为的关键时刻。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关键时刻几经变更。我们通过研究两类人群（他们几乎都是男性）的工作和生活来跟踪这些变化。第一类我们称之为“干涉主义者”。干涉主义者认为，在世界政府缺失的情况下，战争是加强权利的合法手段。他们以格劳秀斯为代表，将旧世界秩序视为一种体系，为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合法秩序构建了思想基础。西周（Nishi Amane，1829～1897）追随格劳秀斯的思想，他试图理解西方国际法体系并将格劳秀斯的观点引进日本。他把日本这个一度孤立的国家变成了西方帝国的镜像。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曾预计，非法化战争将会导致变革，并且作为第三帝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律思想家之一，他曾竭尽全力阻止这种变革。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是一名埃及籍干涉主义者，由于对西方的霸道行径和埃及日益世俗化感到不满，他将激进伊斯兰思想政治化，为今天的伊斯兰国设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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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34 第二类我们称之为“国际主义者”。他们认为，战争是解决争端的野蛮手段，解决争议的最佳途径是诉诸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主义者以萨尔蒙·O.莱文森（Salmon O. Levinson，1865～1941）和詹姆斯·T.肖特维尔（James T. Shotwell，1874～1965）为主要代表。然而，二者虽互为竞争对手，但对这个世界有着共同的愿景，即战争被宣布为非法。在这个愿景的驱使下，莱文森组织了一场社会运动，并且他和肖特维尔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侧重点说服了美国政府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是一位性格刚硬、孤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他还没有成功地创建国际主义者关于世界秩序的制度框架——后来成为联合国——之前，就被迫辞职了，因为有消息说他曾向一名男性铁路工人求欢。赫希·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1897～1960）是犹太人，他的家人在大屠杀中遇害。他对于国际主义者的思想贡献如同格劳秀斯为干涉主义者所做的贡献。他认识到国际体系的规则正在发生转变并总结这些转变，以战争的非法性而不是合法性为基础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理论。这些所处历史时代不同、地域相隔甚远的人们并非无中生有地（ex nihilo）创造了关于战争的思想。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自己的方式形成的，但都带来了改变世界历史的卓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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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36 因此，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思想很重要，有思想的人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既是一部战争思想史，也是一部战争思想实践史。这是一部关于思想如何产生、碰撞和演变的历史。同时，这也是一部讲述思想如何融入重构人类关系的制度之中，并在这个进程中重塑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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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38 最后，本书试图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仍在演绎的故事（unfolding tale）中的位置。现在，人们很容易把《非战公约》的历史成就视为理所当然。战争被宣布为非法已近一个世纪，其结果是国家间关系处于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合作时期。但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和平与合作将持续下去。世界秩序的规则曾经发生过改变，如果我们忘记过去的教训，它们可能会再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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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40 旧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里，战争是被允许的纠错方式——是血腥、残酷和不公正的。在其崩溃之前，数百万人参加战斗并死亡。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冷静看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弗兰克·凯洛格和其他1928年聚集在巴黎那个闷热的房间里的人所终结的世界。同时，希望他们思考《非战公约》痛苦却成功地建立起来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为子孙后代保护它、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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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42 [1] 奥赛码头，是巴黎的一个码头，位于塞纳河左岸，旁边是奥赛街。法国外交部位于奥赛码头，法国人喜欢用地名称呼政府机构，因此奥赛码头通常代表法国外交部。——译者注（本书除特殊标注为译者注外，其余均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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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44 [2] 《非战公约》英文为“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本书中，作者使用以下术语来指代该条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 Pact）、《放弃战争的普遍条约》（General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凯洛格公约》（Kellogg Pact）、《非战公约》（“No War Pact”）、《巴黎公约》（Pact of Paris）、《巴黎和平公约》（Paris Peace Pact）、《公约》（Pact）。为了便于阅读，在无特殊情况下，原文在使用上述术语时，译文全部以《非战公约》来表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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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46 [3] 关于签署《非战公约》的描述有：Jacques Lefebvre，“Le pacte general de renonciation a la guerre a ete signe hier solennellement，a Paris，par l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u monde，” L’Ouest-Éclair （Rennes ed.），August 28，1928，1-2；J. G. Hamilton，“Movie Atmosphere Envelops Treaty Signing Ceremony：Searchlights Play on Chief Actors in Famous Clock Room—Shouts of ‘Long Live Germany！’ Heard in Paris Streets，” The Sun，August 28，1928，1；Correspondent，“To-Day’s Great Ceremony in Paris：Preparations in the Clock Saloon，” Manchester Guardian，August 27，1928，9；Edwin L. James，“15 Nations Sign Pact to Renounce War in Paris Room Where League Was Born；Briand Dedicates It to Nations’ Dead，” New York Times，August 28，1928，1，4。The Salle de l’Horloge is depicted and described in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he Clock Room，” France Diplomatie：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ttp：//www. diplomatie.gouv.fr/en the-ministry-of-foreign-affairs/a-tour-of-the-quai-d-orsay/article/the-clock-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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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3648 [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de la Conference du Metre，” in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the Metre Conference 1875，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accessed June 1，2016，http：//www. bipm.org/en/worldwide-metrology/metre-convention/official-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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