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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天，律师和外交官都还在盛赞格劳秀斯并称之为“国际法之父”。[123]他的名字为学会、期刊和教授职位增色添辉，他的肖像装饰着宏伟的公共纪念场所。在美国国会大厦，格劳秀斯的大理石浮雕悬挂在通往众议院会议厅的画廊门上方，旁边是摩西（Moses）、汉谟拉比（Hammurabi）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雕像。当然，格劳秀斯的地位也遭到过攻击。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这样描述里根政府中很多人对国际法的蔑视，“真男人不会引用格劳秀斯”。[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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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格劳秀斯并没有发明国际法。[125]他明显借鉴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悠久传统，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描述的是国家最普遍的做法。他的伟大成就在于融合了这些思想和规则，使之形成融贯一致的体系，该体系构成了支配全球商业和国际关系长达几个世纪的秩序的基石，这个秩序就是我们所称的旧世界秩序。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推动旧世界秩序形成的核心思想简单而强大：对于主权国家及其特许贸易公司来说，战争是一种相互行使权利的合法方式。结果是，这种战争的基本功能派生出以下权利：发动战争、征服和攫取战利品，为了胜利，必要时摧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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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拉丁诗人和新教神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律师，他从公司律师的角度接触了战争法。他的目标是让其客户和祖国在解决争端的法庭缺失的情况下扩大利益。他创立了战争理论，使得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发端。在这个世界中，各国和贸易公司的足迹遍及全球，寻找可以买卖的商品。后来他终于意识到，为此目的，战争权不能依赖所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一个战争是合法的法律执行手段的世界，也是一个强权必须是公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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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的成就不仅发展出了一种服务于商人及其国家赞助者诉诸战争的系统路径，更重要的或许是，他为战争提供了坚定的道德基础。他解释说，战争的道德权利与合法权利总是来源于同一事物——个人的自然权利。[126]公战和私战一样，只有基于其公民让渡的道德权利之上，并且以道德权利的名义进行，才是正义的。国家无权使用暴力，除非公民通过社会契约授权给它们。事实上，公战的权利只不过是所有私战权利的融合和升华。[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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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争权利以及事实上所有政治权利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格劳秀斯抓住了新兴的时代精神。像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他就代表了一个新时代。格劳秀斯创作于中世纪世界与启蒙运动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当时人类的自我概念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古老宇宙观开始崩溃，一个不同的、更为物质化和个人主义的世界概念正在形成以替代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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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概念中，宇宙分裂成两个领域——物理的和道德的。物理领域是一个去神圣化的空间，缺乏精神，粒子围绕空间弹跳，遵循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定律。道德领域与以前一样依然具有层次性，但随着个人作为最有意义的道德存在出现，其优先顺序颠倒了过来。无论出身如何，所有人都有自然权利决定他们的生活、获得财产、签订协议，并通过使用武力保护这些权利。自上而下的权威只有在获得自下而上的授权时才是合法的。对政治的这种理解，哲学家最终称之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主权者依靠其臣民的恩惠进行统治，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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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物质和物理定律，上帝存在于这个分裂的宇宙中，但上帝的地位却被削弱了。物质世界是一个无需神圣干预就能永恒运行的规律宇宙。虽然上帝创造了人类，但他创造的是有理性的人类，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赋予主权的能力。正如格劳秀斯在其声名狼藉的“假设”（etiamsi daremus）篇章中声称的，“即使我们承认——不惜冒着最大恶名去承认——这一假设：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不会关心我们世人之事”[129]，人类仍然有道德权利。上帝无关道德或政治，因为人是凭借自己的理性意志成为主权者，并能通过运用理性意志，通过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构建其政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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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旧世界秩序的出现就不仅仅是商人可以从中获益的变革，还是他们可以信赖的变革。在新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中，上帝和贵族地位下降，个人地位上升。因为战争的权利最终来源于个人意志，所有的人类都获得了崇高的甚至是神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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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1603年在新加坡海岸外袭击“圣卡塔琳娜号”时，他将伟大的雨果引入了作为一名国际法律师的传奇职业生涯。正是格劳秀斯向他的雇主和世界上每个国家展示，在没有可以维护全球体系安全的普遍主权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商贸往来。他们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执行他们的权力——他们需要的只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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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JP，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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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ott M. Fitzpatrick and Richard Callaghan，“Magellan’s Crossing of the Pacific，”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43，no. 2 （200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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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Profit and Principle：Hugo Grotius，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 （1595-1615） （Amsterdam：Brill，20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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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JP，14，538；Peter Borschberg，“The Seizure of the Sta. Catarina Revisited：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VOC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utch-Johor Alliance （1602-c.161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no. 1 （February 2002）：35，41-44；C. R. 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69），205-27；Alexander Dean Hazlett，“The Nau of the Livro Nautico：Reconstructing a Sixteenth-Century Indiaman from Texts” （PhD diss.，Texas A&M University，2007），4，30. 葡萄牙果阿邦商会在写给国王的信中，将“圣卡塔琳娜号”描述为“驶离中国的船只中最富有、最强大的”。C. R. Boxer，Portuguese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in Feudal Japan，1543-1640 （London：Variorum，19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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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JP，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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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rschberg，“The Seizure of the Sta. Catarina Revisited，”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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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Fruin，De Jure Praedae Commentarius：An Unpublished Work of Hugo Grotius’s，trans. H. G. Hamaker （Clark，NJ：Lawbook Exchange，2003），18.荷兰东印度公司通常根据其荷兰语名称“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被称作“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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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形式上，阿姆斯特丹联合公司要被列为原告，这就是荷兰的财政检察制度。参见Verdict of the Amsterdam Admiralty Board，September 9，1604，in DJ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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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形式上，阿姆斯特丹联合公司要被列为原告，这就是荷兰的财政检察制度。参见Verdict of the Amsterdam Admiralty Board，September 9，1604，in DJP，511。范·赫姆斯科克1602～1603年去东印度群岛的航程被马丁·范·伊特逊 （Martine van Ittersum）精心再现出来。参见Martine van Ittersum，“Hugo Grotius in Context：Van Heemskerck’s Capture of the ‘Santa Catarina’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De Jure Praedae’ （1604-1606），” Asi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1，no. 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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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J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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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J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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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J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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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J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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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J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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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J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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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怀疑此处的70吨黄金为7吨之笔误。在美国，1吨等于907公斤，1公吨（metric ton）等于1000公斤，即我国之1吨；在英国，1吨等于1016公斤。后文说此次收获拍卖收益高达37.5公吨白银，即使按照美国标准，70 吨黄金也重达63490公斤，远重于37.5公吨折算的37500公斤白银。而黄金的价值远超过白银，仅70吨黄金的价值显然就大于37.5公吨白银，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物品了。又因为前文还说，海事法庭命令该船和货物全部拍卖，故不存在只拍卖部分物品的情况。因此，此次捕获的黄金很可能是7吨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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