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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65 法官们于是给陪审团做出了指示。他们说,如果陪审团认为当时美国和苏族之间存在战争的话,那么就应该撤销对多马的所有指控将其无罪释放。另一方面,如果陪审团认为双方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它就要确定多马犯下了何种杀人罪:如果是事先预谋那么就是谋杀,如果是受强烈情绪驱使那么就是过失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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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67 陪审团一直商议到当天深夜和第二天。经过二十三次投票表决,当地农民组成的陪审团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六票投了谋杀,六票投了过失杀人。法官宣布审判为未决审判。多马似乎对案件的进展感到很振奋,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的窘境了解甚微。“昨晚我以为他们肯定会判我绞刑。但现在我觉得不会这样了。”[11]为了避免再审时再次出现僵局,公诉人从迈尔斯将军的部队中找到了一个证人,以证明凯西被害时并不存在战争。但是检察官却被迈尔斯的反应惊呆了。据说,迈尔斯这样说:“我的孩子,这是一场战争。”“你以为我会把我的战争变成阅兵仪式吗?”[12]迈尔斯显然改变了主意,因为先前他下令以谋杀罪起诉多马,而现在他否认了这项起诉所依据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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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69 迈尔斯有充分的理由改变态度。多马被抓住后,迈尔斯将其当作战犯关押在米德堡(Fort Meade)。[13]军方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也将凯西描述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但除了荣誉和证据之外,促使迈尔斯态度转变的还有另一个因素:伤膝河大屠杀。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如果这场大屠杀不被当作战争中的一个不幸事件的话,那么它就是一场大规模谋杀。毫无疑问,迈尔斯肯定不想让自己的部下——实际上,是他自己——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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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71 二审时,辩方的主要证人是弗兰克·鲍德温(Frank Baldwin)上尉,他是迈尔斯的部下,两次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他告诉法庭,美国和苏族之间当时确实处于战争状态,他的证言是如此可信,以至于控方放弃了争辩。“等一下,先生们,”这时法官詹姆斯·夏伊拉斯(James Shiras)插话,“如果你们双方结束了陈词,我有话要要对陪审团说……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在凯西中尉遇难那天,由尼尔森·迈尔斯少将指挥的美国军队与驻扎在无水及其附近地区的印第安人军队 在松脊岭并且就松脊岭保留区的归属问题爆发了战斗。”[14]由于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美国和苏族之间存在战争这一事实得以确立,因此被告——一名印第安勇士——必须被无罪释放。法官谴责了多马的行为,但也承认,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法律禁止对他的起诉。陪审团当场宣告多马无罪,审判结束,多马作为自由人离开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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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73 战争中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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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75 1953年,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围绕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英国特勤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特工007——这一角色创造了一个娱乐产业。弗莱明讲述了国际间谍世界紧张刺激的故事,令读者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的精英间谍,邦德配备了充足的职业福利——高科技武器、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干马提尼酒,更不用说极富魅力的同伴了。但是邦德具备一项其他英国雇主无法提供的优势,其代号中的两个“0”表明他拥有“杀人执照”。根据英国法律,邦德不会因为杀死诺博士(Dr. No)、金手指(Goldfinger)、布罗菲尔德(Blofeld)、斯卡拉孟加(Scaramanga)或他们任何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爪牙而受到审判。他是身着量身定制的燕尾服的极具绅士风度的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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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77 然而,007的合法权利与多马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根据英国法律,邦德或许拥有杀人执照,但与多马不同,他不受国际战争法的保护。毕竟,他不是军人,英国也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其结果是,虽然邦德不会在英国被控谋杀,但他仍然可能被世界上任何其他法庭以谋杀罪审判。如果邦德真如他在小说和电影中那样,在长期职业生涯中杀死了大量克格勃(KGB)间谍,那么一旦被苏联人抓住,他们就可以据此对其进行起诉,更不用说从事间谍活动了。相比之下,多马杀死了一名美国军人却在美国法庭上被无罪释放。多马甚至没有充足的理由杀死中尉凯西,但在旧世界秩序下,每个军人都有杀死对方军人的许可权。它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法律,它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正如格劳秀斯写道,万国法规定,如果一个士兵“碰巧在其他领土上被抓,[他]不能因此而被当作杀人犯或小偷来惩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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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79 军人在战争中拥有杀人许可是一种古老的权利。事实上,它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在格劳秀斯之前,几乎找不到对它的明确阐述。因为这项权利似乎是如此显而易见,简直不言而喻。就连多马也认为在战争中杀人不是谋杀。他告诉记者:“我不否认凯西中尉是我杀死的……他被杀死了,是的;但不是被谋杀。”原因很简单。“我们正在与白人交战”,多马解释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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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81 在旧世界秩序中,士兵拥有杀人许可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卫并不是战争的唯一正义理由。士兵不仅仅为拒绝“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入侵、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拥有杀人的合法权利,也可为索取债务、收取损害赔偿、执行君主世袭权,或报夺妻之恨而拥有杀人的合法权利。詹姆斯·邦德杀人至少是试图阻止那些具有邪恶天赋的人威胁世界安全,而不是索偿债务。更重要的是,杀人许可适用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形。即使他们一方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其士兵也享有豁免起诉的绝对权利。因此,不仅像多马这样的苏族战士被免于起诉,而且第七骑兵团的士兵也被免于起诉。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就是“[战争中]既允许对敌方人员也允许对敌方财产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它不仅允许发动正义战争的一方这样……而且对任何一方都一视同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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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83 格劳秀斯不仅第一个明确地表达了杀人许可的原则,而且他还通过使用战争“宣言”将其正式化了。至于征服权和捕获战利品的权利,只有公战被宣布后才适用,并且只有当主权者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后,士兵才享有免于起诉的权利。如果主权者没有遵循恰当的法律形式,其臣民就会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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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85 1602年12月21日,极具侵略性的萨瓦公爵(Duke of Savoy)查尔斯·伊曼纽尔(Charles Emmanuel)试图征服日内瓦市(Geneva),日内瓦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查尔斯没有发出最后通牒或者直接宣战,他计划当人们都入睡后采取突然袭击来占领这座城市。他选择了一年中最长和最黑暗的夜晚,带着涂成黑色的梯子,晚上十点在城门外集结了两千名士兵。不过,当士兵们攀登城墙时,该计划破产了。一个守城哨兵发出了警报,而且用于炸毁大门的爆炸装置出现了故障没有爆炸。萨瓦方面越过外围防御工事的士兵被困在了防御工事与内城墙之间。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萨瓦方面共有13个人被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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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87 日内瓦方面没有现场杀死这些人,也没有拿他们去索要赎金,相反,萨瓦的士兵们被当作普通小偷一样被绞死了,头被砍下来摆在城墙柱子顶上,朝向萨瓦军队的方向。[19]根据日内瓦最高行政长官的观点,这些俘虏是被从轻发落了。因为这是和平时期,这些人不是战斗人员(gens de guerre),否则他们要遭受“轮裂”(broken on the wheel)。轮裂是一种折磨人的方法,行刑时,行刑者将被判死刑的人绑在马车轮上,用棍棒将其四肢全部敲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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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89 国际舆论赞同这一决定。瓦特尔说:“在击败了著名的用梯子占领他们城市的企图之后,日内瓦居民将他们那时从萨瓦军队手中俘获的所有囚犯都当作强盗给绞死了。萨瓦的军队是在既没理由也没宣战的情况下袭击他们的。不仅日内瓦人严厉谴责了这一程序,而且这种行为在一场正式战争中也会遭人厌恶。”[21]萨瓦公爵的错误并不是他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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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91 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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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93 在战争期间拥有杀人许可权是人类所承认的最奇怪的规则之一。大屠杀在道德上是骇人听闻的,显然是犯罪。但是,某种程度上,当这场屠杀发生在正式宣战之后,它突然变得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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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95 更奇怪的是,在战争中,士兵不仅拥有杀人许可权,他们还被许可侵占、强行入室、盗窃、攻击、致残、绑架、勒索、破坏财产和纵火——实际上,他们总是被普遍许可实施那些在和平时期属于犯罪的行为。由于这个普遍许可的存在,宣战的作用就像最后的“免死金牌”。当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战后,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突然变得合法起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所谓的战争罪行,后来这类例外更多一些)。主权国家从哪里获得如此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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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97 萨拉曼卡的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为士兵在战争中杀人的权利提供了传统的正当理由。在其关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演讲——后来以《战争法论》(On the Law of War)为题出版——中,维多利亚声称,士兵们饱受“顽愚”(invincible ignorance)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们要承受无知状况不能被合理解决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士兵不是国王的顾问班子成员,他们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判断君主是否在依据正义行事。因此,维多利亚总结道:“双方通过战斗来证明目标的正义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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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699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士兵将被免除罪责,但国王和他的顾问班子成员不会被免罪,因为他们肯定不会遭受顽愚痛苦。但事实证明,他们也受到战争法的保护。在旧世界秩序下,国家元首及其顾问们也逃避了谋杀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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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01 被放逐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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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03 1814年元旦清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回到书房就寝并下令不要打扰他。[23]不久之后,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高个子男人出现,要求见皇帝。皇帝的随从莫莱伯爵(Count Molé)拒绝了。“我得跟他谈谈,”客人坚持说,“告诉他,是那个红衣人(Red Man)想要见他,他会见我的。”当莫莱询问时,拿破仑回答说:“让他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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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05 莫莱把耳朵贴在书房的门上偷听谈话内容。“这是我第三次出现在你面前,”红衣人说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埃及,在金字塔战役期间。第二次是在瓦格拉姆战役之后。那时我给你四年多时间来完成对欧洲的征服,或实现欧洲普遍和平;当时我还威胁过,如果你做不到这两件事中的一件,我就会撤回对你的保护。现在我来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现在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你的计划。”拿破仑乞求放宽时限,但被拒绝了。走出书房的时候,红衣人又警告说:“就三个月,不能再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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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07 这个关于拿破仑出卖灵魂给魔鬼的荒谬故事是巴黎和伦敦街头流传的众多此类故事中的一个。其中还有一个版本以当时流行的蚀刻版画方式传播。画中,他被襁褓包成埃及石棺的形状放在他父亲别西卜(Beelzebub)[24]慈爱的臂膀中。这些故事的吸引力源于拿破仑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至少在其诋毁者看来,拿破仑的不可战胜是反常的。拿破仑似乎能够随心所欲地赢得战斗,并且击溃了每一个为阻止其扩张而结成的联盟。他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并导致这个由查理曼建立的千年帝国解体;他说服教宗为他称帝加冕,就像查理曼当年所做的一样。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几乎征服了全部欧洲,只有英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奥斯曼帝国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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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09 关于黑暗势力的荒诞故事不仅表明了人们对拿破仑的敬畏,也体现了对拿破仑的厌恶。他的敌人们认为他是邪恶的化身。英国媒体称他为“科西嘉怪物”(Corsican Ogre)和“地中海穆拉托人”(Mediterranean Mulatto)。西班牙的战争宣言将拿破仑描绘成“一个以人血养肥的怪物(un monstre nourri de sang humain)”。[25]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在欧洲横行霸道,其大军铁蹄踏遍了整个大陆,大肆蚕食领土。很难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他而丧生,但估计有400万~700万人死亡,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也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最大规模的人类死亡。但拿破仑似乎不太关心被他送上战场死去的年轻士兵的人数。根据奥地利外交部长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的说法,拿破仑曾说:“我是在战场上长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在乎100万人的性命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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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11 然而,当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战败并在1814年被剥夺法国皇位后,反法同盟国并没有起诉他。他们在《枫丹白露条约》(Treaty of Fontainebleau)中向他提供了慷慨的和平条件。当拿破仑放弃了对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主权时,盟国允许他保留皇帝称号。他们还对他被放逐厄尔巴岛进行了婉转地描述,宣布这个小小的地中海海岛被“拿破仑皇帝陛下选择定居,作为他颐养天年之所”。法国拿出了自己一小块领土把它捐给了拿破仑,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其所有主权和财产都归他所有”。该条约还保证每年给他提供两百万法郎来经营这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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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4713 从法兰西皇帝降至厄尔巴岛皇帝,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同样,即使让他统治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似乎也不足以为他屠杀了这么多人赎罪。严格说来,流放并不是惩罚,因为拿破仑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和他的士兵一样,拿破仑拥有杀人许可权。此外,作为一个君主,他有诉诸武力——计划、宣布以及发动战争——的权利。因此,厄尔巴岛不是监狱。它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它被封锁起来与欧洲其他地方隔绝,以防止这个科西嘉传染病的蔓延。一个更准确的类比可能是,它是这个危险的疯子最安全的收容所。对他的敌人来说,拿破仑对鲜血和权力具有永不满足的渴望,因此,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必须将他从文明社会中清除出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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