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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世界秩序中，士兵拥有杀人许可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卫并不是战争的唯一正义理由。士兵不仅仅为拒绝“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入侵、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拥有杀人的合法权利，也可为索取债务、收取损害赔偿、执行君主世袭权，或报夺妻之恨而拥有杀人的合法权利。詹姆斯·邦德杀人至少是试图阻止那些具有邪恶天赋的人威胁世界安全，而不是索偿债务。更重要的是，杀人许可适用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形。即使他们一方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其士兵也享有豁免起诉的绝对权利。因此，不仅像多马这样的苏族战士被免于起诉，而且第七骑兵团的士兵也被免于起诉。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就是“［战争中］既允许对敌方人员也允许对敌方财产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它不仅允许发动正义战争的一方这样……而且对任何一方都一视同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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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不仅第一个明确地表达了杀人许可的原则，而且他还通过使用战争“宣言”将其正式化了。至于征服权和捕获战利品的权利，只有公战被宣布后才适用，并且只有当主权者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后，士兵才享有免于起诉的权利。如果主权者没有遵循恰当的法律形式，其臣民就会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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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12月21日，极具侵略性的萨瓦公爵（Duke of Savoy）查尔斯·伊曼纽尔（Charles Emmanuel）试图征服日内瓦市（Geneva），日内瓦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查尔斯没有发出最后通牒或者直接宣战，他计划当人们都入睡后采取突然袭击来占领这座城市。他选择了一年中最长和最黑暗的夜晚，带着涂成黑色的梯子，晚上十点在城门外集结了两千名士兵。不过，当士兵们攀登城墙时，该计划破产了。一个守城哨兵发出了警报，而且用于炸毁大门的爆炸装置出现了故障没有爆炸。萨瓦方面越过外围防御工事的士兵被困在了防御工事与内城墙之间。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萨瓦方面共有13个人被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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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方面没有现场杀死这些人，也没有拿他们去索要赎金，相反，萨瓦的士兵们被当作普通小偷一样被绞死了，头被砍下来摆在城墙柱子顶上，朝向萨瓦军队的方向。[19]根据日内瓦最高行政长官的观点，这些俘虏是被从轻发落了。因为这是和平时期，这些人不是战斗人员（gens de guerre），否则他们要遭受“轮裂”（broken on the wheel）。轮裂是一种折磨人的方法，行刑时，行刑者将被判死刑的人绑在马车轮上，用棍棒将其四肢全部敲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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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赞同这一决定。瓦特尔说：“在击败了著名的用梯子占领他们城市的企图之后，日内瓦居民将他们那时从萨瓦军队手中俘获的所有囚犯都当作强盗给绞死了。萨瓦的军队是在既没理由也没宣战的情况下袭击他们的。不仅日内瓦人严厉谴责了这一程序，而且这种行为在一场正式战争中也会遭人厌恶。”[21]萨瓦公爵的错误并不是他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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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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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拥有杀人许可权是人类所承认的最奇怪的规则之一。大屠杀在道德上是骇人听闻的，显然是犯罪。但是，某种程度上，当这场屠杀发生在正式宣战之后，它突然变得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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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在战争中，士兵不仅拥有杀人许可权，他们还被许可侵占、强行入室、盗窃、攻击、致残、绑架、勒索、破坏财产和纵火——实际上，他们总是被普遍许可实施那些在和平时期属于犯罪的行为。由于这个普遍许可的存在，宣战的作用就像最后的“免死金牌”。当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战后，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突然变得合法起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所谓的战争罪行，后来这类例外更多一些）。主权国家从哪里获得如此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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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的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为士兵在战争中杀人的权利提供了传统的正当理由。在其关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演讲——后来以《战争法论》（On the Law of War）为题出版——中，维多利亚声称，士兵们饱受“顽愚”（invincible ignorance）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们要承受无知状况不能被合理解决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士兵不是国王的顾问班子成员，他们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判断君主是否在依据正义行事。因此，维多利亚总结道：“双方通过战斗来证明目标的正义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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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士兵将被免除罪责，但国王和他的顾问班子成员不会被免罪，因为他们肯定不会遭受顽愚痛苦。但事实证明，他们也受到战争法的保护。在旧世界秩序下，国家元首及其顾问们也逃避了谋杀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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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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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元旦清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回到书房就寝并下令不要打扰他。[23]不久之后，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高个子男人出现，要求见皇帝。皇帝的随从莫莱伯爵（Count Molé）拒绝了。“我得跟他谈谈，”客人坚持说，“告诉他，是那个红衣人（Red Man）想要见他，他会见我的。”当莫莱询问时，拿破仑回答说：“让他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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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把耳朵贴在书房的门上偷听谈话内容。“这是我第三次出现在你面前，”红衣人说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埃及，在金字塔战役期间。第二次是在瓦格拉姆战役之后。那时我给你四年多时间来完成对欧洲的征服，或实现欧洲普遍和平；当时我还威胁过，如果你做不到这两件事中的一件，我就会撤回对你的保护。现在我来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现在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你的计划。”拿破仑乞求放宽时限，但被拒绝了。走出书房的时候，红衣人又警告说：“就三个月，不能再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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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拿破仑出卖灵魂给魔鬼的荒谬故事是巴黎和伦敦街头流传的众多此类故事中的一个。其中还有一个版本以当时流行的蚀刻版画方式传播。画中，他被襁褓包成埃及石棺的形状放在他父亲别西卜（Beelzebub）[24]慈爱的臂膀中。这些故事的吸引力源于拿破仑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至少在其诋毁者看来，拿破仑的不可战胜是反常的。拿破仑似乎能够随心所欲地赢得战斗，并且击溃了每一个为阻止其扩张而结成的联盟。他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并导致这个由查理曼建立的千年帝国解体；他说服教宗为他称帝加冕，就像查理曼当年所做的一样。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几乎征服了全部欧洲，只有英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奥斯曼帝国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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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暗势力的荒诞故事不仅表明了人们对拿破仑的敬畏，也体现了对拿破仑的厌恶。他的敌人们认为他是邪恶的化身。英国媒体称他为“科西嘉怪物”（Corsican Ogre）和“地中海穆拉托人”（Mediterranean Mulatto）。西班牙的战争宣言将拿破仑描绘成“一个以人血养肥的怪物（un monstre nourri de sang humain）”。[25]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在欧洲横行霸道，其大军铁蹄踏遍了整个大陆，大肆蚕食领土。很难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他而丧生，但估计有400万～700万人死亡，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也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最大规模的人类死亡。但拿破仑似乎不太关心被他送上战场死去的年轻士兵的人数。根据奥地利外交部长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的说法，拿破仑曾说：“我是在战场上长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在乎100万人的性命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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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战败并在1814年被剥夺法国皇位后，反法同盟国并没有起诉他。他们在《枫丹白露条约》（Treaty of Fontainebleau）中向他提供了慷慨的和平条件。当拿破仑放弃了对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主权时，盟国允许他保留皇帝称号。他们还对他被放逐厄尔巴岛进行了婉转地描述，宣布这个小小的地中海海岛被“拿破仑皇帝陛下选择定居，作为他颐养天年之所”。法国拿出了自己一小块领土把它捐给了拿破仑，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其所有主权和财产都归他所有”。该条约还保证每年给他提供两百万法郎来经营这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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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兰西皇帝降至厄尔巴岛皇帝，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同样，即使让他统治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似乎也不足以为他屠杀了这么多人赎罪。严格说来，流放并不是惩罚，因为拿破仑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和他的士兵一样，拿破仑拥有杀人许可权。此外，作为一个君主，他有诉诸武力——计划、宣布以及发动战争——的权利。因此，厄尔巴岛不是监狱。它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它被封锁起来与欧洲其他地方隔绝，以防止这个科西嘉传染病的蔓延。一个更准确的类比可能是，它是这个危险的疯子最安全的收容所。对他的敌人来说，拿破仑对鲜血和权力具有永不满足的渴望，因此，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必须将他从文明社会中清除出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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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反法同盟国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一个某种形式的主权国家。随着战争的结束，拿破仑不再是战俘，他必须被释放。但是盟国不能让他留在法国，因为他对新近恢复统治的波旁王朝国王构成的威胁太大。他们也无权违背他的意志在国外拘禁他。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给他一个自己的王国，然后禁止他踏上反法同盟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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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5月4日，拿破仑登上厄尔巴岛，由于生性好动，他立刻开始工作。[28]在一边和宠物猴子杰纳玩耍，一边重新布置小皇宫里窗帘的间隙，他改革了小岛的公共管理体系，重新组织了防御体系，铺平了道路，修建了桥梁和灌溉系统。[29]他在波乔村（Poggio）外安装的喷泉两百年后依然能够喷水。拿破仑甚至重建了首都波托佛拉约（Portoferraio）的公共厕所，因为它们气味太难闻了。[30]但他渐渐厌倦了这个小小的公国——他缺乏“厄尔巴空间”（Elba room），英国人后来将其用作双关语——于是起程去了法国。[31]他在戛纳登陆，然后行进了一千英里回到巴黎，夺回了王座并召集部队卷土重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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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盟国正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以重建被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破坏的秩序，他们都被拿破仑违反条约的行为震惊了。[33]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称拿破仑是“一个敌人，是世界安宁的扰乱者”。他逃离厄尔巴岛并控制法国，因而违反了《枫丹白露条约》——这是他签署并宣誓维护的一项体面的解决方案，拿破仑·波拿巴“自己剥夺了法律对他的保护”，并“使自己成为公众复仇的对象”。[34]通过将拿破仑列为被剥夺法律保护者，盟军宣布他是一个可以被当场处决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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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他在滑铁卢这场决定性战役中被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和布吕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击溃，他的生命还是得到了保全。这场战役中有五万人遭到了屠杀。1815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8点，拿破仑向英国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梅特兰（Frederick Lewis Maitland）投降。[36]他谦逊地摘下双角帽，露出灰色稀疏的头发，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英国人的仁慈：“我登上了你们的船只，把我自己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37]拿破仑希望在英国避难。他本可以安全地前往美国定居。相反，他被发配到了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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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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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从英国军舰“诺森伯兰郡号”（Northumberland）的甲板上看到自己新的流放地时，他沉默无语。圣赫勒拿岛是一个环境险恶、坚不可摧的堡垒。岛上凸露的玄武岩形成于远古火山爆发，周围环绕着雄伟的城垛，悬崖峭壁上布满了大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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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能突破岛上的防御，也没有人会试图去营救他。圣赫勒拿岛是世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距离它最近的一块陆地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还在700英里之外。[39]它与欧洲相距4400英里。“诺森伯兰郡号”航行了近三个月才到达圣赫勒拿岛。即使在今天，岛上还没有机场、自动取款机、信用卡结账、无线电话发射塔和高速互联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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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角度考虑，将拿破仑拘禁在圣赫勒拿岛非常有利。他不仅不可能逃脱，而且这个岛太过偏远，拿破仑会在此默默无闻地委顿下去直到被人们遗忘。但法律方面的担忧也越来越大。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向他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透露，把拿破仑扣押在英国不合适。“我们都坚决地认为，绝对不能把他限制在英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别令人尴尬的法律问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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