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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区别对待原则为平民提供了救济，但也付出了代价。为了得到保护，免受攻击，平民必须放弃他们使用武力的权利。根据新的规则，士兵仅仅有权杀死其他士兵。士兵不能攻击平民，但平民也不能攻击士兵，那些有过攻击行为的人就会被当作罪犯。“即使在两个国家宣战之后，如果己方农民实施了任何针对对方的敌对行动，那么敌方将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像对待许多强盗或匪徒那样绞死。”[84]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的称谓发生了变化：从“强盗”“匪徒”“土匪”到“游击队员”“狙击队员”（franc tireurs）“丛林游击队员”（bushwhacker），然后是“游击队”“非正规军”“自由战士”“叛乱分子”，最后是“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敌方非法战斗人员”，当然，还有“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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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别对待原则涉及一个极其重要的取舍问题。平民获得法律保护，免遭杀戮，但他们失去了杀人许可权。交易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如果平民没有合法的杀人权利，他们就不会对士兵构成威胁。如果他们不对士兵构成威胁，士兵也就没有攻击他们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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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区别对待原则的引入减少了那些与战争无关的平民的恐惧，因此该原则对于战争有一种促进文明效应。即便如此，战争的核心规则仍然没有改变。战争中正在参加战斗的士兵拥有杀人许可权。在日常生活中，谋杀会被审讯然后处以绞刑，但在战时，谋杀只是军人需履行的职责。只要他遵守了规则，无论他为之战斗的战争是否正义，他在履行这种职责时都是免于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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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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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赋予发动战争的人以全面豁免权，“区别对待原则”是对全面豁免权的第一个限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大量新的法律规范出现，对士兵的杀人许可权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例如，国际条约保护伤员和医务人员［《日内瓦第一公约》（First Geneva Convention），1864年］[85]，禁止使用小型的装有碎裂性、爆炸性和易燃性物质的弹丸［《圣彼得堡宣言》（St. Petersburg Declaration），1874年］[86]，禁止从气球上投掷爆炸物、散布窒息性气体和使用达姆弹［《海牙第一公约》（First Hague Convention），1899年］[87]，禁止掠夺、处决投降的士兵和战俘并逼迫被占领地居民向外国宣誓效忠［《海牙第二公约》（Second Hague Convention），1907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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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都出于善意目的，预示着对法律和道德有了新的理解。然而，它们也给自己制造了麻烦——最为紧迫的问题是执行问题。毕竟，在旧世界秩序中，战争是国家纠正错误行为的工具。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它们又会如何纠正错误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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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队发展出了一个被称为“报复”的程序。在报复情形下，一方因为另一方违反规则而反过来采取违反规则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惩罚。因此，1808年，当西班牙游击队向一支正在穿越锡尔山谷的法国军队开枪射击后，法军指挥官卢瓦松将军（General Loison）派出了数支突袭队放火烧掉了整个山村。“以前从未有如此可怕的风暴袭击过这个宁静的山谷，”卢瓦松说，“村子里的人逃了出去，从远处眼睁睁地看着村庄遭毁；只要能找到的，我们就都杀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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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地雷问题报复的例子。为了清除占领土地上的地雷，威廉·特库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命令他的士兵，用长绳把南方士兵绑在一起，然后拖着他们去被怀疑埋有地雷的区域。当然，许多国家认为占领土地后这样做是非法的。“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后方的敌人手里有地雷的话，”谢尔曼在查塔努加市命令詹姆斯·斯蒂德曼（James Steedman）将军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地面上，用装载囚犯的货车压过去来检测，或者，如果需要的话，由牵涉其中的市民踏过去来检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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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耳熟能详的战争法都是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初期，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把荷兰人当作叛逆者，命令处以他们绞刑。[91]荷兰人则以绞死西班牙俘虏作为回应。到1599年，双方同意执行一个“优待战俘的一般协议”（“cuartel general”），该协议规定了不同级别军人的赎金价格，从普通士兵的7.5荷兰盾到陆军中校1000荷兰盾不等。至于娱乐和住宿，协议这样规定：“身份地位高的先生如果有这个要求并明确表达出来，就可以提供。”[92]这个俘虏交换协议在战争期间被多次执行，不久后又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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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必要来回搬钱，一些国家取消了赎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战俘交换体系。1703年，法国与荷兰联合省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列出了一个换算表，规定一名中士换两名普通士兵，一名上尉换12名士兵，一名上校换48名士兵，一名准将换70名士兵。[94]该协议是借助报复来执行的：一方违反了战俘交换原则，将导致另一方也违反该原则。[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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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期，各国军队开始意识到，处决战俘会适得其反。战俘活着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交换自己被俘虏的同伴。不久之前，就有规定禁止杀害战俘——还会遭到报复——即使没有事先达成协议。[96]正如瓦特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心寒地宣称的那样，“如果敌方将军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情况下绞死战俘，我们会绞死其同等数量、同等级别的军人，以向其明确宣告，我们会继续这样报复，从而逼迫他认真学习战争法”。[97]但是，为了执行其他战争法，各国军队也可以杀死那些投降士兵。例如，瓦特尔写道：“然而，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拒绝饶恕投降的人。那就是，当敌人犯下了一些严重违反万国法的罪行，特别是当他违反了战争法的时候。”[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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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个人都接受了报复的合法性，但没有人喜欢它。20世纪早期伟大的国际法律师拉萨·奥本海（Lassa Oppenheim）称其为“可怕的手段”。[99]战争法的另一个权威J. M. 斯佩特（J. M. Spaight）把报复描述为“战争所必需的手段中最令人悲哀的”。[100]在1874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以及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上，人们曾多次试图使战争摆脱这种令人厌恶的实践，但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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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之所以令人厌恶，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它们一旦实施起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瓦特尔悲叹道：“判处战俘痛苦地死去为其将军的罪行来赎罪，这是一种可怕的极端行为。”[102]作为集体惩罚的例子，报复无疑是不公平的。同样，战争也是不公平的。在战争中，人们被迫为国家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事实上，旧世界秩序建立在集体责任的观念之上。报复只不过是旧世界秩序下普遍不公正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责任迫使无辜者因他人的不法行为而丢失他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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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容忍了报复行为，是由于其促进文明的效果。在哀叹它们的野蛮残暴之后，奥本海继续为它们辩护：“报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了它们，战争中将会产生无数非法行为。”[103]人们通常以暴制暴。[104]在这种反常情况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文明了。即使在恰当战争规则被严格遵守的时候——当战俘不再被杀戮的时候，毒气被封存在罐子里的时候，平民不再被骚扰的时候，不再假投降的时候——战争仍然是一场死亡和毁灭的狂欢。战争的规则只减轻了一小部分的痛苦、折磨和恐惧。他们几乎没有改变旧世界秩序的真正本质：所有这些——所有的死亡和毁灭，所有的痛苦、折磨和恐惧——都可以完全不受惩罚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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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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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公共生活最基本的规则是“你不可杀人”。然而，在旧世界秩序中，最基本的规则是“你可以杀人——如果是在战争中”。我们现在知道原因了。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里的人们有法庭来审理他们的案件。由于这个原因，受害者自己是不被允许执行法律的，他们必须听从法官的判决。然而，在旧世界秩序中，不同的主权者不承认他们之上有一个解决争端的共同权威。因此，如果没有其他选择，受害者有权执行法律。他们可以是法官（也可以是陪审团和行刑者），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来弥补受到的伤害。随着旧世界秩序的成熟，战争的规则变得有点文明起来，但基本的逻辑没有改变。士兵和主权者拥有杀人许可权。不管战争正义与否，他们都拥有这种许可权，并且他们几乎可以在日益局限却又宽容得令人震惊的范围内做任何事情来行使这一许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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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平行的法律世界——一个在和平时期显得荒谬可笑，但在战争时期却不可或缺的规则体系。它们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们回答了格劳秀斯式视角下所提出的棘手问题：为什么在参加的战争被证明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情况下，士兵和主权者却不是罪犯？格劳秀斯的回答是，他们的战争必须被当作似乎总是有合法性基础。士兵和主权者之所以不是罪犯，是因为冲突的局外人无法了解足够的事实或法律来判断情况。他们可以合法地杀人（以及做很多在和平时期属于非法的事情），因为外人不能也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因此，杀人许可权以中立的名义被授予，而中立是那些非冲突方置身事外的义务。事实上，旧世界秩序如此重视中立，以至于它将中立思想延伸至其逻辑结论——这个结论也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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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Mooney，The Ghost-Dance Religion and the Sioux Outbreak of 1890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1060-61.后文相关论述借鉴了该文献，尤其是第916～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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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mes Mooney，The Ghost-Dance Religion and the Sioux Outbreak of 1890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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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ames Mooney，The Ghost-Dance Religion and the Sioux Outbreak of 1890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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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mes Mooney，The Ghost-Dance Religion and the Sioux Outbreak of 1890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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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M. Utley，“The Ordeal of Plenty Horses，” American Heritage 26，no. 1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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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elson A. Miles，“Statement of General Nelson A. Miles on the ‘Sioux Outbreak’ of 1890，” i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for 1891，Vol. 1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2），133-3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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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塔桑卡·奥塔翻译过来书面意思是许多马（Many Horses），但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叫他大量的马（Plenty Horses）。参见Roger L. Di Silvestro，In the Shadow of Wounded Knee：The Untold Final Chapter of the Indian Wars （New York：Walker，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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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tley，“The Ordeal of Plenty Ho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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