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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S. W. Bowman and R. B. Irwin，Sherman and His Campaigns：A Military Biography （New York：Richardson & Co.，1865），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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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Olaf van Nimwegen，The Dutch Army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1588-1688 （Rochester，NY：Boydell Press，2010），61-64；Geoffrey 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659：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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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Nimwegen，The Dutch Army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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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Philippe Contamine，“Ransom and Booty，” in War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States，ed. Philippe Contamine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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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Philippe Contamine，“Ransom and Booty，” in War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States，ed. Philippe Contamine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191.关于美国语境下的战俘交换协议的讨论，请参阅John Fabian Witt，Lincoln’s Code：The Laws of Wa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Free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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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Carey，Lea & Blanchard，1836），251（在这些交易中违反诚信的行为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即拒绝给予违约一方根据战俘交换协议所获得的利益；或者，在需要这种手段的情况下，通过报复或惩罚性报复手段来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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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8.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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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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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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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Lassa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Vol. 2 （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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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J. M. Spaight，War Rights on Land （London：Macmillan，191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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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关于规制或消除报复的努力的讨论，请参阅 Frits Kalshoven，Belligerent Reprisals （Leiden：Martinus Nijhoff，1971），1-68。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报复手段的运用的讨论，请参阅Isabel V. Hull，A Scrap of Paper：Breaking and Making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Great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64-65，27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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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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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Vol.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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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尽管威胁进行报复通常能够阻止违约行为，但它们也增加了“升级报复性破坏周期”的风险。Witt，Lincoln’s Cod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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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四章 公民热内出使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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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曾定义外交官是深思熟虑且惜言如金的人。根据这个定义，埃德蒙-查尔斯·热内（Edmond-Charles Genêt）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傲慢无礼且心急口快，他说话口不择言，且做不到体察入微。他更符合信口开河——说话不经过大脑——的定义。然而，热内的确是一名外交官。1792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公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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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正在孤注一掷。在要将大革命火种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激情的推动下，它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发动了战争。[2]1792年4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而此前普鲁士与奥地利结成了联盟。第二年2月，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一个月后，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战。由于过度扩张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法国革命政府把这个装模作样的热内派到美国，去说服美国加入由法国愚蠢地发动而现在也即将被打败的欧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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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内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对他传递的信息表示同情。法国对美国革命的支持对昔日殖民者而言记忆犹新。与其昔日的支持者一样，美国刚刚把自己从欧洲君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开始了一项大胆的自治实验。用法国外交部长指示热内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法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将会产生一个新的“自由的帝国”（“Empire de la Liberte”）。[3]美国人透过自身争取独立而斗争的经验来看待法国大革命——那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正沿着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指引的道路前进。法国革命者很高兴地承认这一点。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把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华盛顿。正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说，“是美国所坚持的原则打开了巴士底狱的大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钥匙就被放到了它应该被放的地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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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内而言，不幸的是，法国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提出了一种行动建议，但对方的谨慎导向了不同的结果。美国负担不起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的代价。它的陆军力量孱弱，无关紧要，海军甚至还不存在。它几乎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与英国贸易的进口税。美国如果对英国发动战争，更不用说它的许多盟友了，将会是财政和军事上的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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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的任务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名老练的外交官或许会维持表面上的胜利，但正如事件发展将要表明的那样，热内并不是一名老练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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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除外的一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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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于1763年1月8日出生于凡尔赛，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虽然他的家族是资产阶级，但与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大姐是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王后的寝宫第一女官（First Lady of the Bedchamber），这有点像私人助理，负责安排王后的社交活动和财务支出。埃德蒙的父亲是翻译局（Bureau of Interpretation）局长，并以各种欧洲语言教育儿子。这个儿子是个语言天才，在十二岁时就精通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将16世纪埃里克十四世（EricⅩⅠⅤ）国王的瑞典语传记翻译成了法语。这一壮举给埃里克的后裔，瑞典当时的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送给埃德蒙一枚金奖章作为礼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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