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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是法国在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的亲法态度近乎狂热。作为美国驻巴黎代表，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并被其成功深深打动。[18]影响和欣赏是相互的——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借鉴的就是杰斐逊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但即使是杰斐逊也不得不同意英国大使的观点，即热内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是一个中立国家，不能允许其港口被一个国家用于反对另一个国家。6月5日，他写信给热内，宣称“中立国家有义务禁止会伤害交战国之一的行为”，并希望他对违反了“作为万国法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美国法律”做出赔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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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令热内惊呆了。他不仅把杰斐逊视为共和主义同道中人和法国坚定的朋友，而且他也深信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21]相反，他还肯定美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指责美国“无视对法国人和美国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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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指的是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Treaty of Alliance of 1778），美国当年签署该条约是为了确保在反对英国的革命中获得法国的援助。该条约是法美友谊强大的象征，以至于当年签署该条约的墨水池都被一直保存了下来，并且150年后还用它签署了《非战公约》。《美法同盟条约》中第24条宣布，为了武装私掠船，美国和法国将把对方的敌人驱逐出各自的港口。[23]在热内看来，既然该条约禁止法国的敌人使用美国港口，那么它就暗示允许法国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这些港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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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杰斐逊并没有被说服。在6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热内，条约第24条并没有明确允许法国使用美国港口。[25]它仅仅拒绝法国敌人具有使用美国港口的权利。由于美国是一个中立国家，它不能表现出偏袒态度——它不能给予法国那些它拒绝给予法国敌人（比如英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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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收到杰斐逊的信时，暴跳如雷。他承认杰斐逊的解释“新颖独特”，但斥责他的欺骗，说美国国务卿利用花言巧语“来为违背积极的条约辩解或开脱”。[26]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被热内信中的语气激怒了，称它“也许是有史以来由一位驻外使节[27]写给一个友好国家的最具攻击性的文件了”。[28]热内的语气也让杰斐逊震惊。他向另一个坚定的法国支持者詹姆斯·麦迪逊吐露说，热内正在损害他们的事业，并且“如果他们不抛弃他，他会损害共和党人的利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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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热内动辄攻击朋友和敌人，像个十足的笨蛋。但尽管他的风格站不住脚，但他的立场比较容易理解。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将热内视作整个事件的受害者，并认为他对杰斐逊的愤怒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如果法国的敌人被明确地禁止在美国港口完成舾装，难道不自然地推断法国本身是被允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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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斐逊的解释更符合当时的行为准则。热内应该意识到，旧世界秩序的规则禁止中立国际在战争中采取偏袒立场。根据这些规则，中立国有“公正义务”——它们被禁止偏袒任何一方。[30]如果中立国表现出偏袒态度，就是放弃中立立场并成为参战国。从法律角度来看，与派遣地面部队参战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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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旧世界秩序禁止歧视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先前存在的条约。[31]如果在战争开始之前，两个国家就约定了的话，那么一个国家是被允许向一个参战国提供援助的，因为提供援助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而不是帮助受害者。换句话说，禁止歧视原则禁止非交战方惩罚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一方——同样的逻辑给予了士兵和主权者以杀人许可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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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778年法国与美国的同盟条约并没有引发这种例外。正如杰斐逊认识到了而热内没有认识到的那样，禁止帮助法国的敌人这一点应该根据现有的中立规则来解释。中立性要求严格的公正性。如果英国不能利用美国港口来装备私掠船，那么万国法也不允许法国出于相同目的使用港口。为了证明他关于“那条法律和惯例是什么”的观点，杰斐逊大段引用了瓦特尔法语原版著作，然后得出结论，他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拒绝法国使用美国港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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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杰斐逊“提出瓦特尔的格言”来证明他对条约解释的合理性，热内大为光火。[34]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引用当时顶级法律权威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之外，杰斐逊会如何支撑他的解释。确实，法国使者对国际法的不熟悉让杰斐逊感到震惊。万国法构成了外交实践的基本规则。“热内对这个问题相关知识的无知令人惊讶，”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信说，“我想，他从来没有读过这门学科的任何一本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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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没有认识到，在旧世界秩序中，公正义务是被如此严肃地对待，哪怕是表现出一点偏袒的样子，政治家也会深感不安。事实上，当杰斐逊在6月5日严厉批评了热内使用美国港口之后，他试图以善意的结语来缓和其信件中的严肃口吻。“您在信中所表达的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拥护的保证，使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也同样真诚地表达我国对贵国的友谊和拥护，”杰斐逊写道，“没有人比我更热切地希望，这种局面能够长久而坚定地持续下去。”[36]然而，司法部长认为，这些安慰性情绪过于同情法国了。“如果我代表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我应该同样真诚地同意最后一条。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不得不相信，抛开情感上的互惠，保持中立态度更符合我国利益。”[37]杰斐逊这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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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世界秩序对歧视原则有不同规定，法国外交部给予热内的最初指示也就失去了意义。法国想要获得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但当时这种援助并不存在。美国向法国提供任何偏袒性的支持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宣战借口（casus belli），都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导致军事反应的交战行为。吉伦特派应该意识到，美国政府不会让它的领土被用来招募起义军以煽动叛乱。以这种方式援助法国是对英国和西班牙的一种战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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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不能提前偿还其欠法国债务。即使美国能够筹措剩下的300万美元，过早还清债务也会违背公正义务，并损害其中立性。[38]热内未能完成使命，不是因为他外交上不成熟，而是因为他遭遇了更强大的力量——旧世界秩序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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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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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斐逊直截了当地下达命令要阻止他，但热内并没有收敛。除了组织暴动性的探险队前往肯塔基之外，他在费城的港口装备了另一艘私掠船，重新命名它为“拉帕蒂特民主号”（La Petite Democrate），将其装配的大炮由4门增加到14门，招募了120名船员，其中包括一些美国公民。美国政府直到一个月后才发现了这种在自己首都心脏地带的公然挑衅行为，这是美国政府软弱的表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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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总统收到消息后，下令进行调查。当调查证实了这一报告内容后，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命令热内不要让“拉帕蒂特民主号”离开港口。尽管他和热内的关系很友好，但热内却被激怒了。他声称自己有权在美国港口装备捕获船，并把它们派到海上去。他接着也这样做了。但后来，他发出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觉得厚颜无耻的威胁。他告诉达拉斯，他将“不服从总统的指令而交由人民来裁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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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总统失去了耐心。他不能允许法国大使利用自己的选民来威胁自己。热内必须离开。杰斐逊搜集了许多热内的不当言行并附上了证明文件，然后寄给了法国政府，要求将他召回。法国政府欣然应允。这不仅是因为法国政府依旧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帮助，还因为热内是吉伦特派成员，而这一派已经被由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领导的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s）所取代。为了证明这次召回的合理性，雅各宾派指控热内是一名对法国不够忠诚的英国特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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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并没有愚蠢到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回到法国。他留在了美国，不久就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的女儿结了婚。热内退出了公众视野，在距离奥尔巴尼三英里的哈德逊河沿岸定居下来，成为一个农民绅士。[42]在空暇之余，他梦想着发明新东西，比如一个带有稳定器和方向舵的雪茄形状的氢气球，他在183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其做了详细描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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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的发明是异想天开，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设想建立在对物理学定律完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事实，试图证明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却徒劳无功，”一位书评作者写道，“它们就……相当于证明二加二等于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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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者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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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古希腊和古罗马不承认战争中的中立。[45]古代城邦国家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例如，这些学者指出，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中立”这个词。意大利语“Amici”（朋友）和拉丁语“socii”（朋友）都是盟友的意思，而不是中立者。无论古代国际法是否承认战争中的中立，旧世界秩序确实承认中立。实际上，到18世纪，各国发展出了一套丰富且详细的规则来规范那些希望在战争中置身事外的国家的行为，其中许多是由像瓦特尔这样的著名法学权威在法律论文中论述的，并且后来被编纂进了1907年的《海牙第五公约》（the fifth Hague Conventio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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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并不是简单地说各国可以选择中立，它们也赋予了国家许多宝贵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被强迫与另一个国家并肩作战，当然，前提是它事先没有同意建立军事联盟。此外，中立国家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敌对方可以在彼此土地上作战，也可以在公海上作战，但中立国的领土是禁区。在中立领土上征募士兵也是被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热内的活动严重侵犯了美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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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中立者也有与交战方进行贸易的权利，贸易并没有损害中立性。因此，英国不能且也没有抱怨美国向法国出售商品，即使法国及其殖民地会因没有美国出售的农产品而陷入饥荒。通过确保中立者与交战方进行贸易的权利，旧世界秩序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降到了最低。当战争爆发时，经济不会停止运行，世界将继续保持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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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权利的出现，责任也随之而来。公民热内事件表明，中立者应该绝对公正，除非有明确的协议，否则禁止他们歧视交战方。正如瓦特尔所言，“一个中立且公正的国家，不应因为一方正与另一方产生争执，而拒绝为其提供它给予另一方的东西”。[47]杰斐逊在他6月17日写给热内的信中完整地引用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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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义务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法律规则。它体现了格劳秀斯的基本论点——赋予杀人许可权的理由——任何局外人都无法够判断战争的正义性。公正的义务也不只是禁止非交战方公然参加战斗。通过要求中立者平等对待交战双方，公正的义务排除了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如果中立者与一方进行贸易而将另一方排除在外，那么中立方的身份——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双方共同的朋友”——就会变成一个共同参战国，一个贸易同盟。瓦特尔明确指出了中立性丧失的逻辑。“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一方与另一方交战，它希望偏袒后者而拒绝前者，那就背离了严格中立的路线。”[48]尽管中立方没有开火，但贸易歧视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允许另一方用武力来对其加以回应的战争行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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