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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的发明是异想天开，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设想建立在对物理学定律完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事实，试图证明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却徒劳无功，”一位书评作者写道，“它们就……相当于证明二加二等于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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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者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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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古希腊和古罗马不承认战争中的中立。[45]古代城邦国家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例如，这些学者指出，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中立”这个词。意大利语“Amici”（朋友）和拉丁语“socii”（朋友）都是盟友的意思，而不是中立者。无论古代国际法是否承认战争中的中立，旧世界秩序确实承认中立。实际上，到18世纪，各国发展出了一套丰富且详细的规则来规范那些希望在战争中置身事外的国家的行为，其中许多是由像瓦特尔这样的著名法学权威在法律论文中论述的，并且后来被编纂进了1907年的《海牙第五公约》（the fifth Hague Conventio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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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并不是简单地说各国可以选择中立，它们也赋予了国家许多宝贵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被强迫与另一个国家并肩作战，当然，前提是它事先没有同意建立军事联盟。此外，中立国家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敌对方可以在彼此土地上作战，也可以在公海上作战，但中立国的领土是禁区。在中立领土上征募士兵也是被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热内的活动严重侵犯了美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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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中立者也有与交战方进行贸易的权利，贸易并没有损害中立性。因此，英国不能且也没有抱怨美国向法国出售商品，即使法国及其殖民地会因没有美国出售的农产品而陷入饥荒。通过确保中立者与交战方进行贸易的权利，旧世界秩序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降到了最低。当战争爆发时，经济不会停止运行，世界将继续保持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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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权利的出现，责任也随之而来。公民热内事件表明，中立者应该绝对公正，除非有明确的协议，否则禁止他们歧视交战方。正如瓦特尔所言，“一个中立且公正的国家，不应因为一方正与另一方产生争执，而拒绝为其提供它给予另一方的东西”。[47]杰斐逊在他6月17日写给热内的信中完整地引用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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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义务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法律规则。它体现了格劳秀斯的基本论点——赋予杀人许可权的理由——任何局外人都无法够判断战争的正义性。公正的义务也不只是禁止非交战方公然参加战斗。通过要求中立者平等对待交战双方，公正的义务排除了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如果中立者与一方进行贸易而将另一方排除在外，那么中立方的身份——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双方共同的朋友”——就会变成一个共同参战国，一个贸易同盟。瓦特尔明确指出了中立性丧失的逻辑。“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一方与另一方交战，它希望偏袒后者而拒绝前者，那就背离了严格中立的路线。”[48]尽管中立方没有开火，但贸易歧视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允许另一方用武力来对其加以回应的战争行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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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历史记录显示，到18世纪末，严格的公正原则被严格遵守着。当代经济制裁的权威研究者不无困惑地指出：“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对这一观点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认为这是一项独立政策，即经济制裁可以取代武装敌对行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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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论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制裁姗姗来迟是由于缺乏想象力，似乎限制中立者的贸易行为是一种新的治国方略，必须在付诸实践之前凭空想象出来。但是，经济制裁的姗姗来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旧世界秩序不允许非交战方强制实施经济制裁。对于一个中立者来说，对一个交战方实施贸易制裁将会违反自己的公正义务，这是一种许可对方对自己发动战争的错误。在今天没有意义的东西在旧世界秩序中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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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国家来说，中立的严厉性是一种束缚，严重限制了它们帮助朋友的自由——除非它们想要战争。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对中立方的要求极大地解放了自己的束缚。因为法律赋予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借口。拒绝帮助一方并非声明该方所进行的事业具有非正义性——它仅仅是遵守规则。因此，杰斐逊可以通过引用瓦特尔的观点来否定热内的请求。从他那财政拮据、军事孱弱的政府的角度来看，拒绝法国租借港口用于装备私掠船或加快偿还法国债务的法律障碍并不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限制，反而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中立也带来了格劳秀斯思想所排除的东西——帮助盟友但不让本国卷入战争的能力，也就是保持处于和平状态的能力，以及与冲突双方进行贸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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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热内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公使前不久，他曾写过一份报告，建议将“大使”替换为共和党人更倾向的“公使”。参见 Harry Ammon，The Genet Mission （New York：W. W. Norton，19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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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法国的反革命分子在普鲁士集结，威胁要发动袭击并将革命者赶下台，但威胁并不大。因为，一方面武装流亡分子的人数仅为2万。另一方面，革命者关于战争的解放潜力的观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不仅被法国宣战的理由证明，还被这一事实证明，即法国进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反革命分子聚集的普鲁士。参见David A. Bell，The First Total War：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2007），110-11，114-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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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Editorial Note：The Recall of Edmond Charles Genet，” in PTJ，Vol. 2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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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Paine to George Washington，May 1，1790，Thomas Paine National Historical Association，http：//www.thomaspaine.org/letters/george-washington/to-his-excellency-george-washington-may-1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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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mon，The Genet Mission，2-3；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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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mon，The Genet Mission，5-9，17；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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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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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埃尔金斯（Elkins）和 麦克特里克（McKitrick）认为，法国吉伦特派对外交是无知的，他们对美国中立显然想“鱼与熊掌兼得”。参见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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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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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3；Ammon，The Genet Mission，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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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aspard Monge to Citizen Genet，February 8，1793，in Actes et Memoires Concernant Les Negociations Qui Ont Eu Lieu Entre La France et Les Etats-Unis de l’Amerique，Vol. 1 （London：J. G. B. Vogel，1807），12；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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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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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45，348；Gordon S. Wood，Empire of Liberty：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1789-181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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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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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格兰奇号”在美国水域德拉华湾被捕获，使得这一事件在外交上引起轩然大波。参见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43；Ammon，The Genet Mission，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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