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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69-71；Ammon，The Genet Mission，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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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mmon，The Genet Mission，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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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mmon，The Genet Mission，119-20，155-60，170-72，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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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homas P. Jones，“The Baseless Fabric of a Vis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 Arts 13 （18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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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例如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8th ed. （London：Sampson Low，186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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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ague Convention （V） of 1907，Art. 9，in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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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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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7.104.也可参阅Hague Convention （V） of 1907，Art. 7 and 9，in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根据格劳秀斯的观点，公正的义务只适用于“值得怀疑的事情”，但这种情况很明显的话，即当“一个人因支持一项邪恶事业可能会变得更强大，或者发动正义战争的人的行动可能会由此受到阻碍”时，公正的义务不适用。参见DJB，3.17.3.1。格劳秀斯认为，在明确的情况下，公正的义务不适用，不像征服规则、炮舰外交和杀人许可适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的实践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责任。请参阅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1.5.5。（“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回顾了自然法，因为在历史叙事中，我们一直无法找到任何由万国意志法所建立的东西来掩盖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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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只有在一种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才可以执行歧视。如果一国对于某项事业的正义性怀有强烈信心，它可以宣布放弃中立，加入受害者阵营。一个国家也可以同时与交战双方保持和平，但它也可以与一方开战以拯救另一方。Vattel，The Law of Nations，3.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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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Gary Hufbauer 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3rd ed. （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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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结束语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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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4日，参加第一次海牙战争法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以纪念雨果·格劳秀斯生平的方式庆祝国庆。美国国务院委托柏林最好的珠宝商为格劳秀斯墓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银花圈。那是一个镀银大花环，一边是带有镀银橡子的橡树，另一边是带有镀银浆果的月桂。底部的花茎由一条巨大的银丝带和蓝色珐琅上刻有铭文的蝴蝶结连在一起。纪念牌匾上这样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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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雨果·格劳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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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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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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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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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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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庆祝活动在安葬格劳秀斯的代尔夫特新教教堂里举行。仪式以唱诗班演唱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带给我们和平喜讯的使者是多么可爱》（“How Lovely Are the Messengers That Bring Us Good Tidings of Peace”）开始。美国代表团团长暨此次活动组织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致辞中这样评价《战争与和平法》：“在所有声称并非神灵启示的著作中，这本书被证明是对人类最伟大的福佑。它的作者是一个因其政治观点和宗教立场而被谴责且被憎恨的人。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阻止不必要的苦难、痛苦和悲伤；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军人职业变得崇高；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促进和平的福祉，减少战争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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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劳秀斯在“圣卡塔琳娜号”案中的主张、他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广泛游说活动，以及他对旧世界秩序的哲学建构来看，怀特对《战争与和平法》的评价是荒谬的。怀特让格劳秀斯听起来像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却是主张贸易公司和主权国家拥有在全球发动战争的权利的首席发言人，如果不是设计师的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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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国际主义作家正确理解了格劳秀斯的作品。康德（Kant）称格劳秀斯是主战论者中“令人遗憾的安慰者”。[3]卢梭（Rosseau）认为格劳秀斯“对暴君再有利不过了”，并认为他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没什么区别，而霍布斯认为，不存在管理战争的正义规则。[4]这些国际主义者之所以重视格劳秀斯思想的启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它的影响——用康德的话来说，它“被引用来为军事侵略辩护”的频率有多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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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声音早已被其他声音淹没了，比如在代尔夫特举行的仪式上，与会者们就颂扬格劳秀斯对和平与国际法的贡献。他不仅仍然被尊为“国际法之父”，还是“和平宫”——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大楼的名称——的守护神。和平宫图书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格劳秀斯派图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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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被误解了这么久，部分是缘于一个历史的意外：他对范·赫姆斯科克的辩护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没了几个世纪。格劳秀斯从未准备出版其手稿，这些手稿被夹在一堆废旧信件和其他材料中，由其后代继承了下来。当后代中最后一名男性科尔内·格罗 特（Cornet de Groot）去世后，他的财产向公众出售。书商马丁·奈霍夫（Martin Nijhoff）在1864年拍卖了这些文件。莱顿大学法学教授西蒙·菲塞林（Simon Vissering）认识到了手稿的重要意义，并推测它是《海洋自由论》的原稿。[6]这部手稿于1868年出版，但只以拉丁语出版。直到1950年，它才被翻译成英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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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关键方面，这份范·赫姆斯科克的辩护词只是格劳秀斯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的一份粗略的草稿。但它率真直接，不够圆滑，因此暴露了格劳秀斯的真正目的。正如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罗伯特·福罗英（Robert Fruin）所说，他的目标“不是他向我们保证的那样从总体上限制战争，而是恰恰相反，为了维护其同胞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以及占据葡萄牙的垄断地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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