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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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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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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庆祝活动在安葬格劳秀斯的代尔夫特新教教堂里举行。仪式以唱诗班演唱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带给我们和平喜讯的使者是多么可爱》（“How Lovely Are the Messengers That Bring Us Good Tidings of Peace”）开始。美国代表团团长暨此次活动组织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致辞中这样评价《战争与和平法》：“在所有声称并非神灵启示的著作中，这本书被证明是对人类最伟大的福佑。它的作者是一个因其政治观点和宗教立场而被谴责且被憎恨的人。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阻止不必要的苦难、痛苦和悲伤；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军人职业变得崇高；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促进和平的福祉，减少战争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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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劳秀斯在“圣卡塔琳娜号”案中的主张、他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广泛游说活动，以及他对旧世界秩序的哲学建构来看，怀特对《战争与和平法》的评价是荒谬的。怀特让格劳秀斯听起来像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却是主张贸易公司和主权国家拥有在全球发动战争的权利的首席发言人，如果不是设计师的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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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国际主义作家正确理解了格劳秀斯的作品。康德（Kant）称格劳秀斯是主战论者中“令人遗憾的安慰者”。[3]卢梭（Rosseau）认为格劳秀斯“对暴君再有利不过了”，并认为他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没什么区别，而霍布斯认为，不存在管理战争的正义规则。[4]这些国际主义者之所以重视格劳秀斯思想的启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它的影响——用康德的话来说，它“被引用来为军事侵略辩护”的频率有多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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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声音早已被其他声音淹没了，比如在代尔夫特举行的仪式上，与会者们就颂扬格劳秀斯对和平与国际法的贡献。他不仅仍然被尊为“国际法之父”，还是“和平宫”——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大楼的名称——的守护神。和平宫图书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格劳秀斯派图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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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被误解了这么久，部分是缘于一个历史的意外：他对范·赫姆斯科克的辩护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没了几个世纪。格劳秀斯从未准备出版其手稿，这些手稿被夹在一堆废旧信件和其他材料中，由其后代继承了下来。当后代中最后一名男性科尔内·格罗 特（Cornet de Groot）去世后，他的财产向公众出售。书商马丁·奈霍夫（Martin Nijhoff）在1864年拍卖了这些文件。莱顿大学法学教授西蒙·菲塞林（Simon Vissering）认识到了手稿的重要意义，并推测它是《海洋自由论》的原稿。[6]这部手稿于1868年出版，但只以拉丁语出版。直到1950年，它才被翻译成英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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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关键方面，这份范·赫姆斯科克的辩护词只是格劳秀斯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的一份粗略的草稿。但它率真直接，不够圆滑，因此暴露了格劳秀斯的真正目的。正如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罗伯特·福罗英（Robert Fruin）所说，他的目标“不是他向我们保证的那样从总体上限制战争，而是恰恰相反，为了维护其同胞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以及占据葡萄牙的垄断地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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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接触他的早期作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透过国际主义者的视角来解读格劳秀斯。当以这种方式阅读其作品时，就有可能找到许多似乎充满了和平主义思想的篇章。格劳秀斯的崇拜者引用了《战争与和平法》开头的著名段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我观察到，人们对于战争缺乏克制，甚至连野蛮的国家也应该对此感到羞耻；我观察到，人们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而诉诸武力，而当武器一旦被拿起，人们就不再对法律、神灵或人有丝毫尊重了。”[9]人们通常认为，格劳秀斯指的是始于1618年并差点摧毁了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0]如果像这样善意解读的话，《战争与和平法》的目的是试图减少战争的数量，并使仍然存在的冲突更人道、破坏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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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下了《战争与和平法》，但他不知道这是三十年战争。他在冲突刚开始时写下前述著名段落，当时还只是五年或六年战争，远远早于法国或瑞典介入冲突。格劳秀斯可能指的不是德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他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欧洲帝国之间在东印度群岛的斗争。事实上，这本书的目的在接下来（经常被忽略）的段落中变得清晰起来：“面对这种绝对的冷酷无情，许多人，他们根本不是坏人，竟然禁止向基督徒使用一切武器。”[11]换句话说，格劳秀斯担心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冲突会给战争带来恶名，而和平主义者会赢得结束战争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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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的著作有一个方面值得赞扬。格劳秀斯不仅仅寻求正义战争合法化，他还寻求消除另一种战争，即寻求净化邪恶之地或异端蔓延之地的战争，这些可被称为“净化战争”（“hygienic wars”）。在这些冲突中，杀戮通常不是弥补错误的手段，杀戮本身就是目的。许多圣战，如《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圣战和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都是“净化战争”。它们是血腥的灭绝战，想要将异教徒从圣地上消灭。或许因为他是一名在一场恐怖的宗教冲突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教徒，所以格劳秀斯否认净化战争的合法性。他否认宗教差异是战争的正义理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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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劳秀斯的目的并不是结束战争。他是一名干涉主义者，坚持认为即使其他战争，如净化战争，不可接受，但发动正义战争是可以接受的。格劳秀斯不反对战争，也不寻求让世界因为和平而安全。相反，这位“国际法之父”的标志性贡献是使世界因为战争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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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劳秀斯坚持认为战争只能为正义而战，但他也明白，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中，正义有很多种。全球商业往来和国际合作所赖以存在的合法权利的稳定性将因对特定冲突正义性的不同理解而受到损害。让受害者通过战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让非受害者也从战争中获得合法权利。当强权即公理时，对正义的多重观点不再重要，所有参与战争的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非受害者，都有杀人许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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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并没有发明征服、发动战争的刑事豁免、炮舰外交的原则，或者中立公正的观念。他只不过是基于前人的直觉知识和著作建立自己的思想并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在某些情况下，他只是在描述几十年来的实践，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然而，格劳秀斯比任何其他人看得更清楚，这些规则相互交织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同时，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晰地表达出了该体系的残酷逻辑。格劳秀斯明白，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上，一旦战争是合法的，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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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描述的国际秩序的逻辑结构可能如下图所示。这张图表不仅突出了战争与和平各自的规则，还强调了它们如何结合成一个体系。一旦国家享有使用武力行使其权利的特权，一系列法律规则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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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人们聚集在代尔夫特，向一位思想家致敬，而这位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却是他们唾弃并为改变之而奋斗的那些思想。雨果·格劳秀斯并不是伟大的和平信徒，他是伟大的战争辩护者。[13]作为主要的干涉主义思想家，他将大规模屠杀人类重新定义为一种正当的道德和法律程序。他还为各国合法化战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现在，统治者可以否认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相反，他们可以宣称，他们是在为公民的自然权利而战。他们发动战争，只是在做被统治者委派他们去做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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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雨果所建构的理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充满智慧力量的成果，甚至也是一个美好的成果。它也是一种法律框架。在代尔夫特庆典十几年后，正是这个法律框架准许了一场道德上荒谬到任何理性的人都不能宽恕的战争。1914年开始的那场战争是旧世界秩序的恐怖顶点。它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世界各国领导人陷入绝望。它促使另一位公司律师重新思考这个为如此之多痛苦辩护的理论，并重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下，战争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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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庆祝仪式的描述，请参阅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of The Hague，Hugo Grotius Celebration，Delft：Proceedings at the Laying of a Wreath on the Tomb of Hugo Grotius in the Nieuwe Kerk，in the City of Delft July 4th 1899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899）。关于怀特大使的致词，请参阅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of The Hague，Hugo Grotius Celebration，Delft：Proceedings at the Laying of a Wreath on the Tomb of Hugo Grotius in the Nieuwe Kerk，in the City of Delft July 4th 1899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899），14。关于将格劳秀斯作为和平使者而进行类似于圣徒传记的描述，请参阅C. Van Vollenhoven，“Grotius and the Study of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no. 1 （January 1925）：1-11，especially p. 3 （“Peaceful though he is in heart and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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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格劳秀斯对荷兰商业帝国主义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毕生服务和承诺的明确讨论，请参阅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The Long Goodbye：Hugo Grotius’ Justification of Dutch Expansion Overseas，1615-1645，”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6，no. 4 （June 2010）：38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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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Kant：Political Writings，ed. H. S. Reis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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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ed.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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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nt，“Perpetual Peace，”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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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Preparing Mare Liberum for the Press：Hugo Grotius’ Rewriting of Chapter 12 of De iure praedae in November-December 1608，” Grotiana 26-28 （2005-20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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