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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40年和1951年，克拉克（Clark）和艾伊辛加（Eysinga）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关于英荷贸易会议的档案材料集，请参阅G. N. Clark and Johnkeer W. J. M. van Eysinga，The Colonial Conferences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in 1613 and 1615，Parts 1 and 2 （Amsterdam：Brill，1940，1951）。这些材料揭示格劳秀斯深度介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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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bert Fruin，De Jure Praedae Commentarius：An Unpublished Work of Hugo Grotius’s，trans. H. G. Hamaker （Clark，NJ：Lawbook Exchange，2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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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JB，Prolegomena，Sec.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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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of The Hague，Hugo Grotius Celebratio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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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JB，Prolegomena，Sec.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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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JB，2.20.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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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格劳秀斯发展他的自由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是为了证明荷兰殖民战争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外扩张的正当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格劳秀斯的专家们的共识。参见，例如 Van Ittersum，“The Long Goodbye，” 409 （“格劳秀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确立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思想框架，这一点在法律史、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哲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专家的赞同下已经很快成为新的共识”）。参见，例如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Profit and Principle：Hugo Grotius，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1595-1615 （Amsterdam：Brill，2006）；Peter Borschberg，Hugo Grotius，the Portuguese and Free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2011）；Edward Keene，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Grotius Colonialism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ichard Tuck，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Grotius to Ka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78-108，尤其是第95页［“《战争与和平法》提醒（格劳秀斯的）崇拜者，他依然是赞同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的狂热者。事实上，他是最不可能成为海牙和平宫守护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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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二部分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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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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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早上，一个身材单薄、体弱多病，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19岁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在萨拉热窝用半自动手枪瞄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并开了两枪。第一枚子弹穿透大公的车门，击中了大公妻子索菲亚（Sophie）的腹部，第二枚子弹击中了大公的颈部，刺穿了颈静脉，并卡在了脊柱中。上午11点，哈布斯堡皇朝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和他的妻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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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格劳秀斯的理论，奥匈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除非塞尔维亚满足十项条件，以镇压暗杀背后的“颠覆运动”，否则就会对其开战。[1]塞尔维亚接受了除第六条第二款之外的所有条件，该款坚持要求奥匈帝国直接参与对刺杀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解释说，这种要求无法接受，因为塞尔维亚宪法不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内部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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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条件满足了九成半，奥匈帝国还不满意。1914年7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的叔叔、已经耄耋之年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对塞尔维亚宣战。因为“塞尔维亚拒绝了我国政府正当且温和的要求，”弗朗茨·约瑟夫在战争宣言中解释道，“我必须通过武力来确保这些不可或缺的保证，而这些保证本身就能确保我的国家内部的安宁祥和与外部的持久和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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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俄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开始动员军事力量。德国认为俄国的军事动员无异于宣战。[4]于是，它发表了一份长达48页的宣言，还以小册子形式出售，售价40芬尼。这份宣言的标题是《俄国如何背叛德国的信任从而引发欧洲战争以及法德冲突本应如何避免》（How Russia Betrayed Germany’s Confidence and Thereby Caused the European War and How the Franco-German Conflict Might Have Been Avoided）。[5]针对德国的战争宣言，俄国发布了一则回应宣言，声称是德国忽视了俄国“充满善意的”调停努力，是德国在攻击俄国。[6]由于《法俄同盟军事协定》（Franco-Russian Alliance Military Convention）的存在，德国与俄国开战也就意味着它也要与法国开战。[7]因此，当法国拒绝宣布中立后，德国对法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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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边境戒备森严，德国要求比利时给予自己绕过法国防线的通行权。比利时援引1839年《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加以拒绝。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强国在该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即使如此，德国还是入侵了比利时，它在赌英国不会仅仅因为“一纸协定”而开战。[8]但是，德国赌输了。英国在其入侵比利时的当天便向德国宣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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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奥匈帝国也加入了战团，向英国和法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同样宣布对奥匈帝国作战。很快，许多欧亚国家都选择了立场。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意大利和日本与法国、俄国以及英国结盟。[10]战争宣言和回应宣言指出了一个错误行为和反错误行为的重叠网络，它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合法许可和公共理由。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步——或抑制积怨、猜忌以及令事态开始的野心，这片大陆最终陷入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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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置身于不断升级的混乱之外。欧洲战争爆发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布美国将保持中立。[11]事 实上，许多美国人从战争中看到了机会。由于欧洲的竞争对手忙于战争，美国可以将贸易扩展到新的市场。但威尔逊明白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他告诫公众，只有遵守中立责任，美国才能享有中立的权利：“在这些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在事实上且在名义上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保持公正，必须抑制我们的情感，同时也要对每一项可能被解释为利于一方但反对另一方的交易加以限制。”[12]无论多么轻微，任何偏袒的迹象都可能把这个国家拖入欧洲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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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保持公正态度并不容易。1915年，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英国客轮——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之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13]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听到这场灾难的消息时，他刚吃完午饭，正准备去打高尔夫球。[14]报告中没有提到伤亡情况。当晚快到八点的时候，传来消息说许多乘客可能已经死亡。晚上十点，威尔逊知道了最坏的消息：多达一千名乘客失去了生命。其中肯定有美国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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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竭力保持克制。持反战态度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向德国大使递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照会，寻求“对由此造成的严重局势进行清楚和全面的了解”。此后不久，威尔逊起草了第二份同时也更具对抗性的照会。“男人、妇女和儿童以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境遇被送上了死亡之路”，他写道，他要求德国尊重中立者的权利。由于这份照会措辞不符合自己的反战态度，布莱恩的回应是辞职而不是向德国大使发出照会。无尽的外交争吵接踵而至。到1916年4月，由于德国人继续闪烁其词、避实就虚，威尔逊被激怒了，他威胁要发动战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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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德国最终同意尊重中立国家的权利，称其“现在决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符合中立国利益的方式实施潜艇战”。[17]对威尔逊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远离战争”为口号竞选连任。[18]然而，在距他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不到两周的时候，威尔逊获悉了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出的一份密电的内容。在这份电报中，德国声称要给墨西哥提供机会来扭转1848年美墨战争中的灾难性失败。“并肩作战，共创和平”，这份电报提议。[19]“我们的理解是，重新征服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失去的领土。”[20]一星期后，当电报内容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美国发现在行动上保持中立越来越难，更不用说在思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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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德国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不加警告便对中立船只开火，此举破坏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协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一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宣战。在一次呼应《海洋自由论》——格劳秀斯对使用战争来确保海上自由的辩护[21]——的演讲中，威尔逊认为，“使用武力维护我们的中立权利，反对非法干涉我们利用海洋的权利、反对非法暴力以保护我国人民安全的权利”，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22]该是通过战争执行权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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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伟大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格劳秀斯式战争——为了纠正错误行为而发动，而这些错误行为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出来的。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交战方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难以想象的破坏。它们导致800万战斗人员死亡[23]、700万人永久性伤残，另有1500万人受伤。据一项估计，大约有3.5%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战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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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威尔逊曾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5]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如何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还远不清楚，更不用说结束一切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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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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