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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边境戒备森严,德国要求比利时给予自己绕过法国防线的通行权。比利时援引1839年《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加以拒绝。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强国在该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即使如此,德国还是入侵了比利时,它在赌英国不会仅仅因为“一纸协定”而开战。[8]但是,德国赌输了。英国在其入侵比利时的当天便向德国宣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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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奥匈帝国也加入了战团,向英国和法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同样宣布对奥匈帝国作战。很快,许多欧亚国家都选择了立场。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意大利和日本与法国、俄国以及英国结盟。[10]战争宣言和回应宣言指出了一个错误行为和反错误行为的重叠网络,它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合法许可和公共理由。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步——或抑制积怨、猜忌以及令事态开始的野心,这片大陆最终陷入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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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置身于不断升级的混乱之外。欧洲战争爆发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布美国将保持中立。[11]事 实上,许多美国人从战争中看到了机会。由于欧洲的竞争对手忙于战争,美国可以将贸易扩展到新的市场。但威尔逊明白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他告诫公众,只有遵守中立责任,美国才能享有中立的权利:“在这些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在事实上且在名义上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保持公正,必须抑制我们的情感,同时也要对每一项可能被解释为利于一方但反对另一方的交易加以限制。”[12]无论多么轻微,任何偏袒的迹象都可能把这个国家拖入欧洲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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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保持公正态度并不容易。1915年,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英国客轮——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之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13]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听到这场灾难的消息时,他刚吃完午饭,正准备去打高尔夫球。[14]报告中没有提到伤亡情况。当晚快到八点的时候,传来消息说许多乘客可能已经死亡。晚上十点,威尔逊知道了最坏的消息:多达一千名乘客失去了生命。其中肯定有美国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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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竭力保持克制。持反战态度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向德国大使递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照会,寻求“对由此造成的严重局势进行清楚和全面的了解”。此后不久,威尔逊起草了第二份同时也更具对抗性的照会。“男人、妇女和儿童以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境遇被送上了死亡之路”,他写道,他要求德国尊重中立者的权利。由于这份照会措辞不符合自己的反战态度,布莱恩的回应是辞职而不是向德国大使发出照会。无尽的外交争吵接踵而至。到1916年4月,由于德国人继续闪烁其词、避实就虚,威尔逊被激怒了,他威胁要发动战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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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德国最终同意尊重中立国家的权利,称其“现在决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符合中立国利益的方式实施潜艇战”。[17]对威尔逊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远离战争”为口号竞选连任。[18]然而,在距他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不到两周的时候,威尔逊获悉了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出的一份密电的内容。在这份电报中,德国声称要给墨西哥提供机会来扭转1848年美墨战争中的灾难性失败。“并肩作战,共创和平”,这份电报提议。[19]“我们的理解是,重新征服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失去的领土。”[20]一星期后,当电报内容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美国发现在行动上保持中立越来越难,更不用说在思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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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德国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不加警告便对中立船只开火,此举破坏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协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一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宣战。在一次呼应《海洋自由论》——格劳秀斯对使用战争来确保海上自由的辩护[21]——的演讲中,威尔逊认为,“使用武力维护我们的中立权利,反对非法干涉我们利用海洋的权利、反对非法暴力以保护我国人民安全的权利”,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22]该是通过战争执行权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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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伟大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格劳秀斯式战争——为了纠正错误行为而发动,而这些错误行为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出来的。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交战方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难以想象的破坏。它们导致800万战斗人员死亡[23]、700万人永久性伤残,另有1500万人受伤。据一项估计,大约有3.5%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战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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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威尔逊曾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5]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如何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还远不清楚,更不用说结束一切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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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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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近4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就领土和赔偿问题进行讨论。[26]同这场战争一样,巴黎和会也是按照旧世界秩序的规则进行的。英国和法国坚持要对德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削弱德国的实力,同时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领土边界要重新划定,以牺牲失败者的利益来奖赏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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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确保和平呢?威尔逊的解决方案是创设一个规范国际事务的新组织,用其“十四点和平计划”的话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国家联盟”,它将“一视同仁地为大国和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保证”。[27]它被称为“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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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新联盟职能的文件《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试图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确保和平。《国际联盟盟约》要求成员国不得将争端诉诸战争,而是将其提交给联盟解决,要么提交给当事各方同意设立的仲裁法庭,要么提交给新的常设国际法院,或者是接受联盟理事会的“调查”。[28]在上述机构其中之一做出裁决之前,各国有义务等待。如果一个国家在争端中获胜,失败方需遵守裁决,胜利方也不能发动战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被裁决失败且不愿意服从裁决,裁决结果发布三个月后,可以诉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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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盟约》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还创设了一种强制各国执行的新机制。其中第10条和第16条规定,违反《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而发动战争的成员国将面临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的制裁,不仅包括贸易和金融制裁,还包括军事制裁。如果有必要,国际联盟会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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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威尔逊总统开始了一次雄心勃勃但使他精疲力竭,足迹遍及全美国的行程,他在22天内行程8000英里,以推动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我的委托人是孩子们;我的委托人是下一代,”他在此次行程最后一次主要演讲中宣称,“他们不知道,当我命令美国军队开赴法国国土时,我承诺了什么,我答应了什么。但我知道,并且我打算兑现我对孩子们的承诺;他们再也不会因类似使命而被派遣出去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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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批评者后来指责的,国际联盟的问题并不是它试图做太多的事情来维护和平——而是它做得太少了。国际联盟虽然削减了个体的战争权,但减少幅度不大。即使法庭驳回了各国的要求,它们也可能在三个月后开战。为了执行这些对战争权利的温和限制,国际联盟强化了战争责任。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在多数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国联理事会有权命令成员国拿起武器来维护《国际联盟盟约》。为了解决战争问题,国际联盟的答案似乎是……更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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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合法的制度,战争曾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即使它是一场毁灭数百万人生命的血腥大屠杀,并且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国际联盟并没有预示着旧世界秩序的终结,只是延缓了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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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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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莱文森(Salmon Levinson)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芝加哥一名成功的公司律师,在一些重大金融重组案件中扮演关键角色。[30]他有许多知名的客户,包括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the St. Louis and San Francisco Railroad),还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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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拥有丰富的从商经验。1848年,他的祖父母和父亲为躲避政治动荡,从德国移民到美国,那时他父亲才18岁。后来,萨尔蒙的父亲在印第安纳州的诺布尔斯维尔找到了一份裁缝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店铺发展成了这个城市最成功的服装店之一。甚至在萨尔蒙十几岁的时候,他每天早上6:30就打开店门,直到上课之前都和父亲一起工作。可能是犹太人入学指标限制的原因,他被耶鲁大学拒绝,而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但他锲而不舍,在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将他拒之门外的考试之后,他被允许转到耶鲁大学继续完成大四学业。毕业后,他回到芝加哥从事法律工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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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主义者,但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萨尔蒙对国际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他是犹太裔德国移民的儿子和孙子,但他并不太关注欧洲以及欧洲事务。他在法律职业道路上继续成功前行,但1914年以前,他在写给朋友和同事的信中提到美国之外事情的次数屈指可数。[32]他是完美的公司律师——勤奋努力,在压力下保持冷静,讨厌无谓的争斗。他唯一的政治参与是偶尔的竞选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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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抛售面前收市,这是其历史上第三次收市。[33]这一切的毫无意义激怒了莱文森。他抱怨利率攀升,以及威尔逊“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我们征税,就像我们自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样”的决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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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看到了德国移民、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之间的交锋后,他才决定对此做些什么。希夫将战争归咎于英国,称它“不愿停止对德国的压榨”,而艾略特则认为,德国已经表现出不愿妥协的迹象,这将带来两种可能性,即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帝国,要么彻底垮台”。[35]莱文森判断,如果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谈判技巧让这些顶尖的知识分子赞同一项计划,把欧洲的战争推向终结,那么,或许有“极小的机会取得某种成功”。[36]他开始确信,国际关系与工业关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说服各方采取理性的行动,说服他们不要让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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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广博的人脉关系网,成功地与希夫和艾略特见了几次面——恭维和劝导一方之后接着恭维和劝导另一方,让他们克服对彼此的厌恶,并同意会面以找到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对莱文森来说,这么做不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还有两个适龄参战的儿子。[38]但局势进展之快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德国军队的军事胜利,加上“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终结了他能促使双方妥协的希望。“‘摧毁卢西塔尼亚号’的鱼雷,”他后来写道,“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和平计划,而我在这方面的乐观主义态度有待修正。”[39]不到两年后,他的儿子以及美国就在欧洲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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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在希夫和艾略特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努力虽然没有结果,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与希夫的通信中,他开始发展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思想。“由于法庭彻头彻尾地保护犯罪国家的贪婪侵略,”他在1917年8月写道,“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疾病是战争的合法性和实用性。鉴于我们都承认和认可战争合法,因此从道德上讲,我们都是帮凶。”[40]他总结道:“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制定战争法,而应该制定反对战争的法律,正如没有谋杀法和投毒法而只有反上述行为的法律一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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